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育之：道路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

第二节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1]应该说，中共十七大再次突出的“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正是龚育之曾反复强调的。

龚育之始终强调从历史的大视角去认识和总结中共对于“走自己的路”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他认为，“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实际上就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12]。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程，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历史，分析中国的现状，展望中国的未来，探索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的特殊规律，走适应中国国情的革命、建设和发展道路的历程。他指出：毛泽东把“结合”称为党领导中国革命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重要的问题”^[13]，邓小平把“结合”称为“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14]。他认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两大理论成果的主题，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中国革命的自己的道路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己的道路”^[15]。

在龚育之看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有两个基本的理论前提：一是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反对从马列著作中寻找现成答案，强调它是行动指南的方法论；二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时代性与实践性的本质，从实际出发，探索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的特殊规律。

在第一个问题上，龚育之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16]马克思恩格斯反对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做“一种必须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反对任何人把他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做出的个别论断到处搬用，当作超越一切历史条件，应对一切历史事变，适应一切历史环境的“万能钥匙”。并强调“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17]。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科学原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得到了充分完整的体现。毛泽东多次强调，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据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提出适合本国情况的方针和政策，“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情况相结合而一模一样地照搬就会导向失败”，“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18]。

在第二个问题上，龚育之认为要走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革命、建设和发展的道路，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时代性与实践性的本质，从实际出发，探索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的特殊规律。“这个进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正确倾向发展的同时，还存在和发展着另外一种倾向，就是不了解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情况、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不了解必须依靠群众独立自主地找出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而是脱离中国实际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词句当作教条，盲目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决议和从国外来的指示。”^[19]龚育之认为，了解中国国情必须把握好中国的社会性质，必须把握好中国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历史特征，必须把握好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及其变化。要达到对中国国情总体的科学判断的目的，必须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和走向入手，特别是要充分考虑中国五千年文化历史传统的巨大影响力，对中国民族性有深刻的体认和体察。认识中国国情实非易事，都要经历一番艰辛的探索过程。这从毛泽东当年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认识和分析，到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定位的苦苦探索，都印证了这个道理。

石仲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中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无论在经济生活方面还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都是因为中共决策严重不符合那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的错误是如此，反右派斗争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莫不如此。正如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认识一样，开始讲‘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随后补充道：‘没有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同此道理，讲‘中国化’，也要讲两句话：不仅要讲联系中国实际，还要强调正确地认识和联系中国真实的实际。”^[20]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初期改造，到1957年中国无疑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这是怎样的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是套用前苏联的标准，把我们定位为高度发达的“超英赶美”的已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是从自己国情出发，给我们自己定位为仅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很简单很明了的问题，而在当时就是搞不清楚。对此，从中共八大到中共十三大，经过长期痛苦的摸索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中国共产党才最后认识到当代中国这一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在总结这一时期的教训时深刻指出：离开中国的现实情况来搞社会主义是不会成功的^[21]。正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实际出发，邓小平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22]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历程，中共十七大把这一思想从“十个结合”的视角进行了提炼。（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把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与加强和改善中共的领导结合起来。（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与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与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把提高效率与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把坚持独立自主与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把促进改革发展与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与推进中共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使中共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23]。

通览龚育之的有关著述，应该说，中共十七大的提出的这“十个结合”中，有许多条是龚育之一贯倡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