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三、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1.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社会内部的矛盾性。人类社会是一个由许多矛盾构成的复杂的矛盾体系，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两对矛盾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科学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他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特点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其性质是非对抗性，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他一方面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提法;另一方面又提出这些基本矛盾在现阶段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发展生产力与僵化的、缺乏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及其他方面体制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其根本性质是相适应的，但也存在不适应的环节和方面。对其基本适应的方面，我们必须坚持。而对其不适应的环节和方面必须进行改革，要发展生产力，改革是必由之路，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改革的对象是僵化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我国原来的经济、政治体制有自己的长处，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但由于照抄照搬别国模式和左倾思想的影响，在具体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上形成了许多弊端。改革这些具体体制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客观需要，改革的目的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革命具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狭义的革命，特指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的革命性变革。这种革命在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中，是通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剧烈斗争形式实现的。另一种则是广义的革命，泛指社会领域内的重大变革，如产业革命、科技革命等。我们的改革从其根本性质来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决不是要改变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因此，其含义是广义的革命。把改革称为革命，旨在表明它的广泛性和深刻性，现阶段我国的改革已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方面，已经并将进一步引起整个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

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第一次革命而言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的第一次革命，经过长期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把100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的第二次革命，是要经过长期奋斗，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中国由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中国充分表现出来。因此，第一次革命是第二次革命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第一次革命的胜利，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次革命就无从谈起;第二次革命是第一次革命的继承和发展，不进行第二次革命，没有改革开放，第一次革命的伟大成果就有被断送的危险。邓小平关于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的论断，明确了旨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改革也是革命。

2.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3]，“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4]。对外开放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对外开放政策的提出具有客观必然性。首先，它是当代世界经济、科技和国际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其次，它是对我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深刻总结的结果。再次，它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资源相对不足，资金严重短缺，科学技术落后，管理知识经验不足，迫切需要扩大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可以利用国外资金，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可以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大力开拓国际市场，互通有无，取长补短，趋利避害，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可以参加国际经济、技术、人才、信息的交流，有利于我们及时了解和掌握世界各种经济、技术信息;可以广泛吸收和借鉴世界上一切文明成果，发挥后发优势，在较高的技术基础上发展经济，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方面的差距。

结束中国与世界相隔离的封闭半封闭状态，形成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格局，必然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经过长时期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形成了自东向西、由南向北、从沿海到内地，梯次推进的对外开放的强劲态势，形成以沿海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沿边城市和内地为主轴的对外开放模式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3.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使我国对外开放迈入了一个新阶段

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相互渗透日益加深，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都被纳入到统一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之中。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矛盾、贸易摩擦和争端日趋错综复杂，这必然要求对国际经济活动进行协调与管理，于是世界贸易组织(WTO)便应运而生。

面对势不可挡的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入世”是顺应这一趋势，融入世界经济潮流的必然选择。一个对外开放的中国，绝不能总是袖手旁观地看着他人制定规则而自己只能被动适用;一个经济迅速增长的中国，绝不能再失去有保证地进入全球市场的权利;一个依赖现代科技和现代市场经济的中国，绝不能再落后于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2001年12月11日，我国在经历了15年艰难的谈判历程之后，终于正式加入了世贸组织，这使我国对外开放迈入了一个新阶段，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站在时代前列，紧跟时代进步潮流而作出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选择，必将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将产生深远影响。

4.坚持“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

早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生产力标准。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应该“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针对当时改革开放中存在的凡事都要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的“左”倾思潮，针对人们因思想受到束缚而迈不开步子的状况，明确提出了判断改革开放中一切工作得失是非、成败的三条根本标准:“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5]“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不仅包括了生产力标准，而且把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者有机结合起来，这是对生产力标准的深化和发展，是邓小平反复思考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得出的重要结论。

“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它对于我们排除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的干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