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用“主义”界划到以“问题”为中心

一、思路转变:从用“主义”界划到以“问题”为中心

以各种“主义”界划马克思的思想历程的既有研究思路，引起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以“问题”为中心，对马克思的思想历程进行新的解读，可以对这些争论有新的理解与评价。

（一）被各种“主义”界划的马克思的思想历程

对于马克思的思想历程，我国学者的通常叙述逻辑是: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批判劳动价值论转向肯定劳动价值论。当然，对于其具体内涵，也还有不少分歧:比如，有学者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共产主义，还不是后来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其主导逻辑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唯心史观。^[1]对于“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具体涵义，大家理解也不一样:孙伯鍨认为，青年马克思是经过两次思想转变，即从黑格尔特别是青年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转向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的唯物主义，再转向实践（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才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哲学革命。^[2]王东认为，“两次转变论”不符合马克思思想演进的真实轨迹，夸大了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哲学的影响而忽视了两者的根本差异，也忽视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继承，曲解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历史观的出发点；在马克思哲学史上，费尔巴哈的影响的确存在，但不存在所谓的独立的“费尔巴哈阶段”。^[3]俞吾金认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一种传统的、旧的、抽象的“一般唯物主义”，他把存在理解为与人相分离的、抽象的自然；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则实质上是一种“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他把存在理解为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4]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演化中，并不存在一个费尔巴哈的阶段；因而，我们应该让马克思从费尔巴哈的阴影中走出来。^[5]

在《回到马克思》的《导言》中，张一兵指认了理解马克思个人思想发展史的五大解读模式:西方马克思学的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模式、阿尔都塞的模式、前苏联学者的模式和我国学者孙伯鍨教授的模式。^[6]张一兵对孙伯鍨先生的解读模式表示赞赏，并坦言自己的《回到马克思》就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又走了重要一步。^[7]但是，无论是张一兵所概括的五大解读模式，还是他自己的解读模式，在一个根本点上都是一致的:先行地确定马克思某个时段的思想的正确性，并以之评判其他时段的理论观点的“科学”、“成熟”与否及其程度。比如，西方“马克思学”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新发现的马克思”视为“最有价值的人学的马克思”，而把《资本论》时期以后的马克思看作“停滞”与“衰退”的马克思；在前苏联学者的解读模式中，唯物主义、共产主义意味着“正确”，唯心主义、民主主义意味着错误与不成熟；在张一兵那里，“人本主义异化史观”是不可取的，“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去观察社会历史”才是科学的态度。

用马克思某一时段的理论为标准来评判其他时段的理论的成熟与否及其程度，这一思想史的研究理路，引起诸多旷日持久的争论，往往造成一种对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的断裂式解读——其中，最大的理论后果莫过于“早期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划分。面对我国学者关于“早期马克思”的研究状况，黄克剑抱怨道:“任何一位泽被后世的思想家都有过他的‘早期’，但没有哪一位思想家的‘早期’会像马克思那样被自称是他的信奉者的人们一再做某种匪夷所思的剔除。”^[8]按照黄先生的说法，马克思即使在其“不成熟”时也是马克思；无论他先后受过前人或同时代人多么深刻的影响，他都不会因为在某一时期的“不成熟”而成为他所推重乃至崇敬的这一或那一思想家的精神的奴隶。^[9]

以各种“主义”来界划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其中运用的是以“哲学”为主导的理论逻辑:“从唯心主义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再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历程演变自不必说，共产主义学说和经济学说的演变也有“哲学”的逻辑主导其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共产主义是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为理论基础，而“科学社会主义”则以“唯物史观”为其理论基础；“从批判劳动价值论转向肯定劳动价值论”的思想转变，也被理解为以唯物史观的创立为理论基础。^[10]然而，我们知道，耗费了马克思绝大部分精力来进行“耕耘”的研究领域是经济学。以“哲学”为主导逻辑界划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与这一事实并不协调。

（二）以“问题”为中心对马克思的思想历程进行解读的新思路

倘若以“问题”为中心来解读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各种“主义”的差别之于马克思思想转变的意义就会降低。因为在这种解读模式下，我们关注的焦点就是马克思“问题域”之所在，以及分析与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的变迁了。而此时，马克思的“哲学转向”的意义，则就不仅具有研究方法、理论原则的意义，而且可能意味着“核心问题域”的转移。

以“问题”为中心来解读马克思的理论，我们首先会问:马克思认为“世界”中有什么“问题”?

这里，笔者想提出一个确认马克思的“问题”的方法——从“理想”到“问题”的推导法。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理想”来认识“问题”。^[11]

马克思认为，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上面的，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利用对社会产品的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12]针对资本主义的这种现实，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这样申明自己的理想:“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13]在此，我们不难看出:“人剥削人”，在马克思看来，是现存世界中的“问题”。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描绘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劳动条件和实际日常生活条件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而社会生活也表现为自由结合、自觉活动并且控制自己的社会运动的人们的产物。^[14]这一“自由人联合体”的构想，是针对社会关系普遍物化、“物支配人”的资本主义的现实状况而提出的。因而，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物支配人”也是应该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马克思还对“问题”进行层级划分。首先是把“问题”区分为宗教问题与世俗问题，后者是前者的根源。因为世俗异化决定宗教异化。^[15]其次，明确区分精神领域中的“问题”与物质生活中的“问题”，后者决定前者。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16]再次，明确经济生活中的“问题”与其他社会生活的“问题”之间的关系——经济“问题”相比其他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具有优先地位。又次，经济生活的各个环节也不是平行的，其中生产处于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经济“问题”的解决要从变革“生产”这一环节入手。因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17]最后，明确区分物质资料生产的物质内容（生产什么）与其社会形式（怎样生产），着力对后者进行考察。马克思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8]而且，“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9]。因此，很明显，在马克思的整个“问题体系”中，物质资料生产的社会形式的“问题”最为核心的东西。

“人剥削人”、“物支配人”是物质资料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问题”。因而，它们就成为了马克思视野中现存世界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