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是“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

第三节　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是“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

等量资本投在不同生产部门内，因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和资本周转时间不同而有不同的年利润率，这在自由竞争充分展开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由于自由竞争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展开，不同的年利润率会均衡化为一个平均的年利润率，与此相应，价值便转化为生产价格，商品按生产价格出售，利润便是平均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即使是提出劳动价值学说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也没有科学地说明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形成。庸俗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大肆攻击马克思，那是徒劳的。

“求出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同利润率的平均数，把这个平均数加到不同生产部门的成本价格上，由此形成的价格就是生产价格。生产价格以一般利润率的存在为前提，而这个一般利润率，又以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已经分别化为同样多的平均率为前提。这些特殊的利润率在每个生产部门都＝M/C，并且……要从商品的价值引申出来。没有这种引申，一般利润率（从而商品的生产价格），就是一个没有意义、没有内容的概念”。

不言而喻，在一般利润率的形成上，不仅要考虑到不同生产部门利润率的差别，求出它们的简单的平均数，而且还要考虑到不同利润率在平均数形成上所占的比重，即不是算术平均，而是加权平均。

计算成本价格时，是按所费的资本计算的，计算平均利润时，是按所用全部预付资本计算的，所用资本和所费资本不一致，是固定资本的特征。生产力越发展，固定资本越庞大，两者的差额越大，社会折旧基金，从而可以用于长期借贷的社会资金也越大。

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形成，不仅与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有关，而且与它们的资本周转时间有关，因为平均利润率实质上是年平均利润率，那种把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形成只归结为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说法，是不全面的，应该考虑有机构成和周转时间两者的作用。

生产价格的形成一定要用劳动价值学说来说明，总价值和总生产价格必然相等，总剩余价值和总平均利润必然相等。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生产商品的必需的劳动时间减少了，生产价格就会降低，如果增加了，生产价格就会提高。

生产价格的形成，要以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在国民经济中充分展开为条件：“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历史条件便是工业大机器在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从而技术上战胜个体生产者和行会制度，自由竞争得以全面展开，资本有更大的活动性，更容易从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劳动力的转移也是这样。自由竞争的全面展开，在同一生产部门的个别价值转化为社会价值，在不同生产部门的社会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因此，把商品价值看作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历史上先于生产价格，是完全恰当的。“这适用于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的那种状态；这种状态，无论在古代世界还是近代世界，都可以在自耕农和手工业者那里看到。这也符合（这样的）……见解，即产品发展成为商品，是由不同共同体之间的交换，而不是由同一公社各个成员之间的交换引起的。这一点，正像它适用于这种原始状态一样，也适用于后来以奴隶制和农奴制为基础的状态，同样也适用于手工业行会组织”。

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阶级本质，可以分两方面来谈。从资产阶级内部说，是他们之间的平等关系的反映。马克思于1868年4月30日给恩格斯的信有这样的话：“各个资本量，被投到不同的生产部门，会有不同的构成，在各个资本量内，竞争所造就的，是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平均利润表明，资产阶级在共剩余价值之产。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来说，则是一个阶级共同剥削另一个阶级；在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中，“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像数学一样精确的证明：为什么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对这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

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形成，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神秘化，使劳动和价值的关系进一步被掩盖起来。

首先，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便发生了这种作用。“因为在利润率中，剩余价值是按总资本计算的，是以总资本为尺度的，所以剩余价值本身也就好像从总资本产生，而且同样地从总资本的一切部分产生”。由于这样，“剩余价值本身在它的这个转化形式即利润上否定了自己的起源，失去了自己的性质，成为不能认识的东西”。但是，到目前为止，“利润和剩余价值的差别，只同质的变化，同形式变换有关……实际的量的差别还只存在于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之间，而不是存在于利润和剩余价值之间”。但平均利润一旦形成，情况就不同了。

现在，如果一个生产部门实际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同商品出售价格中包含的利润相一致，那只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这就是说，一个部门现实的平均利润，确实不是该部门的工人的劳动创造的；一个部门产生的生产价格，加到成本价格上去的平均利润，确实不是由该部门的价值形成过程的界限决定，而是由完全外在的条件决定的。

其次，生产价格的形成是由生产部门内部竞争形成社会价值，再由生产部门之间的竞争使各种商品的社会价值发生形态变化的结果。前者使生产部门内产生不等的利润率，后者使各生产部门的利润率趋向于平均。这两者同时并存。这样，节省劳动和更多地使用不变资本，都表现为经济上的合理行为，因为它不仅不会降低一个企业的利润，反而使它得到超额利润。这样一来，至少对单个企业来说，活劳动就似乎不是利润的唯一源泉了。

再次，平均利润率指的是年平均利润率，资本周转时间在这里有重大意义。资本周转时间包括资本生产时间和资本流通时间，后者除劳动期间外，往往包括生产上没有耗费而让劳动对象经历生物学上的生长过程、化学上的变化过程本身，整个周转过程虽然有一部分没有耗费劳动，但在平均利润率规律的作用下，预付资本是按周转时间计算平均利润的，并且按复利计算。这就是为什么新酒藏成陈酒，窖藏时间不另耗费劳动（固定资本的耗费除外），但陈酒的价格比新酒贵，窖藏时间越长的陈酒比新酒越贵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生产价格大为增加。这从表面看，似乎时间本身也能影响商品的价值，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是这样解释问题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劳动和价值的关系，便被掩盖起来了。

在庸俗经济学家看来，工资变动和价值、价格的变动成正比。这种理论是价值理论上生产费用论的逻辑结论。从劳动价值学说看，价值从而价格的变动，只取决于生产商品的劳动量的变动，既然工资变动并不涉及这种劳动量的变动，那么它的变动就不会影响价值和价格，这是清楚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工资变动了，包含在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做相反的变动就是了，即工资提高，剩余价值减少，工资降低，剩余价值增加。

但工资变动，影响到成本价格，并影响到根据总预付资本计算的平均利润，从而影响到由成本价格和平均利润构成的生产价格。

关于工资变动对生产价格的影响，首先要指出的是，工资的任何变动，都不会影响总生产价格，因为总生产价格等于总价值，而总价值不因工资变动而变动。至于对不同生产部门生产价格的影响，那就有不同的情况，即有的与工资变动做同方向变动，有的做反方向变动，有的不随工资变动而变动。

下面从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和资本周转时间不同两方面来谈。

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工资一般提高了，剩余价值率从而平均利润率就降低了，这时低位资本有机构成的部门，不变资本不动，可变资本则有了较大的增加，从而按照降低了的平均利润率计算，平均利润量较前减少，但减少部分小于可变资本增加部分，所以生产价格较前提高；高位资本有机构成的部门，不变资本不动，可变资本则有了较小的增加，从而按照降低了的平均利润率计算，平均利润量较前减少，但减少部分大于可变资本增加部分，所以生产价格较前降低；中位资本有机构成的部门，不变资本不动，可变资本则有了中等的增加，从而按照降低了的平均利润率计算，平均利润量也较前减少，但平均利润量恰等于剩余价值量，因为剩余价值量因工资提高而减少了。这就是说，平均利润量减少的部分恰与可变资本增加的部分相等，所以生产价格不变，与价值相等。

由于工资提高，“对于社会平均构成的资本来说，商品的生产价格保持不变”，它仍等于价值，“对于较低构成的资本来说，商品生产价格提高了，虽然不是按照利润降低的比例而提高”，“对于较高构成的资本来说，商品的生产价格降低了，虽然也不是按照利润降低的比例而降低”。

上述情况，再加上资本周转时间不同这个因素，工资提高对生产价格的影响，有如下述：这样一来，平均利润率就降低了，不同的生产部门在一年中投下的资本不变或相同，再因有机构成不同和周转时间不同，在一年中使用的可变资本不同，其中较多的，其生产价格提高，但仍低于价值，较少的，其生产价格降低，但仍高于价值，居中的，其生产价格不变，并仍等于价值。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具有中位有机构成和周转时间的部门，它在一年中使用的可变资本量，恰好等于各不同部门在一年中能使用的可变资本的平均数，它的商品的生产价格永远等于价值，工资变动，从而利润率的相反变动，对它的生产价格不发生影响，在这种条件下，它的商品的价值或生产价格的变动，只能由它生产商品的必需劳动量的变动引起。这个原理，当然也适用于这样的部门，这个部门的有机构成和周转时间两者都不居中位，但这两者合起来发生的作用，也使它在一年中使用的可变资本量恰好等于各生产部门在一年中能使用的可变资本的平均数。其中的规律是：这个可变资本生产的剩余价值，与这个预付资本实现的平均利润相等。

现在进一步谈论马克思如何通过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两大难关。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伟大代表斯密及其后继承者李嘉图的理论体系，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他们的理论体系的基础，是劳动价值学说，就价值而论价值的时候，这个学说没有遇到矛盾，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它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个原理，是由他们确定的。矛盾是在运用这个原理说明利润或剩余价值时产生的。它集中地表现为以下两点：

第一，劳动决定价值，劳动是价值的尺度。如果和资本相交换的是劳动，即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它就有价值，它的价值就由自己的量来衡量，这样不仅在理论上是循环推论，而且无法说明剩余价值的产生，因为工人作为劳动的出卖者，已全部得到其劳动形成的价值。

斯密明显地看到这矛盾，力图解决，但归于失败。他是用交换商品支配的劳动量——这劳动量包括工资、利润、地租——决定价值的原理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但是，这样一来，就等于说价值是由工资、利润、地租构成的。这已经是生产费用论了。如果追问一句，工资、利润、地租的源泉是什么，就只好说分别由劳动、资本和土地创造的，庸俗经济学家就是这样利用了斯密的错误。其实，斯密的真正想法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价格，由生产商品投下的劳动决定；资本主义的商品价值，由交换到的劳动力商品所支出的劳动决定。但他对此不可能有真正的认识。

李嘉图虽然指出了斯密的错误，但不了解发生错误的原因。他也遇到同样的矛盾而不觉察。他事实上用劳动力的价值代替劳动的价值。矛盾并没有解决。他的论敌抓住这一点向他进攻。

很明显，只要认为工人出卖的是劳动而不是劳动力，矛盾就无法解决。而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生产的自然形式的经济学家，是无法理解劳动力成为商品的。

第二，劳动决定价值，利润或剩余价值是价值的一部分，等量资本推动的活劳动不等，就应有不等的利润量，有不同的利润率，但在自由竞争下，利润率却是趋于均等的。

斯密事实上遇到这个矛盾，但由于他后来改用交换的劳动决定价值的错误原理，认为是具有自然率或平均率的工资、利润、地租构成等于价值的自然价格，自然率的形成是由供求或竞争决定的，这样，矛盾便被掩盖了。但这样一来，就等于承认价值由供求决定，从而为庸俗的供求决定价值论开了方便之门。其实，供求关系的变动，只能说明市场价格，或工资、利润、地租率的变动，而不能说明它们在其上下波动的那个水平。

李嘉图明显地看到这个矛盾，力图解决，但归于失败。我们知道，他混淆了平均利润、利润和剩余价值，混同了生产价格和价值，这样，他越是坚持生产商品投下的劳动决定价值的正确原理，不同斯密的错误观点妥协，就越不能用这原理来解决矛盾。最后，只好修正这原理，认为它有例外，但他仍然坚信，这个原理是正确的。这当然是说不过去的。他的论敌抓住这一点向他进攻，认为他说的“例外”是通例。这是马尔萨斯对李嘉图的攻击。

马尔萨斯说：“李嘉图先生自己也承认他的法则有相当多的例外。……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其为数之多，使得法则可以看成是例外，而例外倒成了法则了。”

只要混同了平均利润和利润，生产价格和价值，矛盾就无法解决。而由资产阶级世界观决定的方法论，又使李嘉图必然混同这两者，因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是资本主义发展到较高阶段才出现的，他受到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限制，不能觉察到这个发展的阶段性。

由于混同了生产价格和价值，无法根据生产商品投下的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去说明生产价格的形成，李嘉图最后只好修正劳动价值学说。他认为除劳动之外，生产商品的资本划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不同，固定资本的耐久性或商品上市时间的不同，以及在上述两者不同条件下工资的涨落，都是决定商品的相对价值的原因。现在分三点论述如下：

第一，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不同。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甲例）：假定两人各雇100人劳动一年，制造两架机器，另一人雇100人种植谷物，年终每架机器和谷物的价值相等，因为它们是等量劳动生产出来的。下一年，一架机器所有者雇100人利用机器制造毛呢，另一架机器所有者雇100人制造棉布，农场主则和以前一样雇100人种植谷物。第二年终，毛呢和机器，棉布和机器，是200人劳动一年，或100人劳动两年的结果，谷物是100人劳动一年的结果。前两者的价值就应为后者的两倍。但他认为实际上不止两倍，因为前两者的“资本在第一年中的利润都被消费和享受掉了……商品价值的大小便不会恰好与各自投入的劳动量成比例，也就是说，比例不是二比一，而是大一些，以便补偿价值较大的一种被送上市场以前所须经过较长的时间”。他还用数字来说明价值的形成。假定工人每年工资为50镑，即资本为5000镑，利润为10％，第一年终，每架机器和谷物的价值都是5000镑＋（5000镑×0.1）＝5500镑。第二年终，机器作为固定资本使用，它要求产生550镑利润，这利润要加到毛呢和棉布上，构成它们的价值，所以它们的价值是5000镑＋（5000镑×0.1）＋550镑＝6050镑，而谷物的价值仍为5500镑。毛呢、棉布和谷物耗费的劳动相同，前两者的价值比后者多550镑，那是因为它们生产时使用了价值5500镑的固定资本，它要求利润550镑。

在这里，李嘉图的论证是不符合他的前提的，因为例子中并不存在两种资本的比例不同。毛呢和机器，棉布和机器，其价值是谷物的两倍多，并不是由于前两者多用了固定资本，而是由于它们上市时间是两年，比后者上市时间一年长些；毛呢和棉布的价值，各自比谷物多，是由于它们的生产使用了机器这种固定资本，但谷物的生产根本没有使用固定资本，一个有，一个没有，也不是比例不同。

李嘉图在这里说明的其实是生产价格和价值的不同。第一年终，每架机器和谷物的价值5500镑，这价值虽然包含着10％的平均利润，但它是由劳动决定的价值。因为它不因工资和利润的相反变动而变动。第二年终，谷物的价值5500镑，仍然是由劳动决定的价值；但机器和毛呢，机器和棉布，各自合起来的价值为谷物的两倍多，这价值就不是由劳动决定的价值，而是包含着由于它们之中的机器上市时间比谷物长一年，要按其价值获得的平均利润，因此是生产价格；毛呢和棉布的价值6050镑，也是生产价格，因为其中的550镑，是它们生产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即机器5500镑获得的平均利润。李嘉图由于混同了生产价格和价值，便得出错误的结论。

第二，商品的上市时间不同。他举了这样的例子（乙例）：假定A花1000镑，雇用20个人劳动一年生产一种商品，第二年再花1000镑，雇用20个人来加工这商品，第二年终上市出售，如利润为10％，商品价值为2310镑。第一年使用的资本1000镑，到第二年便变为1100镑，再加上第二年新用1000镑，第二年共用资本2100镑，所以商品价值为2310镑。其实，这个价值是包含着平均利润的生产价格。B花2000镑，雇用20个工人劳动一年生产一种商品，年终上市出售，利润为10％，商品价值为2200镑。其实，这价值和甲例中的谷物价值一样，是由劳动决定的价值，但李嘉图由于混同了生产价格和价值，便得出错误的结论。

他认为甲例和乙例，实际上是相同的，“一种商品价值较高是由于被送上市场之前所须经过的时间较长……在这两种情形下，价值的差额都是由于有利润积累成为资本所造成的。这一差额不过是对占用利润时间的一种公正补偿”。

在我们看来，这两个例子并不完全相同。甲例中的毛呢和棉布的价值（其实是生产价格），其所以大于用同样劳动时间生产出来的谷物，是由于它们的生产使用了不变资本，它要获得平均利润，而谷物不是这样。乙例中A的商品和B的商品，虽然用同样的劳动时间生产出来，但B的2000镑资本是一年周转一次，A的2000镑有1000镑是两年周转一次，它要多获一年的平均利润。李嘉图由于没有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概念，只有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概念，并且把它们的差别看成只是周转时间的长短，再加上他假设的固定资本即机器，也是由生产毛呢和棉布的资本家雇用工人像生产毛呢和棉布那样生产出来的。这样，他便把所有差别只归结为商品的上市时间不同了。他一点不理解，他看到的现象，如能揭露其本质，是有重大的科学意义的。至于他一再谈到的利润是一种补偿的问题，那是极其庸俗的。

第三，在两种资本结合比例不同、商品上市时间不同条件下的工资涨落。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它是甲例的继续。李嘉图一直认为，工资上涨，利润就下降，但两者合起来数额不变。现在假定由于工资上涨，利润从10％下降为9％。根据工资和利润的关系的原理，谷物的价值不变，仍为5500镑（可见它是由劳动决定的价值），毛呢和棉布由生产它们的劳动决定的价值，也是5500镑，但由机器获得的利润，却从550镑（5500镑×0.1）下降为495镑（5500镑×0.09），利润加到毛呢和棉布上去，它们的价值（其实是生产价格）便从6050镑下降为5995镑。这个要获取平均利润的固定资本额越大，商品价值下降越大。如果工资下降，利润上涨，情况就相反，他把生产价格的变动，看成是价值的变动。毛呢和棉布情况相同，其相对价值不变。

李嘉图也不了解他看到的这个现象其实质是什么。他看到的其实是：工资变动，即剩余价值率变动，利润率从而平均利润率变动，由平均利润构成的生产价格也变动，其变动情况要取决于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比。他应该把机器和原料等列为不变资本，再从可变资本的变动、平均利润率的变动，来考察生产价格的变动，但他不能有此认识。

李嘉图在这里看到的，事实上是平均利润率的变动，对这些商品的生产价格的变动有不同的影响，这些商品生产上耗费的劳动时间虽同，但资本周转时间不同。

他本来是坚持生产商品投下的劳动量决定价值这一正确原理的，但由于混同了生产价格和价值，便将生产价格的形成和变动，认为是价值的变动，便错误地认为除了劳动之外，在生产价格形成上起作用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比例不同（其实应该是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商品上市时间不同（即资本周转时间不同），以及在生产价格变化上起作用的工资和利润的变动，都是价值决定的因素。

在上述分析中，利润率（而且是平均利润率，10％）是未经说明便存在的。其实，李嘉图应该根据劳动决定价值、价值分解为工资和利润的原理，将利润量和全部预付资本量相比，得出各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这样，他就会发现，由此决定的各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是不同的。它取决于全部预付资本中可变资本占的比重，即资本有机构成；以及在同一时间比如在一年内，这可变资本的使用次数，即资本周转时间。只有在劳动价值学说的基础上，说明了各生产部门特殊利润率的形成，才有可能说明它们由于竞争而平均化，以及平均利润率的高度，而不至于10％还是100％都无法说明。他由于混同了平均利润和利润，便不可能这样分析问题。

在李嘉图看来，因两种资本结合比例不同、商品上市时间不同而引起的商品价值不同，只是一种例外；因工资变动引起利润的变动，而使商品价值发生的变动，比因劳动量的增减而使价值发生的变动，其作用要小得多。换句话说，他认为价值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劳动的增减。在修正劳动价值学说的同时，他仍然要坚持劳动价值学说。

他在分析工资的变动对价值变动的作用时指出：在前述工资上涨使利润从10％下降到9％，即利润下降1％时，毛呢的价值才从6050镑下降为5995镑，即价值下降1％左右。因此，“工资上涨对商品相对价格的最大影响不能超过6％或7％，因为利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超过这个限度的普遍和持久的跌落”。

在分析劳动的增减对价值变动的作用时，他指出，如果生产谷物所需人数不是100而是80，谷物的价值就会下降20％，从5500镑下跌为4400镑；如果生产毛呢的人数不是100而是80，毛呢的价值就会从6050镑下降为4950镑，因为毛呢本身的价值也是4400镑，加上从机器获取的利润550镑，合起来是4950镑（这是生产价格）同工资变动相比，劳动变动对价值变动的影响是更大的。

他认为，长期利润率的任何大变动，总是要经过许多年才会发生作用，而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量的变动却是天天都有的事。因此，在研究商品价值变动的原因时，完全不考虑劳动价值涨落所发生的影响固然是错误的，但过于重视也是错误的。在他的分析中，他总认为商品价值的巨大变动，是由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的增减所引起的。

他在这里分析的，事实上是劳动的变动直接使价值和生产价格发生变动，工资和利润变动只能迂回曲折地使生产价格发生变动，但他对此没有认识。

我们知道，李嘉图着重考虑的是价值量的决定，并且是相对价值量的决定。相对价值量的变动，是由两种交换的商品中有一种发生价值变动，还是由两种商品的价值同时变动所引起的，这从相对价值量的变动本身是得不到回答的。为了找出千千万万种相对价值量变动的原因，他总想找出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以便用它去衡量相对价值的变动，找出变动的原因。这就是说，假设货币即黄金的价值是不变的，那么其他商品的价值由货币来衡量时如有变动，其原因就在商品方面，而不在黄金方面了。

他在这里所说的，其实是相对生产价格的变化。我们知道，这里所说的，除了劳动时间的变动，既使价值变动，又使生产价格变动外，其他因素的变动，只能使生产价格变动。这就等于揭示了这个规律，把所有资本结合比例差异，商品上市时间差异去掉，即还原一个平均数或中位数，如果一个商品，生产它的资本有机构成和周转时间，都居于社会的中位，那么，不管生产它的劳动时间和工资、利润的变动如何，它的生产价格永远等于它的价值。

应该说，李嘉图探索不变价值尺度所需具备的条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这样的尺度确实是没有的，但他从中揭示的因素却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他事实上已经指出生产价格永远等于价值的条件，尽管他不认识这一点。

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价格不因工资的变动而变动所须具备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具有中等资本有机构成和周转时间的生产部门，它在一年中使用的可变资本量，就恰好等于各不同生产部门在一年中能使用的可变资本的平均数，这样，它的商品的生产价格就永远等于其价值。工资的变动，从而利润率的相反变动，对其生产价格不发生影响；这个原理当然也适用于这样的生产部门，这个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和周转时间都不属于中等条件，但加上权数的作用，也使它在一年中使用的可变资本，恰好等于各不同生产部门在一年中能使用的可变资本的平均数。其中的规律是：这个可变资本生产的剩余价值，和这个预付资本实现的平均利润相等。这样的生产价格，就是马克思了解而不使用的不变价值尺度。他所以不使用不变价值尺度的概念，是由于只存在在分配变动时生产价格不变的商品，而不存在在生产本身变动时价值不变的商品，就是说，即使是生产价格永远等于价值的商品，其生产所需劳动时间必然发生变动，因而其价值和生产价格也随着发生变动。

自从1894年恩格斯整理的《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后，经济学家便看到马克思是怎样通过古典政治经济学第二个难关的。从这时起，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又在这个问题上攻击马克思。这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是矛盾的，因为前者认为商品是按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价值出卖，而后者又认为商品是按成本价格加平均利润，即按生产价格出卖的，这种攻击是由庞巴卫克发动的，但很快便销声匿迹了。因为只要细心读《资本论》第三卷，便可以了解，只有以劳动价值学说为基础，才能说明生产价格的形成，如果不是这样，构成生产价格的平均利润的高度就无法说明。这个内在联系是在《资本论》中第一次被揭示出来的。

第二，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有漏洞：只有产出品转化为生产价格，而一切投入品却仍然以价值来表现。这就是谓的转型理论。自从1970年鲍尔特凯维兹提出这个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后，虽然有一段时间没有引起注意，但从20世纪50年代起，经济学家们又谈论起这个问题。1960年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实质上提出这个问题及其解决办法。这个问题很复杂，这里不拟展开。对它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用商品生产商品》这本书来看。我国商务印书馆有中译本。据说，这本书作者花了二十多年才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