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价值目标实现的条件

二、共同富裕价值目标实现的条件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只有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才能避免贫富两极分化，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35]“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36]强调不搞两极分化，不等于就没有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是任何社会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都会出现的社会现象。社会主义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与两极分化的区别主要反映在：一是社会主义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在量上不至于过大。由于中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方式，社会成员的收入主要为劳动所得，虽然社会成员之间在素质、能力和技能等方面的差别足以形成人们之间较大的收入差距，但这还不属于两极分化。二是社会主义社会成员在劳动过程中的地位平等。两极分化不仅表现在人们收入数量的巨大差距，而且反映在人们在得到收入的劳动过程中地位的对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确保了社会成员在劳动过程中的平等地位，从而在性质上避免了两极分化。

目前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造成这一趋势形成的因素很多，其中劳动和资本是两个重要因素。由劳动差别所决定的工资差距，不会产生过大的收入差距。随着个私企业的发展以及公有制企业改制的加快，一部分人积累的资本规模越来越大，资本占有差别与劳动差别相比，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则要大得多。当一部分人将积累的资本作为剥削他人的手段时，剥削现象也就随之产生了。这一剥削现象在中国一时还难以避免，但这与历史上存在的阶级剥削又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现阶段存在的剥削不再是社会占主体地位的阶级剥削，而是一种受制于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剥削现象。邓小平在改革初期就已经预见到这一现象的出现，并提出了相应对策。“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37]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贫富两极分化，是因为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制度优势：一是社会主义所具有的政治优势。社会主义国家由无产阶级政党执政，而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追求的是更高程度的社会公平。二是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历史优势。在中国，由于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私有产权，以及计划经济时期实行高度平均的收入分配政策，这些历史原因决定着中国的经济转型，比现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更大程度的起点公平。三是社会主义所具有的政策优势。现阶段实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的收入分配政策，有利于在保持一定收入差距的同时，避免贫富两极分化。

按照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公有制占主体和按劳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存在有许多不同点，其中一个根本区别，就是所有制不同。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38]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生产条件分配决定社会总产品和消费资料的分配。现阶段中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是由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所决定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人民当家做主，按劳分配标志着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源泉。对于中国来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现在还不能充分体现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而主要应体现在分配制度上。邓小平在确定小康目标时就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八百美元的小康标准与发达国家水平相比，还是低水平的，但“按照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39]。也就是说，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同样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由于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相对比较公平，其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会更高一些。

共同富裕既是一个动态过程，又是一个动态目标。它要求中国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实际状况，寻找最合适的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方式。在进行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改革过程中，中国应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离开了生产力发展的现状，超越历史阶段，去追求“最纯粹”的公有制形式和分配方式；另一种是背离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不顾人民群众的反对，搞“一刀切”的私有化改制。公有制占主体和按劳分配的具体实现形式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中国不能拘泥于过去的具体模式和条条框框，而应该勇于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在坚持正确方向的同时，努力探寻适合发展要求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