马克思的交往理论

第一节　马克思的交往理论

众所周知，早在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创立时期，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对社会分工产生、发展和消灭的坚实基础上形成的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个人之间的交往、民族内部与民族外部的交往、普遍交往、世界交往等一系列有关“交往”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论述，完全可以说，他们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交往”这一概念的。之所以讲“比较宽泛”，是因为这一概念原本含义很广，它包括个人、社会团体、阶级、民族、国家的一切往来。而他们使用的这一概念，从整体上概括了人类生活的两大基本领域或曰方面:物质生产活动领域和精神生产活动领域。与这两大领域相对应，自然存在两种最基本的交往领域: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很明显，在他们那里，“交往”这一术语包括生产关系，此外也包括由生产关系产生的其他关系，它的基本内容就是指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存在的物质关系。为了表示这些关系所代表的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及其所规定的社会性质，马克思、恩格斯也使用“交往形式”这一术语，以此表示“基础”这一概念，它同此前的“市民社会”应当是属于同一序列、同等程度的概念。而依据实践的唯物主义所决定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在这两种交往中，人们的物质交往最终决定人们的精神交往，而不是相反。因此，科学的交往理论得以产生，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大创举。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观点，物质交往主要是由人们的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体现出来的交往形式，人们为了生存，必须要进行或曰从事一定的生产和劳动实践活动，而这种活动必须是在人们之间的相互协作、配合或曰协调一致的前提条件下进行或曰实施的，这种协作、配合或曰协调一致正是物质交往及其实质内容，舍此，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便不能进行，从而人类就不能存在。在这里，物质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他们后来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物质交往恰恰成为从根本上拓展人类个体活动的基本内容和范围并使之转化为作为人类社会的人的活动的最终原因、基本途径和一般方式。从基本情况来看，随着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的性质的改善和水平的提升，人们的交往活动也就会相应地得到提高与发展，这种提高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交往关系的日益复杂、交往内容的逐渐丰富和交往形式的日益多样化乃至交往前景的更加广阔这一类状况上。人类在原始社会时期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是十分简单的，仅以交换形式为例，就可以看出从简单的物质交换发展到出现以比较固定的媒介进行交换再到出现使用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的商品——货币进行交换或曰流通，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正是这种交往的发展才逐步向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提出了更新的要求和更高的标准，而后这些要求和标准才进一步推动了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最终推动了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乃至社会的进步。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进一步阐述了人们的交往活动与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本质联系:“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¹⁾这是社会形态发展的总过程，也正是人们的交往活动不断进步的总趋势。从根本意义上讲，社会发展就是人的发展，精确地讲，就是建立在交往活动和交往形式不断发展的坚实基础上的人的个体的发展或曰进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孕育和产生的近代大工业的出现，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增长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劳动者阶级——无产阶级，作为社会的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也就在客观上亦即在物质条件上不自觉地为自己的掘墓人创造了普遍的广泛的交往的物质与精神条件，从而使“自由联合起来的个人之间的自由交往关系”的产生和形成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资产阶级与历史上其他剥削阶级一样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在这一历史阶段上，正是由于生产力性质的极大改善和水平的极大提高，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交往才为具有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而广泛的个人交往所逐渐代替，而从全球范围来说，这种真正意义上的交往成为历史发展的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而只有这种普遍交往，才能使“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²⁾，即真正促进人的个体的发展或曰进步。

精神交往则是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的整体反映和必然产物，它实质上是人们的精神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部分，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与人之间为了交流信息、愿望、思想、情感等等精神因素的形式并将其通过各种媒介物表达出来的精神活动。人的精神交往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下才不断向前发展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实际上也只有在精神交往活动中才能实现并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揭示和说明。

由于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精神交往必然同样对人们的物质交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制约着进而推动着整个社会的发展。首先，精神交往推动社会意识具有反作用。同语言一样，社会意识也是在生产活动中由于协作、配合、协调一致的客观需要才产生的。而社会意识反过来对人们的物质交往又具有一定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必须通过人们的信息、愿望、思想、情感等形式的精神交流才能实现。而当这种意识实质上是将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逐步内化和融入整个社会的人们的思想、情感、意志之中时，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对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予以认同、皈依和服从的过程，从而达到统治阶级从根本上支配和规范人们的行动，决定人们的物质交往过程的最终目的;反之，当那种对于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具有明显的抵触、消融、颠覆、破坏和瓦解作用的意识内化和融入被统治阶级的思想、情感和意志中去时，则完全可能通过指引人们的行动乃至实践活动从而对统治阶级的利益构成现实的威胁。马克思就高度重视这一过程，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³⁾而理论为什么能够被群众所掌握，以及如何被群众所掌握，就是因为它是与人们的交往分不开的、水乳交融的，而从本质上讲，理论掌握群众的过程其主要形式就是精神交往的过程，就是理论引导群众，群众运用理论、实现理论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批判分析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交往活动被扭曲、被破坏、被毒化总之被异化的深刻本质。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指出，正是这种被异化的本质才促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交往的社会的悲剧，而这种悲剧的根源正是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的根源则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或曰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马克思对交往异化的分析最早见于《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在这篇摘要中，他对国民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因为国民经济学把社会看做是一系列的相互交换及通过交换相互结合的活动。在他看来，交换或物物交换之所以最终发展成为异化的社会交往，原因就在于交换或物物交换是建立在人对物的依赖基础上的，每个人都是以对方的使用价值的形式出现的，因而人只是手段或曰客体，而不是目的或曰主体。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应当受到批判的一个基本依据，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也就是马克思的最为卓越的贡献之一。马克思从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出发对这种异化现象作了深刻的剖析。他指出，分工使人表面上变得独立起来，但同时也就加剧了人对物和外在交往的严重依赖，这种依赖表现为一种自发的、客观的外在社会联系，人在这种联系中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外在的主体，实际上是一种不独立的主体，在特定条件下还是一种客体。由于社会分工日益发展，为了满足人的各种需求，从根本上讲，为了人的生存，人们不得不进行交往活动或曰交往实践。这正如马克思所说，“普遍的需求和供给互相产生的压力，促使毫不相干的人发生联系”。⁽⁴⁾这种联系完全受到了物的控制(实际上是商品的控制，特定意义上讲是物欲的控制或曰支配)，正是这种控制使进行交往的人的个体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冷漠，这时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的必然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关系的独立的人，即自己经营的奴隶，自己以及别人的私欲的奴隶。”⁽⁵⁾这也就是说，在社会的普遍的物质与精神交往中，人本来应当操控自己的交往活动，从而成为他自己本身以及他的社会关系的主体或曰主宰者，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特定社会分工条件下以及与此相关的生产与消费活动中，这种交往一方面要求普遍联系和全面依赖，另一方面又必然表现出相互独立和漠不关心，甚至特定条件下的相互欺诈、相互陷害、以邻为壑，人们之间的交往因此只能走向异化。宏观的社会分工凌驾于交往的现实个体之上，处在实际交往关系中的主体则对社会的这种宏观分工一无所知也不愿意知道，个人在总体的社会交往中就只能变得如此无能为力和任凭命运摆布，因此，势必“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⁶⁾

但是，在交往异化这一概念上，从此后的思想发展来看，马克思显然没有仅仅停留在纯粹经济学理论的分析上，而是深入分析了交往异化的深层原因。在他看来，交往异化的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人们的行为必然受到意识形态的操纵和控制。⁽⁷⁾那么，意识形态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马克思虽然多次使用过这一概念，但他从来没有给它下过一个定义，即使在他和恩格斯专门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也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定义。但是，十分明显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来源、本质和功能的考察，都是同对分工、对统治阶级的分析联系在一起的。作为意识形态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分工不仅发生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而且也发生在统治阶级内部，即统治阶级也存在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分工。⁽⁸⁾马克思后来明确地把统治阶级中专门从事精神劳动的人叫做“意识形态阶级”或“意识形态阶层”。⁽⁹⁾同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又指出，“以观念形式表现在法律、道德等等中的统治阶级的存在条件(受以前的生产发展所限制的条件)，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从理论上把它们变成某种独立自在的东西，在统治阶级的个人意识中把它们设想为使命等等:统治阶级为了反对被压迫阶级的个人，把它们提出来作为生活准则，一则是作为对自己统治的粉饰或意识，一则是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德手段。”⁽¹⁰⁾这里不仅说明了统治阶级关于自身的思想或幻想其实是对自身存在条件的反映，而且指出了它具有两种基本的实践功能:首先，这种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的自我意识把整个阶级组织起来，从而成为一个有足够的自觉能力进行统治的阶级。而他们的这种统治又是需要意识形态的粉饰和论证的。粉饰是为了掩盖统治行为的最终的、真实的也是最重要的动因——物质利益;论证则是为了给统治秩序披上一层合理性、合法性、必然性的保护色或曰油彩。这是同一种本质的两种表现形式。其次，统治阶级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整个社会，从而成为社会的行为规范，意味着思想统治就是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的有力补充和隐蔽手段。强制与非强制仅仅是巧妙地、灵活地运用的两种不同手段而已。对于这一点，恩格斯晚年曾经这样指出过，“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¹¹⁾这就是说，在阶级社会里，意识形态包括了一系列虚假的或者幻想的信仰，甚至就是自我欺骗，它的真实根源往往被各种各样的中间环节所掩盖和模糊。而阶级社会的人们正是把这样的幻想当成是他们行为的真正动机和信仰的基础，也正是这样的动机促使交往主体自身变成了交往活动的手段——主体实际上成了客体，也正是这样的信仰和思维方式才推动着他们去进行实际的物质与精神交往——一种不知道自己交往的最真实根源的交往。在意识形态的这种大背景与表层根源的作用下，人们势必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认为现存的统治阶级、现行的阶级统治关系天然地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公正性、合理性与合法性，使他们产生只有顺应和服从这种统治才能生存下去而无他途可循的错觉甚至就是潜意识、无意识，进而使他们产生只有在这种统治下进行的交往活动才是合理合法的，才能充分实现自己的价值的虚幻感觉和虚假意识。从意识形态的功能发挥其特定作用的现实过程来看，人与人在实际交往过程中，是将一定的思维方式和信念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输送给其他社会成员的，而其他社会成员也是如此，这是一个不断的互动的、互相输送的过程。其最终结果是，作为个体的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一起形成与整个社会相一致、相协调、相补充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思想信念，形成一个社会的思想观念的主体部分，形成思想观念形式的社会。这就是说，人们的现实的普遍的社会交往经常渗透着甚至充斥着意识形态的内容，意识形态实际上成为精神交往的依据、根本内容或曰基础。

但是，自从意识形态产生以来的人类文明史表明，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伴随着或曰背负着它的对立面——意识形态批判，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马克思正是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入手，全面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交往过程中对物的依赖实质上正是一种对商品、货币、资本的盲目崇拜。他指出，作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商品经济产生以前，人们关注的只是直接劳动交换和简单商品生产中商品的使用价值，追求的是使用价值的实现与享受，但是，商品经济产生以后，特别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产生以后，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关注的就只能是商品，而不是交往本身了，追求的只能是商品价值的实现与增殖了。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的货币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社会财富的唯一代表。货币原本只是物质交往的一般中介物和手段，但是现在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交往过程中，它却摇身一变，成为人们物质交往的实质要素与终极目的，进而成为人们精神交往的根本内涵、唯一追求和最后期盼。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无论是作为交往的中介或媒介物的货币还是商品，它们实质上都是资本家所宣称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都是资产阶级的特定意识形态在人们的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上的具体表现形式。这种资产阶级的特定意识形态其最深刻意义上的动因和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或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种拜物教文化在实际上起着支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迷惑性、煽动性、腐蚀性的反动作用，从而使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意识不到甚至不愿意识到这种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促使人们不由自主地严格按照这种意识形态进行实际交往。如果不揭穿这种虚伪性和欺骗性，人们就不可能去追求和认识真正的交往及其要求。此外，这种意识形态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往往基于其特定的统治阶级的私利即狭隘的物质利益，故意将一部分人的利益硬说成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从而赋予一部分人实际上是某一特定阶级的思想以社会普遍性的虚假形式。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抽象出来的普遍形式，这种所谓的“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只不过是“共同利益的幻想”、“玄想家的欺骗和分工”，⁽¹²⁾这种制造出来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是“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社会的普遍的虚伪”。⁽¹³⁾也只有扫清这种幻想，“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¹⁴⁾所进行的自由交往或交换关系才成为可能。

当然，意识形态作为人类理解和把握世界的一种精神方式，也不能说是绝无真实性可言，对具体问题还要进行具体分析，虚幻性的概念不能无一例外地使用，应当将其看作是整个意识形态的总体特征。这里必须明确指出的是，在异化社会中，人文学科中提出的任何学说、思想都只能是意识形态。而在异化被消除了的社会中，它们包含的价值体系才具有了全社会统一的性质，它们所提供的世界图景也才不再颠倒而具有了客观真实性——价值体系的合理性与世界图景的真实性才能最终取得一致，它们才能不仅应用实证的方法而且同时具备实证的精神。到那时，我们才有理由把它们叫做科学——真正的科学，而这一点又是同人们的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交往同时产生的，而这一切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