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实通达理想之路:马克思解决“问题”的方案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29]“工人解放”不能靠对现有状况的“细小改革”而实现。马克思认为,那些“不是希望提高工资并以此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就是(像蒲鲁东那样)把工资的平等看作社会革命的目标”的“主张细小改革的人”犯了错误。[30]因为,强制提高工资,无非是给奴隶以较多工资,而且既不会使工人也不会使劳动获得人的身份和尊严;甚至蒲鲁东所要求的工资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关系变成一切人对劳动的关系。[31]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32]也就是说,只有用“革命”推翻“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消灭“唯心主义谬论”。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把无产阶级视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33],而且还公开宣布: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34]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针对蒲鲁东主义者在流通问题上的幼稚想法,马克思诘问道:“是否能够通过改变流通工具——改变流通组织——而使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与这些关系相适应的分配关系发生革命?进一步要问的是:如果不触动现存的生产关系和建立在这些关系上的社会关系,是否能够对流通进行这样的改造?”[35]马克思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36]由此可见,马克思认为,在不触动现存生产关系的前提下,无论是提高工人工资水平、提倡工资平等,还是改变流通组织,都无法实现达至共产主义的理想境地,因为生产方式是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7]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宗教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宗教消灭的条件进行了如下的总结:“宗教世界只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对于劳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因而生产者之间的最普遍的关系在于比较他们的产品的价值并在这种物的外壳下把他们的私人劳动作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加以比较的社会来说,崇拜抽象的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只有当劳动条件和实际日常生活条件,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物质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关系是社会生活的基础,这种社会生活只有当它表现为自由结合、自觉活动并且控制自己的社会运动的人们的产物时,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面纱揭掉。”[38]即便后来科学发现,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只是生产它们的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的表现;虽然这一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上划了一个时代,但它决没有消除劳动的社会性质的物的外观。[39]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一秘密的发现,消除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纯粹是偶然决定的这种假象,但是决没有消除价值量的决定所采取的物的形式。[40]也就是说,消除作为“社会存在”的“拜物教现象”,不是仅凭人们的认识(即便是“科学的”认识)所能完成的事情;做到这一点,必须改变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现存的物质关系。
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设计的解决“问题”的方案的核心内容在于,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根本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除作为“社会存在”的“拜物教现象”赖以存留的社会条件。只有拥有这样的理论自觉的社会主义学说,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现存世界的“问题”的分析的进展与他的“未来构想”的具体内容的演变具有“同步性”。“社会关系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马克思凭借其拜物教批判理论,才实现了对这一“问题”的透视,并预测了这一“问题”不再存在的“未来”。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凭借其对商品、货币、资本都只是“社会形式”的定位,对“社会形式”的“历史性”的揭示,以更加严密和有效的方式论证了共产主义的“未来构想”的合理性。根本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除作为“社会存在”的“拜物教现象”赖以存留的社会条件,是马克思所指出的“现实通达理想之路”的核心命意。因而,拜物教批判理论对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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