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在国内外都已有许多成果，但研究者的视角和切入点有所不同，观点和结论也有所不同。这些歧异的深层原因是对一系列前提性问题的理解的歧异，以及由此造成的方法论上的歧异。讨论这些歧异，有助于研究的深化。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含义

在有些研究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不是已经存在的事实和正在继续的过程，而是尚未实现的理想和有待规划的工作。据说，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人接受的哲学是从苏俄传来的，主要的不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而是恩格斯的哲学、列宁的哲学、布哈林的哲学，以及其他人转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则主要是斯大林的哲学，以及按照斯大林的观点写出来的苏联教科书的哲学。至于中国人自己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例如李大钊、李达、瞿秋白、艾思奇等人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毛泽东的哲学，也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哲学与马克思本人的哲学相去甚远，实际上是一种变形走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于马克思本人著作中表述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人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因此，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际上并没有这么一回事。当务之急是迷途知返，亡羊补牢，重新解读马克思本人的全部文本，找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然后才有资格开始谈中国化的问题。

我的质疑有如下几点:

(1)苏俄并不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渠道，从这个渠道传来的也并非没有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国人是直接翻译和研读了马克思本人的许多重要著作的，并非只知道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苏联教科书。这是史实问题，并不复杂，一查就明，这里无须罗列。

(2)说只有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表述的哲学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马克思主义者表述的都是赝品，中国人一直以赝为真，以致误入歧途，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说法。第一，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什么时期的马克思著作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事实上对这个问题学术界的意见也并不一致。如果肯定马克思某一时期的哲学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马克思其他时期的哲学思想又该如何看待?第二，断言恩格斯的哲学与马克思的哲学有原则分歧的文章，国内外已经做得很多(例如，说他们的分歧是“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的分歧，“实体思维方式”与“实践思维方式”的分歧，“人本主义”与“物本主义”的分歧等等)。这些文章的论点是否站得住脚，这里不拟具体论及。只提一个问题:恩格斯的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有相当一部分是与马克思合写的，或者是经马克思本人审读认可并高度赞扬的，马克思怎么可能容忍恩格斯在原则问题上歪曲马克思主义而不加以纠正?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的哲学著作也一贯遵循了马克思的根本思想，又有何歪曲之处?第三，列宁的哲学思想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有所增益，有所发展的，这种增益和发展诚然有它的侧重点，但根本原则与马克思的哲学并无二致，歪曲之处又何在?第四，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表述确有严重的缺点，但这些缺点远不足以否定他的哲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性质，说他的哲学思想是有严重缺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可，说他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赝品则不可。顺便说到，人们常常以《联共(布)党史》第四章第二节为标本，而不提斯大林的其他著作，(例如晚年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的哲学思想)，这也有欠公平。第五，中国人对从苏联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并不是盲目信奉、亦步亦趋的，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哲学观点就有很多批评，更不用说对苏联教科书和《简明哲学词典》的批评了。中国人在八十多年里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何尝真伪不辨，误入歧途?

(3)中国人是在民族灾难深重的历史背景下，为了救亡图存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世界上的学说多矣，中国人何以对马克思主义特别垂青?就因为中国人需要拿它做思想武器。现在有些学者不大喜欢“武器”这个词，似乎一说“武器”，就有污学术殿堂的纯洁。可是马克思本人就说他的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当时中国人是没有闲暇做不食人间烟火的纯学理研究的，他们要找的确实就是武器。而衡量武器优劣的标准当然是效果，也就是看某种武器对解决中国的问题“灵”不“灵”，中用不中用。那时的中国人如饥似渴地从西方引入了好多在西方曾经很“灵”的武器，拿到中国来就不“灵”了，因为所有这些武器都是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永恒性作论证的理论，而中国已经没有重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了。“学生”希望也像“先生”一样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可是“先生”却要“学生”做他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中国人拿着这些武器，根本看不清中国何以落到如此地步的症结，按照这些理论制定的方案也一个一个地碰壁。在这种走投无路的处境下，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虽然也产生于西方，但它不是为资本主义的永恒性辩护的理论，而是揭示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理论，它的视野比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广阔得无比。用这种理论看世界、看中国，许多过去解不开的谜顿时就解开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从根本方向上弄清了。中国共产党开“一大”的时候只有13个代表，而且都是手无寸铁的书生，全国也只有50多个党员。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党，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武器指导中国革命，仅仅花了28年就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如果说，当时“引进”的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赝品，但这种赝品居然有如此翻天覆地的明效大验，岂非神话?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利用“五四”运动造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钻了空子，“乘虚而入”的，这也不能服人。且不说中国传统文化“断裂”之说就是耸人听闻的不实之词，极而言之，即使真的“断裂”了，成了真空了，为什么别的外来理论不能“乘虚而入”，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而马克思主义独能如此?有人说这是靠武力，这也说不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开始没有一枪一弹，后来有了军队，也比敌人的武力弱小得多，而“三座大山”拥有的武力则不知要强大多少倍。然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胜利了。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中国社会的客观需要来解释如此大事，如何说得通?

(4)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没有“走样”的问题?当然有。如果认为只有与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不爽毫厘才算不“走样”，那么“走样”的事实确实存在。但有两种不同性质的“走样”:一种是从根本上背离马克思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且朝着倒退的方向“走样”，这是不可取的，因为它是倒退，是思维水平的降低；一种是从根本上坚持马克思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又有所前进，这是大好事。不允许后一种“走样”，就等于禁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把马克思的思想视为化石。如果把这种“走样”也看成罪过，那么第一个难辞其咎的就是马克思本人。马克思的思想也是活的，也在发展，他的哲学本质上就是批判的，不仅批判别人，也经常批判自己，自己也常常“走样”。如果马克思今天还健在，他还会一字不差地复述他一百多年前的每一句老话么?马克思自己可以根据实践和认识的发展做一些“走样”的事情，为什么他的后继者就没有这个权利呢?

(5)对马克思著作文本的系统研究确实是一件极有价值的基础性的工作，丝毫不能看轻。过去的工作远远不够，而且也不能说过去对马克思原著的理解就足够全面准确，没有任何偏差和误读。今后还需要下大力气解读马克思的原著，以求尽可能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原意，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条件做好这件工作。可是，要求不爽毫厘地“回到”马克思是不可能的。马克思的文本不可能自己解读自己，去解读文本的还是我们这些当代的大活人。无论你怎样努力避免前见，你还是不可能彻底摈除自己的“主体性”:你的世界观、文化背景、知识结构、语言框架乃至感情气质等等，都在无形地支配着你的解读方式，使你解读出来的结果无法与马克思本人的原意不爽毫厘。你自以为你解读的结果是百分之百地回到了马克思，其实却未必如此。即使你一字不漏地掌握了马克思的全部文本，而且以汉学家训诂考据的精神去皓首穷经，你也未必就百分之百地回到了马克思。极而言之，即使起马克思本人于地下，请他自己把自己当年著作中的思想准确无误地复述一遍(这应该算是彻底地回到马克思了)，他的话对听的人来说也还是文本，也还是有个解读的问题，其困难与解读马克思当年著作文本的困难并无二致。何况，即使所有的人都能解读得与马克思本人的“原意”完全一样，也还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更重要的一半，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的问题还没有开始解决。而这个问题如不解决，即使彻底“回到”了马克思，对中国的意义也是很有限的。中国的朴学家尚且讲“通经致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而可以不顾实践的需要吗?

我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不是一个虚构的幻影，而是一个已经存在了八十多年的客观过程，这个过程现在还在继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对象就是这个过程。研究的任务就是对这个过程进行理论的反思，尽可能真实地描述它的逻辑，揭示它的机制，阐明它的意义，总结它的经验，预测它的前景，规范它的道路，推动它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否可能，如何可能?这是又一前提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外来哲学是否可能民族化或本土化问题的一个特例。

对这种可能性持极大保留态度的研究者并不否认被人们称为“某某哲学某国化”的现象。不过他们认为，这种现象其实并非某某哲学的某国化，只不过是误认为如此而已。其主要理由是，哲学与民族的文化传统不可分离，特别是与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不可分离。具有不同质的文化传统的民族，语言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往往极大，在哲学的一些关键概念上几乎没有可通约性，甚至找不到对等的语词来翻译这些概念。勉强翻译了，本民族的读者也必定会按本民族对这个语词的习惯用法来理解这些外来概念，结果是歪曲了这些概念的原意。所以，看起来好像是某某哲学某国化了，其实往往是某某哲学被某国误解了。被误解了的某某哲学当然已不是某国化了的某某哲学，而是另一种与某某哲学不相干的东西。当然，持这种看法的学者也没有绝对否认某某哲学某国化的可能性，但认为要实现某某哲学某国化，就必须首先不断地改变某国的传统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一直改变到与某某哲学所由产生的那个民族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一模一样为止。这是一条巨大的文化鸿沟，需要经过若干代人的努力，才可能跨过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古希腊哲学这个源头传下来的。不真正理解古希腊哲学就无法理解全部西方哲学，也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古希腊哲学的最根本的概念与中国传统哲学却不可通约，所以迄今为止，中国人自以为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实是一直在误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以为是在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其实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成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相干的东西。要改变这种状况，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只有改变到同西方人一样了，跨过了这个文化鸿沟，中国人才可能理解西方哲学，也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按照这种看法，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今还没有进中国的大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今也还没有出现。对上述这些看法，我的质疑有如下几点:

(1)哲学与产生这种哲学的文化传统的关系是无可否认的。但既为哲学，无论“形而上”到什么程度，所论的总还是宇宙人生的大事，概括的总还是具有普适性的内容，而不可能只是一个文化圈里的秘传暗语，更不可能是哲学家私人的自言自语。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当然有民族特征，但各民族之间的生存条件和实践方式也并非毫无共同之处，由此形成的思维方式也不会绝对地格格不入。即使假如有一天真有“外星人”同我们打交道，我相信他们的逻辑与我们还是相通的。同在一个地球上的人，何至于彼此的思想就不可以互相沟通、互相理解?那鸿沟就真的巨大到几乎不可逾越?倘真如此，现在大家提倡的文化交流和对话等等岂非痴人说梦?马克思主义哲学诚然是西方哲学传统的产物，它的表述形式也确与中国传统哲学大相歧异，但它的内容却是全人类的。它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精神，它在哲学领域里造成的变革，是世界各民族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可以理解的，并不因为中国人一解读就面目全非。产生佛教哲学的印度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也并不小，然而中国人理解了佛教哲学并把它改造成了许多派别的中国化的佛教哲学。谁也不会说这些中国化了的佛教哲学就不成其为佛教哲学。佛教哲学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何独不然?

(2)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批中国人确实不是西方哲学的专家，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当然也与地道的西方人有所不同，但他们也决非对西方文化一无所知的冬烘先生，而是相当熟悉西方文化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述，在今天看来虽然简单一些，也不见得处处准确，但总的说来还是得其要旨，并无重大误解，何曾像某些论者描绘的那样一窍不通?他们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即使还不够深刻，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已经不是什么致命的弱点了。何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止于起点，它还在不停顿地发展。在总结中国实践经验的过程中，在进一步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过程中，中国人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并以新的内容补充、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际过程。如果看轻了这个过程的意义，甚至否认这个过程的存在，那就未免远离事实了。

(3)这些研究者的想法实际上也行不通。即使中国人花费几百年把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彻底西方化了，跨过了这个鸿沟，终于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也不过是把中国人变成了西方人，让中国人像西方人那样思维，那样说话。可是，黑格尔说得好:“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所以，黑格尔说，他自己“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我想这也就是在使那些并非产生于德国的哲学德国化，成为德国的财富吧。看来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人的财富，也得“教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也就是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工作，也就是还得从鸿沟的彼岸跨过来。可是，那岂不又得花几百年的时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年何月才能实现?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救亡图存，而不是为了皓首穷经。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两次跨过中西文化的鸿沟，而每次跨越又难于上青天，那恐怕“化”业未成，早该索中国于鲍鱼之肆了。

(写于2003年，原载陶德麟:《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