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中的政治学及其方法论研究

一、《资本论》中的政治学及其方法论研究^①注

《资本论》是一部政治经济学的巨著，同时也包含着政治学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

政治学研究的三大环节是阶级论、国家论和国际政治论。阶级论是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以阶级论为基础的国家论是政治学的核心，国际政治论则是将国家论延伸为对世界体系的研究。下面我们就《资本论》中有关政治学三大环节的研究作一概要的介绍。

（一）

《资本论》中的政治学，是以商品和货币中包含的平等关系为入门钥匙的。这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②这是因为，商品价值的实体是无差别的抽象劳动，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生产者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货币是比商品更进一步的平等派。^③任何商品在货币面前都是平等的。“交换价值是一切平等和自由在生产上面的真实的基础。作为纯粹的思想，平等和自由不过是交换价值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政治、社会关系上面发展起来的东西，它们也不过是呈现在另一个层次上的这同一个基础而已”。^④基于这一思想和方法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充分论述了商品交换的平等关系之后，进而分析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平等问题。

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成了商品。根据上述商品交换平等原则可知，无产者和资产者在流通过程中是平等的。但是一进入生产领域，尤其是在日复一日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情形就不是这样了。这时，“劳动力的不断买卖是形式。其内容则是，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别人的已经物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别人的活劳动”。^⑤马克思在这里还分析了劳动力买卖的二律背反。资本家和劳动者在双方都符合价值规律的前提下，出现了关于工作日长度的斗争。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马克思这一理论对于我们分析工人运动中的经济斗争和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也作了精辟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如像商品和货币是平等派一样，资本也是“天生的平等派，就是说，它要求一切生产领域内剥削劳动的条件都是平等的，把这当作自己的天赋人权”。^⑥由此，等量资本在同一时间内推动的不等量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就要在资产阶级内部实行共产主义。这样资产阶级“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对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⑦这也正是1871年普法两国拼得鱼死网破的资产阶级顷刻之间握手言和，共同镇压巴黎公社的原因所在。

随着借贷资本和信用制度的产生，一个没有财产，但精明强干、稳重可靠的人，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成为资本家，于是，在成为资本家的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某些没有财产的人，从技术阶级、管理人员变成大资本家，其源盖出于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这种情况巩固了资本本身的统治，扩大了它的基础，使它能够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来补扩自己，而“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最优秀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⑧这段话同时也揭示了资产阶级普选制的本质。我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实质上也是这个问题。

马克思还指出，股份公司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使资本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这一形式，为资本家“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别人的财产，从而别人的劳动的权利。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⑨今天，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出现了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入股的现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这表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从对立走向和谐了，谓之“人民资本主义”。读读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的论述，岂不豁然开朗！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没有系统地研究垄断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影响，但已从根本原理上作了说明。马克思说，垄断价格从而垄断利润是“通过实际工资的……扣除和对其他资本家的利润的扣除来支付”。马克思分析的垄断只是私有权和自然条件的垄断，由于是少量现象，并且这种垄断利润归根结蒂是由土地所有者占有，因此并没有破坏资产阶级内部的平等关系。到了垄断企业产生，垄断价格成为大量现象，根据上述原理，垄断资本家所多得的，就是工人、非垄断资本家（以及其他社会成员）少得的，这样，垄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进一步深化，垄断资产阶级与非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也由此而产生。当然，垄断价格是因袭商品交换的平等原则出现在人们面前的，人们在商品市场上分不出哪些是具有垄断价格的商品，哪些是一般商品。垄断利润的其他来源如股票投机等，也同样是以商品交换的形式进行的。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更是调动了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给垄断资本披上了平等的外套。

资产阶级在平等的大旗之下剥削雇佣工人，而无产阶级则要求有平等的实际内容。“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的话柄：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就是剥夺剥夺者，就是消灭阶级本身。

（二）

马克思指出，国家的形式不能从它们本身和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这就是马克思分析国家问题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国家的起源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但更多的是对国家性质、历史类型和国家职能的分析。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是资本的工具。以国家暴力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婴儿的接生婆；资本借国家政权的力量规定或改变工作日长度；国家用警察手段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限制在对资本有利的范围内；国家对某些资本主义生产所需的最低限额的资本给予补助；资本利用国家权力而推行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例证。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和股份公司的发展时，进一步论述了资产阶级国家为资本服务的性质。马克思指出，信用制度和股份公司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它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因而引起国家的干涉”。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端倪。

由于社会化生产发展的需要，国家干涉的内容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计划化生产。有些人就此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化是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国家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则是资本主义，因而产生了两种制度殊途同归的理论。这种理论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划分国家性质的标准并不是国家干预经济或计划化的程度如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中，不管国家干预经济或计划化程度多高，它还总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实际上它只不过是马克思说的“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

资产阶级的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执行的职能事实上是双重的。马克思说：“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方面：既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这就是说，资产阶级国家职能的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者，协调全社会生产，包括计划化。这就像一个乐队要有一个指挥一样。单就这点而论，它实际上是社会职能，而不是政治职能，它的基础是社会化大生产，它并不因资本主义消灭而消灭。资产阶级国家职能的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剥削的监督者。“凡是建立在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之上的生产方式中，都必然会产生这种监督劳动”。它不是社会职能，而是政治职能，它的基础是阶级对抗，它随资本主义消灭而消灭。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前一种职能不可能是孤立的，它服从于后一种职能。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抽象地调节生产是不存在的，资本主义协同社会生产的内容，就是增加剥削。这和资本家管理的双重职能一样，“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管理者，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

前面我们说过，马克思关于商品的交换平等关系的论述，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出发点；这里我们又会看到，它也是我们研究资产阶级国家形式的必由通道。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商品生产制度，是封建主义的自然经济和人身等级制度的对立物。商品交换的平等关系必然要求取消人身等级制度，废除阶级特权，废除妨碍商品生产发展的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这种经济生活中的平等，必然要求在国家形式上有相应的反映，其最高形式是民主共和制。同君主立宪制相比，民主共和制之所以是更好的国家形式，是因为它在形式上奉行商品经济中的平等原则，更适合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制度。它是一种形式上平等、事实上不平等的统治方法。而君主立宪制中，血统、世袭特权在政治权力中还有着很大的作用，在这些范围内，商品生产的平等原则不起作用，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奉行的原则在形式上存在着相悖之处。正因这样，列宁在发挥这一思想时便指出：“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垄断利润不能来源于其本身的论述，对于我们分析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形式同样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垄断利润分别来源于无产阶级、个体生产者和非垄断资本家的部分劳动力价值、收入和剩余价值，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垄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个体生产者的剥削必然加深，同时资产阶级内部的平等关系遭到部分破坏。这种经济条件，必然使政治上业已形成的民主共和制名存实亡。因为它虽然保留其形式，但其民主主义已从资产阶级整个阶级享有变为一小撮最大的垄断资本家享有的集权主义，以便加强对垄断利润的攫取。这种变化，在政治制度上的表现，就是议会权力下降，行政权力上升，总统或内阁总理和首相将一切权力集中于一身的趋势加强。

（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国际政治理论的直接论述不多，但他对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分析，都为国际政治的研究铺平了道路。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研究，是以国际分工为突破口的。

马克思把他那个时期的资本主义的殖民地分为真正的殖民地和种植园殖民地两种，前者以移民垦殖为特征，后者以奴役土著为特征。两种殖民地有着不同的前途。前者后来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输出社会矛盾的场所，并逐渐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后一种殖民地则成了宗主国掠夺的对象。

随着产业革命的进行，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工业城市迅速发展，一方面需要更多的农产品供应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另一方面其机器生产的工业品较为便宜，打倒了殖民地手工生产的工业品，但其农业由于土地私有权的束缚落后于工业，又因大城市的兴起，部分地破坏了人和土地间的物质变换，在农业生产中尚未开始技术革命的条件下，农产品价值比落后国家高，这就使殖民地成为主要从事生产农业的地区，为宗主国提供廉价农产品。

宗主国与殖民地的这种商品交换，形成了“新世界市场”。世界市场有两种含义。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写道，“世界市场本身形成这个生产方式的基础”，这个世界市场指的是超越国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交换；而“新世界市场的形成，对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这种情况是在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的”。新世界市场指的是超越国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前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交换，它的形成与地理大发现有关。

以这种国际分工和国际商品交换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宗主国和殖民地，其经济关系是前者以小量劳动交换后者的大量劳动，因为工业品的生产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的生产价格低于价值。这就是“一国的三个劳动日可以和别一国的一个劳动日交换”。“在这个场合，富国会剥削贫国，纵然……贫国也会由交换得到利益”。可见，这种国际分工和商品交换关系，实际上就是不平等的国际阶级关系，由此也带来了国与国之间政治上的不平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发达国家先进工业渗入农业，农产品价值下降，上述情况有所变化，但发达国家以工业产品和落后国家初级产品相交换，即使撇开垄断因素不谈，仍然是生产价格高于价值的产品与生产价格低于价值的产品相交换。目前世界上许多学者，包括激进派学者正在喋喋不休地争论不发达国家落后的原因。我们认为运用马克思的国际分工理论，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殖民地的主要作用是为宗主国提供垄断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资本过剩的概念：“只要增加以后的资本同增加以前的资本相比，只生产一样多甚至更少的剩余价值量，那就会发生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详尽论述了落后国利润率利息率较高、土地价格低、农产品便宜、工资低等理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必然把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发达国家能在不发达国家得到更高的利润率。这样就有了资本输出。这一理论是我们分析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上剥削、政治上压迫殖民地的重要依据。

同时，根据马克思关于垄断价格的理论可知，垄断利润只能来自垄断企业以外的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经济，这样，它需要有一个和这些经济成分相交换的外部市场，这包括马克思说的“新世界市场”。垄断资产阶级对外部市场的统治和剥削，是殖民帝国最基本最一般的经济内容。这种单纯包含着经济内容的殖民帝国，给人以相得益彰的大家庭的假象，并不表现为帝国的关系，人们不易了解其本质。但它终究要反映在一定的政治形式上，形成政治上的殖民帝国，这时人们才清楚地看到这种帝国的关系，才开始产生帝国主义这个概念。19世纪80年代开始，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江河日下，不得不运用外交和武力建立“保护地”或进行并吞。殖民帝国由此首先以英国的形式产生。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国际政治学术界和政界中盛行所谓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相互依赖”的理论，其实只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垄断利润来源的理论予以分析，就能洞若观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原殖民地国家纷纷脱离宗主国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是它们在经济上还没完全摆脱殖民统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种关系早已有过明晰的分析。马克思指出，原是英国殖民地的爱尔兰在1801年和大不列颠组成联合王国后，也还是英国殖民地，它“仅仅是英格兰的一个被大海峡隔开的农业区，它为英格兰提供着谷物、羊毛、牲畜、工业新兵和军事新兵”。马克思还把1866年时资本主义的美国看作欧洲的殖民地，因为美国仍向英国输出大量的棉花、谷物。恩格斯对此加注说：“从那时以来，美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国，但它的殖民地性质并没有因此完全失掉。”由此可见，殖民统治的实质是宗主国从经济上剥削殖民地。而这种经济上的殖民剥削关系，必然会反映到政治上来。这也就是目前南北关系中，不发达国家不得不接受一些不合理的政治条款和主权不完整甚至重新丧失的根本原因。

以前，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提出了民族主义，认为民族有独立为国家的权力；现在，垄断资产阶级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其输出资本和商品的需要，提出民族和国家都不应有主权，这样，资产阶级就从民族主义走向世界主义。世界主义的最高形式是所谓世界政府。当代美国流行的“世界秩序”理论，就是要把世界各国按美国开国初期各州合并的方式融为一体，建立“没有国界的世界”。它的实质无非就是让一个垄断组织或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统治全世界，把除它以外的民族和国家主权剥夺殆尽。

当代世界除了上面分析的南北矛盾，还存在着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关于两种世界市场的理论，对于分析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批民族独立国家脱颖而出，改变了新世界市场原先的结构。由于主权的作用，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劫夺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新世界市场处于相对萧条的位置了。相反，旧世界市场，即超越国界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内部的市场活跃起来，从新独立国家被赶出来的和欲入不得的垄断资本，都涌向旧世界市场。这样，战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就有了迅速的发展。于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由于两方面的原因得到暂时的缓和。一方面，由于旧世界市场的活跃，出现了接连不断的投资战、货币战、贸易战、关税战，如此等等。这些经济冲突，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穿梭外交、欧洲议会、西方国家最高级首脑磋商的活动也接连不断。这样就把帝国主义之间的大矛盾分解为若干个小冲突，这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殖民地独立后，原宗主国对其政治上的控制松弛了，原宗主国的垄断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得靠自己的实力在新独立国家站稳脚跟。如果有实力更为雄厚的垄断资本插足进来，那么前者由于得不到母国政治力量的有力保护，只能在国际竞争面前乖乖地离开该国，或作出一定的让步，从这一点说，各国垄断资本都处于平等竞争的地位。随着垄断资本之间这种国际范围的竞争的发展，新世界市场再度走向活跃。在这一活跃的、又是机会均等的新世界市场面前，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是不必诉诸武力的。上述两方面，也正是战后三十年没发生大规模帝国主义战争的重要原因。

然而，随着民族国家本国经济的发展，垄断资本通过新世界市场攫取垄断利润会越来越困难。这样，帝国主义之间在旧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和对新世界市场的争夺，也必然愈演愈烈。在这两种世界市场的剧烈争夺中，酝酿着新的帝国主义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