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新概括
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邓小平理论就是建立在彻底的唯物主义和自觉的辩证法的基础之上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进行了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作出许多新的总结和概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邓小平哲学思想。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主要在于:邓小平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精神——“实事求是”，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精髓，明确揭示了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内在依据；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创出崭新的局面；根据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崭新结论。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中国化进程中的创新，是邓小平理论的理论基石。
(一)“精髓论”的提出及理论内涵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领导我们党重新恢复和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的地位作出重新定位，第一次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概括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创新，揭示了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内在依据。
1.“精髓论”的提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哲学世界观的根本点，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将其提炼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并以此为基础，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与党的思想路线达到内在的统一。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和无产阶级斗争实践经验基础上，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唯物辨证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观点，客观地辨证地看待事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要求。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实践活动中，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强调共产主义运动应该从现实出发的观点。早在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9)1847年秋恩格斯强调指出，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重申:“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10)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他们更加明确指出，对《宣言》中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1)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把共产主义运动所应该遵循的这一基本原则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一条著名原理:“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12)并且把此原理称为“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这一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原理，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
列宁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继承并正确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第一次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转变为实践。列宁在指导俄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强调要实事求是地看问题，要依据客观事实，而不是依主观愿望制定党的政策，他提出共产党人只能以事实作为自己制定政策的前提和基础。由于列宁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精神实质，因而他能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经济、政治、文化较落后的俄国，解决了俄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问题，取得了俄国革命的胜利。在过渡时期，列宁在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转为实践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再次作出卓越贡献。他在总结俄国由战时共产主义转入新经济政策的原因时说，“是什么迫使我们转而采用商业原则呢?是周围的环境，是目前的条件”。(13)他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大工业迅速恢复并且尽快同农业结合，才能达到所追求的最终目的。针对有人对采取“新经济政策”不理解，提出种种疑问，列宁指出，我们不要瞎想一些得不出任何结果的方案，而是“应该去做具体的工作。应该细心地研究具体的条件和情况，应该确定可以利用什么地形站住脚”，“因为我们只有在可以利用某种地形站住脚跟时，才能转入进攻”(14)。我们唯一的出路在于要学会适应环境，根据当前的条件来解决问题。由于列宁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俄国的实际出发，使当时的俄国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列宁以俄国革命和建设的新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辩证法。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精神，简明概括为“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原来是中国的一句古语，毛泽东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对“实事求是”进行了改造，赋予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并上升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比俄国更为落后，如何把产生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东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一个没有先例且极其艰巨的任务，要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首先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理论的中国化。在中国革命之初，由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规律缺乏深入研究，一方面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更不懂得如何结合中国实际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因而在革命之初，在党内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结果，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20年代末，毛泽东根据自己深入调查对中国国情所获得的认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起来，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从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探索。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鲜明地提出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他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5)他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以反对党内的教条主义。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文章，将中国革命经验升华为系统的哲学理论。他在《实践论》中指出:“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16)这两篇文章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为确立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1938年10月，为了使全党同志明确地知道并认真地负起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次全会，全会确定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讲话中，结合党内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存在的各种不同认识，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7)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观点。他强调指出，整风最主要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演中，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对“实事求是”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论述。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出事物变化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18)在《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中，他又强调，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全党应学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种实际问题给予科学的解释和理论的说明，找出发展规律，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这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这才是真正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经过毛泽东的改造和阐发，“实事求是”已经变成了具有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并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和行动的指导原则，成为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正是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领导了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综上可以看出，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都是把实事求是和从实际出发作为自己的根本方法和根本出发点，这一根本方法和根本出发点的科学性，已经被无数成功实践所证实。
但遗憾的是，由于多方面原因，毛泽东晚年在一些问题上背离了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致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严重挫折。历史对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重新确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任务。
第二，邓小平第一次将“实事求是”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精髓。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但“文革”结束之初，由于受个人崇拜的禁锢，“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特别是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质是要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后，为了纠正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从指导思想上彻底地拨乱反正，使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首先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恢复和重新确立毛泽东倡导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8年6月在《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指出，我们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19)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世界天天在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因此，马克思主义要发展，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社会主义优越性能够得到体现。否则就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就是假高举。
在批判“两个凡是”错误指导方针的同时，邓小平第一次把“实事求是”概括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1977年他在与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20)1978年9月他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重要谈话中再次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21)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进一步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从马克思主义体系核心地位的高度阐发“实事求是”的理论地位，他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22)，“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3)。因此全党、全国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发表的重要谈话中，更进一步将“实事求是”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24)。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非常丰富，毛泽东将其核心精神概括为实事求是，并结合中国实际作了大量阐述，充分肯定实事求是的指导地位和意义，在实际中成功运用它指导了中国革命，但毛泽东没有把它明确提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精髓”的地位。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突出贡献之一，是他不仅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而且第一次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中国化过程达到一个新的境界。这一理论升华，准确地概括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
实事求是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包括实践观、真理观、知行关系等)和唯物史观的集中概括，邓小平把这一哲学思想之精华，视为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看作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看作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这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及整个科学体系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并成为其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共同思想基础。
第三，邓小平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第一次作出完整的概括和论述。
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功能，在对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等等的关系上，集中地体现为思想路线的指导。思想路线是化为决策和行动中的哲学思维和哲学方法论，是“行动中的哲学”。因此，一定的哲学世界观必定为一定的认识路线、思想路线奠定理论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率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恢复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哲学基础和哲学依据的。这条思想路线的核心，正是邓小平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新时期党的思想路线与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一致性集中表现为这种核心与精髓的统一。
用“实事求是”来概括党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而解放思想也是由毛泽东提出来，并曾是他遵循的。但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紧密联系起来，并明确地纳入到党的思想路线之中，这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创造。邓小平在论述党的思想路线时，总是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联系在一起来谈。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25)在此，他鲜明地指出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之间内在的统一性，正是基于这种内在的统一性，邓小平把二者联系起来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来表述。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科学体系，从它诞生那天起，就不断地吸收人类社会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使自己的理论体系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因此解放思想应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毛泽东，无论是在革命实践或是在理论创新中，历来都十分重视和倡导解放思想，并且有过诸多论述，但是，他们都没有从党的思想路线高度来论证其重要意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根据当时党的思想状况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根据党面临的推动改革开放和加快经济发展的新任务，认为必须首先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才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于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式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在总结我党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对党的思想路线作出更加完整的概括和论述。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提出了“思想路线”的概念，他认为共产党人应该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反对那些安于现状，“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对人讲话一向是那几句老生常谈，使人厌听”(26)的保守路线。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过多次深刻阐述，对实事求是作过简洁而明确的论述，对与之紧密相连的各点: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都有过深刻、系统的阐发。所有这些对指导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重大作用。但是，毛泽东没有对实事求是及其相关各点进行集中的系统论述。邓小平第一次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包含的内容作出了完整、系统的概括。1978年12月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针对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就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的这次讲话是我们党恢复和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要标志，1980年2月29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进一步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出完整的概括，他说:“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27)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对党的思想路线所包括的内涵作出的完整、明确的概括。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理解这一概括:首先，这一概括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前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这一哲学世界观的集中表现。其次，“实事求是”在这条思想路线中处于核心地位。邓小平曾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因此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和基础。再次，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包含四方面基本内涵: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四个方面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实事求是”首先明确了这一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看问题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是这条思想路线的逻辑起点；“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内容和外在表现，贯穿于党的工作始终，这四个方面层层递进，互相联系和补充，构成一个完整、严密的整体。对我党的思想路线进行如此完整、系统的概括，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作出的重大贡献。
是否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是关系到执政的共产党制定和执行的政治路线和政策是否符合实际，是否能推动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基础和关键。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指出，“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28)在新时期，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我们党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和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逐渐走出困境，实现了复兴，并且开始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20多年的成功实践，充分显示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问题上的“关键”作用。
2.“精髓论”的内涵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根本要求，二者具有根本的、内在的一致性，同时表现出鲜明的党性特征。邓小平正是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科学命题所包含的内容，从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从其实践作用和意义揭示了“精髓论”的内涵。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根本要求。
实事求是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精髓和思想基础，是因为它源于并且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基本观点。
首先，实事求是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根本要求。
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思维和认识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不言而喻，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的，“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29)，而且人类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0)。这里所说的人们不是旧唯物主义所说的那种抽象的、孤立的人，而“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31)。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出发，人们在认识和把握世界时，就要按照世界本身的规律来理解世界，从事物的内在联系来把握事实。
其次，实事求是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根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把科学的实践观作为其整个学说的基础与前提，同时也作为其认识论的基础与前提。马克思明确地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和认识的目的，他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32)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这就是说，人的认识是主体在实践过程中对客体的反映，这一反映过程是随着人们的实践发展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并且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达到不断深化。实事求是就是要求人们在实践中去发现、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
再次，实事求是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
关于辩证法的本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进行了说明:“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3)实事求是要求人们按照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使认识得到升华，这正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辩证法的彻底贯彻，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34)
可见，实事求是凝聚和包容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精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要求，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度凝结。从中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它的彻底的唯物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
第二，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内在统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突出之点，就是根据“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内在本质一致性，把这两者辩证地统一起来。
首先，邓小平认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创立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任何历史上认识的进步和重大突破，都是在不断克服传统观念，突破旧的思维定式，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获得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发展亦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的历史，正是革命导师不断追求和运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论去探索社会真理，改造现实世界的历史。可以说，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科学方法论，便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概念，但是他们创立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全过程已生动地体现了这八个字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在德国和欧洲大陆宗教神学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盛行，如果没有解放思想，他们就不会超越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思想写出《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一批经典作品，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就不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思考人类的历史命运，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写出《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一批深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划时代的作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35)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克思、恩格斯就不可能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和规律中，认识无产阶级的地位和历史使命，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为科学，为人类指明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大趋势，就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创造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整个学说的创立，就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思想大解放。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第一位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原则来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并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导师。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反对所谓马克思主义不完备和过时了的论调，明确宣布:“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36)同时，他驳斥了一些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说成是教条主义的无理攻击，强调必须本着解放思想的态度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他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37)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得列宁通过深入研究帝国主义，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重要结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作出实质性的重大发展。同时列宁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提出许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思想。列宁之所以如此重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原则，根本原因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精髓实质的理解和把握，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即可能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的一定实际任务之间的联系。可见列宁认为在新形势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多方面得到创造性发展: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毛泽东深刻研究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成功地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我国这样一个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成功地建立起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军队建设中成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的经济政治条件，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对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根据具体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所有这些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理论与实践，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都没有现成的表述和答案。中国革命的成功实践证实，没有解放思想，没有实事求是，就走不出中国化的革命道路，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其次，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特色之一。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邓小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创建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江泽民指出: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回顾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贯穿于其中的根本思想路线和方法论原则。可以断言，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不能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彻底拨乱反正；就不能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就制定不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就没有今天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的崭新面貌；就不可能在思想理论上，对一系列事关社会主义长足发展的重要观念进行大胆的更新和突破。一句话，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不可能形成邓小平理论，创立当代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具有根本的一致性。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38)“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39)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也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统一的。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这就是邓小平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观。
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要实事求是，必须先解放思想。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40)同时他对解放思想作了科学界定，他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41)就是说解放思想的目的，是要使我们的认识和客观实际相符合，使思想从背离实事求是的各种主观主义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人们对客观实际的正确认识需要一个过程，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不断地解放思想。因为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人们的思想往往容易被习惯势力、主观偏见以及本本上的东西所束缚，从而导致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脱离。同时，主观和客观在一定阶段上达到一致，进入另一个阶段后，又会不一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地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种认识事物的规律决定了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和关键。另一方面，我们看思想解放不解放，还要看是否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是否真正解决问题。离开实事求是的“解放思想”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而只能是主观主义的胡思乱想。邓小平对解放思想的科学定义，对我们正确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突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在实践中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个别论断，要结合现实情况具体分析，对于有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已经不适应现实的论断，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放弃，否则必然不利于现实的发展。因为经典作家的思想活动也要受到环境条件的限制，其理论会有缺欠和失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在实践中以开拓精神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是开放的体系，它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能够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补充、丰富和发展自身，正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列宁也提出，我们决不能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破除迷信态度，以科学的精神应用马克思主义，勇于实践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使其充分发挥改造世界的作用，同时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创新和发展。
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基本目的和要求。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邓小平指出:“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42)就是要“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43)同时，他还指出:“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44)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就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上去了。这就是说，解放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者至少有两点基本要求:第一，解放思想必须以坚持实事求是为方向，以达到主、客观相一致为目的。解放思想必须按照实事求是的要求去做，其目的就是要实事求是。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要当作行动指南，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前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起来，使它不断丰富、发展和具体化，不断得到创新；另一方面要坚持以“实事”即客观实际作为出发点，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真正达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才是解放思想的根本方向和目的。第二，解放思想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和前提。四项基本原则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反复证明的普遍真理，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理论表现，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45)
总之，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实事求是要求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为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题中应有之义，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直接目的和结果。任何把两者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再次，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党性特征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统一。
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超阶级、超政治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开申明自己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无产阶级和人类的彻底解放服务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邓小平理论哲学的精髓，同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观点，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马克思通过对人类历史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发现，无产阶级和在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阶级相比，其特殊性在于它能够始终使自己的利益和人类利益相一致，并且通过自身的革命实践最终导致人类的普遍解放，如果说，全人类利益能够借助于某个阶级利益而得以实现，这个阶级只能是无产阶级。人类历史证实，每一次社会革命都必然伴随着思想上的大解放，但是真正能够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解放思想，能够真正实行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只能是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因为无论是上升时期的奴隶主阶级、封建主阶级或者资产阶级，都只是代表着其特殊阶级的利益，只有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才能够真正以“全人类的名义”进行思考和实践，并且把自己的命运和全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马克思在揭示无产阶级历史使命时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在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制都趋于消灭，才能获得最后的解放。通过消灭自身而不是巩固和发展自身以获得解放，这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根本区别于其它阶级的“解放”之处。因此，只有无产阶级的解放才是真正意义的“人类的解放”。随着无产阶级追求自身解放的斗争实践，产生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适应了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需要产生的。我们只有从无产阶级的党性出发，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才能真正认识当代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并为之奋斗，才能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具有鲜明的党性:即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的核心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路线，任何抹杀这一点的作法都是错误的。
今天，坚持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工作已形成共识，但是，对于怎样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与其立场、观点结合起来，去分析和解决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另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科学的，但其观点已经过时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仅仅把它作为一种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论。这种观点实际是抽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内涵，即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立场、观点。显然，两者的最大分歧就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否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实质上，这仍然是一个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明确的质的规定性的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其理论精髓。对于任何具有自身确定性的思想体系而言，基本观点都是其精髓的外在表现，如果抽掉“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基本观点，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仅仅作为一种方法，那么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将成为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哲学游戏。因此，主张放弃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只坚持“方法论”的观点，最终将导致取消马克思主义的结局。
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密不可分的整体，是内在的辩证统一:没有立场，就会丧失了自己的阶级性，就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历史使命感；没有观点就没有鲜明的思想旗帜和理论原则；没有方法就没有严密的、令人信服的论证。因此，邓小平强调用马克思主义去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所当然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的指导，是观点与方法并重。那种把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视为思想解放、富有创造性，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去迎接挑战，视为“思想保守”和“缺乏创新精神”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
3.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和精髓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邓小平虽然没有撰写过专门的哲学著作，但是他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已充分展现了他那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信仰和丰富的哲学思想。他的论著中充满了深刻的哲学思考和精辟的哲学概括。经过多年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他深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谛，他十分注重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穿于其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的始终，贯穿于其理论的各个方面。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这个理论的逻辑起点。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起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哲学思想上重新武装了全党，从此才有了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转变，有了工作中心的转移，才开始了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正是在这个逻辑和历史的起点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二，邓小平理论中的每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都鲜明地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党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后，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邓小平提出并论述了一系列重大的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理论问题，可以说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全方位的探索和发展，如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改革开放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社会主义发展战略问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者关系问题，一国两制与祖国统一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是无法找到答案的，对这些重大问题提出的本身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在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中，更是处处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发展。
第三，邓小平理论是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理论。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是其形成与发展的深厚土壤。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固定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如何搞，照搬马列的本本不行，照搬别国的经验也不行，唯一的办法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来。我国整个改革开放事业，就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进行的，邓小平理论正是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可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与精髓，体现在这一理论的各个方面，贯穿于这一理论的形成、发展的始终。
世界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人的实践是无止境的，因而人的认识也是无穷尽的，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就是体现在它的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它能够永葆生机和活力的生命源泉。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我们已经掌握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我们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还很多，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怎样在新的形势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对各国执政的共产党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勇于开拓创新，与时俱进，才能使我们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永葆蓬勃生机。
(二)辩证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不仅意味着要敢于实事求是，而且还意味着善于实事求是。邓小平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坚持在摸索中求是，在试验中创新，表现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这种高超的领导艺术根植于他对唯物辩证法的深刻领悟，是他对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1.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实践第一的观点，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
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地揭示了实践在社会生活和人的认识中的地位，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6)，并且认为哲学家的任务不应该只是解释世界，而应该是改造世界。列宁继承和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的思想，提出实践高于认识，“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47)。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观，对指导中国革命起到重大的指导作用。1937年毛泽东撰写了著名哲学篇章《实践论》，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进一步阐述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指出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并且以此为方法论原则，在中国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从实际出发，大胆试验，在反复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完整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第一，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将实践作为认识论的基础。
首先，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将实践探索放在首位。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他清楚地知道，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场没有现成答案可循的伟大试验，只能依靠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不断进行探索。他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48)他坚持在实践中不断寻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佳契合点，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发展模式，开创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并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形成了较完整的认识。
其次，鼓励在实践中创新。邓小平坚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从不迷信本本。对于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不是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本本里寻找现成答案，而是诉诸实践。他认为，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49)。改革开放以后，他总是鼓励人民群众积极进行探索性的实践活动，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50)。要在实践中闯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来。
再次，不争论，让实践来作出判断。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的重要性，1875年马克思在《给威·白拉克的信》中提出:“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51)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深刻领会到马克思这一思想的重要意义，结合苏联当时的实际，进一步指出:“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52)他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邓小平在亲身经历几十年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对马克思、列宁这一思想深有体会，改革开放后，他提出“不争论”、用实践来说明问题的主张。他说:改革开放“是天翻地覆的事业，是伟大的实验，是一场革命，怎么会没有人怀疑呢?”处理的办法就是“拿事实来说话，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他们”(53)。在视察南方讲话中他又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54)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55)邓小平的“不争论”、用事实说话的观点和方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重要体现，也是对实践标准的创造性运用。实践出真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没有任何先例，在没有获得实践的资料之前，对其究竟怎样搞，仅停留在空洞的争论上没有实际意义，反而会耽误时间，错过机遇。不争论，就是为了通过实践，获得实际资料，让事实作出判断。这样既能抓住机遇，赢得时间，又可以用事实说服一些受传统观念束缚较深的人。因此，从根本上解决争论，还是要靠实践。当然，邓小平的“不争论”是有明确针对性和范围的，即对党中央已经确定的有关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就要抓紧时间，大胆实践，干起来再说，允许看，允许不同意见存在，但不要争论不休。但在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关系到国家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等的重大原则问题上，邓小平不仅主张争论，而且要争清是非，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问题，在祖国统一上的“一个中国”问题，在外交工作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等等，邓小平一贯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如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是在他的极力支持下展开的。可见邓小平“不争论”、允许不同看法存在，是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其本意是让实践来作出判断。
从以上几方面可以看出，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把实践放在首位，鼓励在实践中创新，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新路。
第二，重视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把实践作为理论的基础、源泉和发展动力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辩证唯物论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就知识的总体来说，无论何种知识都不能离开直接经验。“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56)“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57)马克思主义在创立之后，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关键就在于它始终是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在实践中不断吸收新鲜经验向前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各自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都进行了大量实践，总结出许多正确的思想原则，特别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在早期社会主义实践中对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许多重要理论，有些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基本都采取了单一的模式，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多年的实践使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没有统一的模式，特别是在今天，时代主题、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主义实践必须突破过去的框框，社会主义理论也必须在新的实践中有所创新。改革开放后，我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实践，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创造了新的条件。邓小平理论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原则指导下，在新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邓小平非常注重并且善于总结经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领导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认真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1981年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他主持制定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党以来的历史、特别是对我国2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统一了全党思想，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为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正如他在党的十二大上指出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政策。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58)
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强调要及时总结经验，以指导新的实践。他深知，实践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不可能一次成功，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的认识，也需要有一个反复实践、摸索的过程。我国的改革是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全新实践，在改革过程中必然会存在风险，难免会出现一些失误，但正如他所说的:“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59)，“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60)他要求，“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61)。这样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我们的经验才会一天比一天丰富，才会有创造性。
在20多年的改革实践中，围绕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理论——邓小平理论，这一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深刻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使科学社会主义获得了多方面的创新性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这些都同邓小平理论在指导实践中发挥的巨大理论威力密不可分。
从实践中总结新鲜经验，上升为理论，反过来又指导新的实践，邓小平理论正是由此而形成，我国改革开放的宏伟事业也由此在实践探索中得到快速发展。
第三，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自己理论的标准。
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也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之一。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将实践作为检验自己理论正确与否的准绳，他根据这样一条原则，不断将人民群众在实践中获得的经验升华为新的理论，从而保证了其理论的科学性，在指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关于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马克思曾经作过明确地回答，他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62)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也明确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63)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样一个早已被马克思主义论证的十分清楚的问题，却被搞得是非颠倒，混乱不堪。“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错误主张，坚决支持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受到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教育，并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恢复和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邓小平理论也以此为契机应运而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此，把实践作为检验我们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根本标准，就成为邓小平执政的一大特色，也是其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是否正确，需要通过实践加以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64)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他对提出的每一个新的理论观点，采取的每一项新的政策、措施，总是强调要经过试验，由实践来检验，才能决定是否采纳和推广。他把改革看成“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65)，“是伟大的实验”(66)，认为这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67)，“要冒很大的风险”(68)，因而这就要求既要有勇气，胆子要大，又要步子稳。他特别强调在采取每一项重大举措时，一定要先试点。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就明确指出，“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69)在向全国推广时，不搞一刀切，不搞强迫命令，不适宜的地区绝不能勉强。其体恤人民切身利益之情，昭然可见。如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就是由鼓励安徽凤阳农村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试验，到在全国农村推广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对外开放中，首先在深圳、珠海等沿海地区试办经济特区，然后到大连、上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的沿海开放带，再到沿江、沿边以及内陆省、区的全面对外开放；另外，在采取发行股票、开办证券市场、建立房地产市场、实行物价改革等重大改革举措方面，也都是先实行试点，在取得经验，证明可行后，才向全国逐步推广。可以说，如果没有经过试点及其取得的经验，许多大的改革政策是不可能那么快出台并取得那么好的效果的。2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平稳顺利的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正是得益于这种坚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得益于邓小平高超的领导艺术。
与此同时，邓小平把用实践检验自己理论和政策的过程，与发动和组织群众、展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过程有机地统一起来。由于改革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试验，要冒风险，自然有人持怀疑态度，对此邓小平认为应该“允许存在”，这是正常的，因为这是一场天翻地覆的事业，是伟大的实验，是一场革命。他坚信实践的力量，认为通过试点，先在少数地区干出成绩来，改革的成效一定能够说服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说:“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70)可见，把实践作为检验自己理论思想是否正确的标准，既是邓小平哲学世界观的基本观点，也是他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改革开放的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其高超领导艺术的体现。
改革开放已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我们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对这个历史阶段的状况、矛盾及其演变规律，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体系，但是并没有结束真理。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今天，改革开放正在向深入发展，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必将随着实践的发展，继续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不断地得到补充、修正和完善。
2.对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
唯物辩证法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把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彻底贯彻到各个领域，不但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结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结合，而且把它应用于自然、社会与人类思维领域的研究，建立了以自然辩证法、社会历史辩证法、认识辩证法等为主体的，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相统一的唯物辩证法。它的建立标志着人类辩证思维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认识工具。因此，列宁把唯物辩证法称为“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71)，并且把对辩证法问题的研究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重点，他详尽地研究和论述了辩证法的要素、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等一系列辩证法的基本问题，写下了大量哲学著作。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伟大贡献，不仅表现在他丰富而卓越的理论成就上，而且突出地表现在他运用辩证法指导俄国革命实践活动的伟大尝试中，成功地指导俄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把唯物辩证法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是一个具有丰富而悠久的辩证法思想传统的国度，中国古代的先哲们曾提出过一系列深邃的辩证法观点。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毛泽东融合中西、贯通古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哲学思想相结合，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产生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成功指导中国革命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其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我们党内形成了按照辩证法办事的优良传统。
新中国成立之初，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的邓小平就提出，“要照辩证法办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成为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挥了唯物辩证法，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设计了宏伟蓝图。邓小平虽然没有专门的哲学论著，但是，在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在他的每一篇讲话和文章当中，都充满着辩证法的深刻哲理，在他那里唯物辩证法已经由一种科学的哲学世界观转化成为一种辩证思维艺术，变成一种行动中的哲学。他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设计我国现代化宏伟蓝图时，充分展示了他的照辩证法办事的思维特点，他以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的眼光，运用发展的、全面的观点考察当今世界的主题和国际关系的变化；研究我国社会发展的战略全局；探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方面的内在规律；并依此制定相应的路线、方针、政策，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得到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第一，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走自己的道路。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向全党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72)。这个思想是邓小平总结我党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也是根据他对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事物的矛盾法则的深刻理解作出的新结论。
“走自己的道路”是历史作出的结论，时代提出的要求。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曾多次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谈到走自己的道路问题。1983年他在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说:“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一个国家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73)。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无论是搞革命，还是进行经济建设，都不能照抄照搬书本或其它国家经验，必须按照本国的国情，走自己的路，才能成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曾经遭受过两次大的挫折，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其根本原因都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其结果是致使革命力量遭受惨重损失。在遭受这两次重大挫折之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我国国情结合起来，提出并坚持建立农村根据地，使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最终成为全党的共识，中国革命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取得了最后胜利。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主要是仿照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出现了许多弊端，并且再次遭受了两次大的挫折，一次是“大跃进”，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出现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重要方面，仍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式的理解，脱离了本国的国情。为此，邓小平深有感触地说:“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74)
同时，走自己的路也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要求。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的发展变化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邓小平根据这一哲学观点，深刻分析、阐述了当今国际形势和国内外一系列重大问题，强调指出，必须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看待世界、看待中国，也要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发展马克思主义。自《共产党宣言》诞生后的一百多年里，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新特点，社会主义面临许多新问题，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者去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邓小平同志敏锐地看到了世界形势的变化和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他说:“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75)他还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76)我们无疑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会丧失根本。然而，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在发展中坚持的，在这方面列宁、毛泽东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典范。邓小平正是适应了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决策。
事物的矛盾法则是“走自己的道路”提出的重要哲学依据。“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77)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辩证法的研究和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着重阐明了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基础，论述了辩证法基本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事物的矛盾法则，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辩证统一的原理。这个原理包括三个基本点: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互相联结的，矛盾的普遍性、共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个性之中，特殊性、个性不能脱离普遍性、共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互相区别的，矛盾的共性只是概括了诸多个性中共同的、本质的东西，并不是个别的全部内容和特点都包括在共性之中；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列宁、毛泽东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更重要的是他们把这一哲学观点具体运用于指导实践。由于列宁和毛泽东面临的任务，是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和革命形式的发展，解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问题，所以，他们对事物的矛盾法则特别是矛盾的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作了大量阐述。列宁常把事物的矛盾法则称为辩证法的本质，或辩证法的核心，把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称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也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78)正是在这一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列宁、毛泽东都在领导本国革命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在今天我国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同样充分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的统一的关系。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带有普遍性，但是，由于各国的国情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必然带有民族的特点。邓小平在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后，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面对苏东剧变，社会主义出现的严重挫折，邓小平根据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对怎样坚持社会主义的问题作过多次阐述。他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对此，多年来我们没有完全搞清楚，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上的。我国社会主义发生失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离开了本国国情，离开了我国现实的生产力水平，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79)，“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80)。这就是说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要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但更重要的是，要把基本理论和我国国情，把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结合起来，寻找最佳契合点，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最佳模式，这才能真正做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开创性的事业，邓小平是这一伟大事业的设计师、领路人，他坚持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法则灵活运用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才使我们今天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坚持发展与稳定的辩证统一。
改革、发展、稳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密切相关的三个重大问题，它们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过程。三者之间任何一个出了问题，不仅会直接影响另外两个方面，而且会直接影响整个现代化建设全局。邓小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地阐明了它们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及其重要作用，指出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保证。它们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缺一不可。
首先，发展是目的。邓小平说:“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81)这是在处理三者关系中首先要树立的观念。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82)。因此，要把大力发展生产力、推进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邓小平说，现代化建设“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83)。首先，我国解决自身内部一切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只有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经济持续不断发展，我们才能克服前进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保证“一国两制”的贯彻执行，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其次，只有我们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才能有效地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才能使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同时，发展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来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从一个阶段到更高阶段的推进，以至共产主义的实现，都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建国后很长一个时期，我们忽视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民经济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生活提高不快，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实践证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为此，1992年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科学概括，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84)显然，社会主义的本质应该是发展生产力，使人民达到共同富裕。只有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经济持续不断地发展，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为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物质条件。
其次，改革是动力。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基本上仿照苏联模式，结果严重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85)因此，要发展就必须改革。邓小平说:“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86)过去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今天搞改革也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因为我们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此，邓小平把改革称为中国第二次革命。在改革与发展之间，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实践证明，只有改革，才能解决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为生产力发展开辟出广阔空间，实现真正健康的发展，改革是发展不可缺少的推动力量。反过来，只有持续不断的发展，并且通过发展给人们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人们在改革中失去的利益，改革才能持续下去，才不会半途而废。所以，离开改革就不可能有健康、快速的发展，改革是发展的动力；而离开发展，改革也难以持久地进行下去，发展是改革的目的。
再次，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改革和发展离不开稳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条件和保证。邓小平认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应保持两个方面的稳定:一是国家政局稳定；二是现行政策稳定。其中，国家政局稳定是第一重要的。邓小平曾经多次强调国家政局稳定的问题，他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87)稳定的政治环境是改革和发展顺利进行的前提和保证，如果国家整天处于动荡之中，再好的愿望也要落空，再好的计划、方案也无法实施。仅有稳定的政局还不够，还必须做到现行政策的稳定。鉴于过去政策经常变动的教训，邓小平同时强调了政策稳定的重要。所谓政策不变，主要是两个，一是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二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他说:“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保证整个政策不变，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如果这些都变了，我们要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在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就没有希望了。”(88)但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这个不变又是相对的，在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大政方针不变的情况下，我国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发生了大的变化，国家的综合国力、人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大的变化。这就是说，在改革和发展中，我们要把稳定与变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通过改革促进发展，促进国家变得更加繁荣富强。
同时社会的稳定也离不开改革和发展，稳定不是停滞不前、死气沉沉的社会政治局面。持久的稳定只有在生产力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在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基础上，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稳定。如同邓小平所说:“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89)因此，要保持持久的稳定，就必须改革和发展，只有坚持通过改革，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形成全社会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稳定。
第三，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
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是对唯物辩证法矛盾法则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所谓“两点论”，即指要求人们在分析问题时，不是只看到矛盾的一方，而是既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事物的反面；既要看到事物有利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利的一面；既要看到过去，也要看到将来；既要看到主要方面，也要看到次要方面，等等。所谓“重点论”，是要求人们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善于抓住和解决关键问题。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处理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关系上，在坚持辩证法的全面性上，表现了高超的艺术。他在用矛盾分析的观点观察和处理问题时，不是把矛盾的两方或几方平等看待，而是首先找出其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作为切入点，加以分析，带动其它问题的解决。如在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上，他曾有过多次讲话，明确强调，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指出:“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90)对毛泽东的正确评价，既是邓小平对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科学运用的典范，也表现出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是其政治远见和个人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再如，他在谈到改革开放中的错误倾向问题时，也是全面分析，有所侧重，他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91)这段话把要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及两者之间的重点鲜明地指了出来。另外，他在分析我国现阶段的各种社会矛盾时，紧紧抓住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主要矛盾，把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把经济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在主张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时，他反复强调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在阐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强调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在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时，强调前提是只有一个中国，等等。
作为“两点论”的运用和发挥，邓小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反复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法。唯物辩证法要求人们在认识和处理各种矛盾时，必须抓住它的正反两个方面，而不能只抓住一个方面不及其余，要坚持两点论而不是一点论。邓小平说:两手抓“就是两点论”。(92)他讲的“两手抓”包含着广泛的内容，其中有: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等等。邓小平在强调两手抓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两手都要硬的问题。“两手硬”是指两个方面不仅要抓住，而且要抓紧、抓好。提出两手都要硬的现实针对性是实际工作中出现的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情况。两手抓是两手硬的前提，两手硬是两手抓的深化和补充。把两手抓和两手硬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了运用两点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邓小平在涉及全局性若干矛盾的处理上，一贯坚持辩证地全面地看问题，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统一，强调要抓住主要矛盾以带动和促进其他问题的解决，这是他的领导艺术的又一个突出的特点。
第四，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
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是邓小平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的另一个特点。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邓小平同志从不含糊，体现了其原则的坚定性；在不脱离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对具体事物的处理、运作时，他又非常善于具体事物具体分析，体现了其策略的灵活性。
原则的坚定性，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方面坚定不移，毫不含糊。在改革开放不久，1979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93)在1992年视察南方讲话中，邓小平同志又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94)邓小平还指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95)要求我们对经济建设这个总的中心工作不能含糊，不能犹豫，必须要有认识和实践的坚定性。按照这个方法，我们应该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都要坚定不移地、始终如一地搞经济建设，其他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件事，不能受任何干扰。
策略的灵活性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和措施，并通过实践检验修正完善。由于历史的原因，比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我们在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都落后了很多。为了赶上发达国家，我们必须加快发展自己。即使将来我们赶上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是不断增长的，我们还要使自己得到新的发展。对于这一点，邓小平讲得很明白:“发展才是硬道理。”(96)为了发展自己，必须抓住时机。所谓时机，是指时宜和机会，即对事物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空间以及其他有利条件。改革发展是创新，目标必须坚定，胆子要大一点，否则搞不成四个现代化。但是共产党人又是唯物论者。由于我们没有经验，工作中错误总是难免的，错误对于改革大业是不利的。因而邓小平在讲胆子要大的同时，又提醒全党要注意稳妥，避免失误，“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97)，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总结经验，改正缺点，逐步完善。如对待证券、股市，邓小平同志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98)经验证明，既坚持大胆探索，又强调谨慎小心，既敢于坚持真理，又善于修正错误，我们就能在实际工作中保持主动，赢得进步。
邓小平同志可谓辩证法的大师，他注重把辩证法运用于实践中，转化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除我们上面阐述的几个辩证统一外，实事求是、顾大局、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也都是邓小平特别提倡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些方法无一不是唯物辩证法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和发挥。邓小平所揭示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不仅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通过这些方法所体现和渗透的哲学道理，也给予人们多方面的启迪。
(三)历史唯物论中的崭新结论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创建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社会历史领域有其复杂性和特殊性，其特殊性在于，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有意识、有思想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自觉的意图和有预期目的的。正因为社会历史领域的这种特殊性，以往的哲学往往只看到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动力，而却未能认识到这种精神动力背后的动因，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社会历史观中唯心主义占据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把唯物主义世界观彻底地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的研究中，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物质生产在人们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动力背后的经济动因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建立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这种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独创性贡献。恩格斯多次谈到建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个最重大的发现。列宁也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如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99)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把生产力理解为全部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基础。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此，我们必须结合生产力的发展去研究和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针对过去忽视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观念，不仅重申和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观点和生产力标准，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作为判断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这些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要发展，是历史唯物论中的崭新结论。同时还丰富和发展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1.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点的重申和认识的深化
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点的科学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党始终没有认识到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要求，忽略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进行彻底地正本清源，恢复了生产力理论的科学内涵和科学地位，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获得强大的推动力。
第一，生产力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具有决定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100)离开了这种生产活动，人类就不能生存，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生活。可见，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活动。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101)。
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它还制约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它不仅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而且决定生产关系的建立、巩固、调整与变革，决定了社会的各个领域的发展。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102)。因为人类社会要存在和发展，必须不断地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因此，生产力始终处于变化和发展的状态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就会不断变更；生产方式的变更，又必然引起整个社会制度的变更，即引起全部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改造，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03)“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04)由此可见，决定社会形态更替的最终力量，是社会生产力。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更替的历史。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冲破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束缚的结果，只是现实中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与马克思预见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有着极大的差异，应该说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在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远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长期并存。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同性质的生产力决定着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必须有其相应的生产力基础，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05)。社会主义社会应该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其物质基础，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要得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优越性要得到充分体现，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这一客观依据，就不可能有科学社会主义。
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有论述。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曾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就应当“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06)列宁也说过，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解决了剥削者的反抗的任务以后，应当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基于对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把是否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作为衡量人们社会活动的标准，作为衡量一个阶级是否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尺度，使生产力观点通过生产力标准得到实际体现。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基本原理，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对社会主义时期发展生产力问题作出新的阐述，使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得到新的发展。
第二，我党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对生产力观点认识的失误及教训。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107)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在成功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任务，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其核心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党明确把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任务。但是，八大以后不久，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失误，放弃了这些正确的指导思想，“左”的错误在党内日愈发展，以至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任务置于次要地位，片面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盲目变革生产关系。同时，把许多不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坚持，把许多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又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反对。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批所谓的“唯生产力论”，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邓小平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108)他总结经验教训时说，如果说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方面有某种忽略。中国停滞了，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109)。
第三，邓小平对生产力观点和生产力标准的重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过程中，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认识的问题上、对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之间关系问题上，进行了彻底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观点和生产力标准应有的理论地位。他反复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110)，“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111)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112)为此，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明确地指出:“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113)理论的拨乱反正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巨大变化，从此，中国开始进入到一个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中心任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鉴于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生产力标准的问题。所谓生产力标准，其基本含义就是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规定为检验、判断和衡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一切工作，是进步还是落后，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根本标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中，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由此可见，坚持生产力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判断任何政党、个人的理论、思想、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不是看他的宣言，也不是看他的主观愿望，归根结底，是要看他是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还应加上是否提高了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水平，这也正是我们进行革命和改革的目的。还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就曾明确地指出，我们进行抗日战争，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政治力量，就是为着解放生产力；革命是为着建设，而建设的根本就是发展经济。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讲到“我们的具体纲领”时，又明确提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14)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论断，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方针、政策和实践的根本标准主要是两条，即:(1)是否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2)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这两条标准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根本精神。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彻底唯物主义的观点，早在1978年9月他就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115)同年12月，他又指出:“今后，政治路线已经解决了，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116)这里，邓小平非常明确地把“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作为衡量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工作“好不好”的标准。改革开放后，他又多次提到生产力标准的问题，他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117)1983年1月，他又指出:“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118)
第四，邓小平对生产力观点认识的深化。
首先，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关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论断。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传统的一个基本观点。早在1850年，马克思就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119)列宁在俄国革命的领导工作中多次引用过马克思的这句话，而且主张:“把火车头开得飞快并使它沿着轨道前进。”(120)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6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则更明确地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121)用革命去扫除生产力发展中的障碍从而达到解放生产力的目的，这个思想的真理性已被实践所证明。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以往的思考和理解中，总认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解放生产力的任务就完成了，人们的根本任务就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事实证明，这种思考和理解带有一定的片面性。社会主义制度应该使生产力得以高速度地向前发展，并最终创造出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已经初步显示出来。但是也应该承认，在以往的社会生活中，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经济体制上以及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上存在着不少同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甚至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弊端。因此，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有一个解放生产力的问题。正是根据历史经验的反思和新的经验的总结，邓小平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122)据此，他还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把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一起概括进社会主义的本质。
“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命题是“革命是解放生产力”命题的延伸和深化。正由于改革与革命一样都具有解放生产力的意义，因而邓小平多次使用过“改革也是革命”的另一个提法。邓小平曾经说，改革“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123)改革是指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自我调节、自我完善。所谓改革也是革命，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方面，从改革使生产力再次获得了解放而言，它具有革命的意义；另一方面是就其所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而言，这种改革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经济生活方面，而且还涉及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改革要求从根本上变革长期以来形成的已经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适应现代化大生产和大规模商品经济内在需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这种深刻而广泛的改革，已经并将继续引起人们的精神面貌、价值观念、是非标准、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重大转变。因而邓小平把改革称为革命。
邓小平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仍然有解放生产力的任务和必须通过改革去解放生产力的观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论。20世纪30、40年代，无矛盾论曾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占据主导的地位，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曾认为苏联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是完全适合的。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纠正了斯大林的无矛盾论的错误认识，他指出，应该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124)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以及“改革也是革命”的思想，实际上提出了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观点。应该说，矛盾是发展的动力，改革也是发展的动力，改革就是在承认矛盾基础上的解决矛盾。邓小平关于改革的理论，特别是关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革命”的命题，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曾经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明确把科学和技术列入了生产力的范畴。毛泽东1963年12月16日在听取中央科学小组聂荣臻等同志汇报科技工作十年(1963～1972年)规划时也曾经讲过:“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125)邓小平对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很重视。早在1975年，他就支持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中写上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话。1978年，他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特别引用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话，并且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126)1988年9月，他在一次讲话中进一步明确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27)在以后的一些讲话中，他又多次强调了这个思想。
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是对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经验的新概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正如他1978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的那样:“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128)这是他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从国内环境来讲，他提出中国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从科学和教育着手。正是在这种特定的时代和国内外环境下，邓小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的基础上，又推进了这一思想的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不仅从质的方面肯定了科学技术在本质上属于生产力的范畴，而且从量的方面指出了现代科学技术在现代生产力诸要素中的“第一”的地位。当然，这里讲的“第一”，与我们以往关于生产力的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的理解并不矛盾，它表示的是现代生产力各个要素都有一个努力提高科学技术含量的任务。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特别是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又一重要贡献，这对于研究和分析当代国际问题和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根据邓小平关于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力标准的大量重要论述，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全党的同志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应该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再次对生产力观点和生产力标准作出明确概括，指出:“在初级阶段，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尤其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我们必须用生产力标准来衡量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任何离开生产力标准，用抽象原则和空想模式来裁判生活，只能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声誉。正是在邓小平坚持的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我们摆脱了过去那种离开生产力标准妄谈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旧习，使生产力标准恢复了在我国社会发展中的权威地位，成为我们党用来衡量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标准。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讲话中进一步拓展了生产力标准的内涵，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增添了崭新的结论。
2.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结论——“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
以什么作为衡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功与失败、正确与错误的标准，是社会主义实践中执政的共产党面临的新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实践中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明确提出以生产力标准，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衡量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依据，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一个创新。但是，就像任何一个新事物诞生时一样，对这一衡量标准的认可，以及这一标准本身的完善，必然会经历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
第一，“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是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呼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实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全面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出现了崭新的局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推进，愈来愈多的新情况、新问题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中许多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没有任何现成答案的东西。虽然邓小平和党中央对生产力观点和生产力标准作了大量论述，但由于长期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在认识和对待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时，往往不习惯从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去思考，用生产力标准去衡量，仍然习惯于用抽象的原则和空想的模式来评判，用姓“资”姓“社”的空泛标准来衡量。因此，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始终有人对改革开放的政策和措施感到担心或怀疑，甚至经常因此而陷入一些无谓的争论之中，妨碍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上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社会主义事业出现重大挫折；国内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慢，在这种内外环境下，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了政治风波。这个时期，在清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同时，一股否定改革开放的“左”倾情绪开始滋长，一些人再次对我国改革开放中采取的一些措施提出质疑，主张在经济领域里搞反和平演变。1991年初，上海《解放日报》根据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视察时的讲话精神，组织发表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要求上海人民的思想要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不要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不能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而坐失良机。文章发表后，却遭到一些责难和批判，并引发了一场“姓社姓资”的争论。这场争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思想理论上的混乱，客观上阻碍和干扰了改革开放的进程。
在这个历史关头，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了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并且明确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即判断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主要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29)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采用“三个有利于”概念，以此作为我们正确判断改革开放的性质、成败的标准，作为识别和排除“左”和右的干扰的科学依据。
第二，“三个有利于”标准丰富和深化了生产力标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对生产力标准的进一步深化。“三个有利于”标准中所包含的三个方面，是一个有机整体，其核心实质仍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因为在这三者当中，生产力的发展是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无从谈起；而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是生产力发展的直接结果和具体体现，三者之间密切关联，相得益彰，我们对此必须要有准确、全面的理解，不可偏废。
将生产力标准扩展为三者的统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个有利于”标准使生产力标准进一步具体化了。“生产力”是一个与经济部门有直接联系的概念，但同时它也间接地影响着一个国家其他各个领域的发展状况。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要从多方面去看，除了经济部门以外，有许多领域的工作同生产力的联系往往是间接的，它们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不能直接从生产力上体现出来，但是可以从综合国力(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方面体现出来。从根本上来说，对这些领域的发展起决定性推动作用的仍然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把“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三者综合起来作为衡量我们工作的标准，使人们可以看得见，感受得到，这样不仅使生产力标准更加具体化，而且可以防止对生产力标准作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和运用。
“三个有利于”标准拓展了生产力标准内涵。历史唯物主义把生产力看作是“全部历史的基础”，在“三个有利于”标准中“生产力”仍然是基础，“综合国力”体现了发展生产力的全面要求，“人民生活水平”反映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最终目的。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最终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在综合国力里包括了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在人民生活中不仅包括物质生活方面，还包括精神生活方面，可见，“三个有利于”标准涵盖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各个领域的各项工作，是对生产力标准内涵的极大拓展。所以，将“三个有利于”的实质归结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将“三个有利于”看作是对生产力标准内涵的展开，是合乎逻辑的。
“三个有利于”使生产力标准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时代特点。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阶级都要求发展生产力，但其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有所不同。在我国目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是我们的根本任务。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尽快改善人民的生活，这一点在“三个有利于”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三个有利于”标准明确提出，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综合国力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发展生产力和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最后要落实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来。这样就使坚持生产力标准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三个有利于”标准中得到了内在的有机统一。这就是邓小平强调指出的，“我们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130)而不是别的现代化。用“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一切工作的是非标准，体现了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又为我们在改革开放面临的各种复杂环境中，识别和排除各种干扰，更好地坚持各项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提供了科学依据。
第三，“三个有利于”标准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是改革开放中促进人们不断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
从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到1992年“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既是一个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过程，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实践标准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产力标准坚持和发展完善的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重新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目的就是要彻底破除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的理解，纠正原来那些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克服长期存在的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从错误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真正从生产力的实际出发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正是集中体现了这一解放思想的精神。
邓小平说，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个很大的试验，是书本上没有的”(131)。只能靠我们在改革中摸索。面对改革中出现的大量复杂问题，我们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就可以抓住最根本的问题，明确最根本的方向，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实践中开辟出一条新路子来。改革中以邓小平为首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采取了一系列大胆的改革措施，如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办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吸引外商、外资到大陆开办“三资”企业，发行股票，搞股份制，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大力发展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等等，对这些新思想、新措施怎么看?是否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一度影响了改革开放的进行。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彻底摒弃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姓“资”姓“社”的障碍，排除了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的责难，使改革开放出现了新的局面，从1992年到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1%，既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又有效抑制了通货膨胀，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面临21世纪的机遇和挑战，我们深感改革任务还任重道远。目前我们的改革面临着人口、资源、生态环境、国企改革、经济结构与增长方式、地区差异、收入差距、科技能力、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安全、民主与法制建设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这些对我国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构成了很大的压力。对这些问题，仍然需要在“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的指导下进行一系列具体的试验和探索，不断地解放思想，才能得到逐步解决。同时。从世界范围来说，我国的改革也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场大试验，无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还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都具有深远的意义。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132)，“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到21世纪中期，“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133)。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结论——“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不仅同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的成败、而且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息息相关、紧密相联，成为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原则。
第四，正确认识“三个有利于”同四项基本原则以及其他工作具体标准的辩证统一。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其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其最终目的是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改革开放以及其他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它同四项基本原则和各项工作的具体标准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所处的地位和功能有所不同。正确理解和把握“三个有利于”与四项基本原则和其他工作具体标准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三个有利于”标准与四项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也是衡量人们思想行为的政治标准。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基本制度，是因为我们坚信在当代中国只有这样，生产力才能更好地发展起来。这一点已经被实践所证实。四项基本原则与“三个有利于”从根本上说是统一的，都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顺利发展，为了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四项基本原则与“三个有利于”标准之间，“三个有利于”是起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作用，四项基本原则之中的具体观点也要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发展，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用“三个有利于”为衡量标准，促进各项工作的发展，有利于人们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方向，二者相辅相成，密切相联。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必然会涉及我们头脑中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一些固有的具体观念。这些观念是否正确，是否适应时代的需要，就要在实践中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进行检验，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新经验，作出新结论。我们要认识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政治保证，同时四项基本原则又要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获得新的科学理解和新的时代内容。比如，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国两制等新观念的确立，就给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增加了新的内容。如果我们不能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无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不断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获得新的科学理解和新的时代内容的四项基本原则，(134)这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正如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讲话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我们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办事，才能真正做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用“三个有利于”标准来检验和发展我们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具体理解，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的彻底性和对自己制度、路线的自信心的表现。另一方面，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判断各项工作的是非，也有利于人们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没有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四项基本原则就会失去物质基础，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
其次，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三个有利于”标准与各项工作的具体标准的辩证统一关系。“三个有利于”是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就是说，各个领域的改革及其他一切工作，归根到底都要符合“三个有利于”的要求，都必须以保证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但是不能用“三个有利于”标准去取代各项工作中的具体标准。两者之间是宏观与微观、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在不同领域的各项工作，都有各自特殊的具体要求，因此必须有各自具体的衡量标准，这些具体标准必须与“三个有利于”标准根本一致，但却受“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宏观制约，是“三个有利于”标准在各项工作中的具体化。反过来，“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衡量作用正是在这些具体标准中得到体现，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是辩证的统一。
总之，“三个有利于”标准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三个有利于”标准体现了生产力标准、实践标准、群众标准的统一，是真理和价值相统一的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重点突出了“有利于”，突出了以往被人们所忽略的“实践标准”中的价值问题，实现了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有机统一。邓小平在反对“两个凡是”，提倡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就指出，毛泽东思想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实事求是，二是群众路线。换句话说，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与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并重。从实际出发，用实践检验认识的真理性，这是真理标准问题；从人民利益出发，一切以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标准，这是价值标准问题。在“三个有利于”中，二者达到了统一，它既是理论认识和政策是否符合实际即是否是真理的标准，又是改革开放及其决策和措施是否对人民有价值以及价值大小的标准。
3.对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丰富和发展
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生动体现。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共产党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因此，“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35)为了做到使党的领导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毛泽东历来强调必须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基本领导方法。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深刻总结我们党几十年来在群众路线方面的经验教训，不仅继承了毛泽东所倡导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思想，而且还作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概括，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群众路线。
第一，深刻阐明群众路线与实事求是的并重地位，论述了群众路线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的思想，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与“实事求是”视为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认为这是毛泽东思想中“最根本的东西”。早在1977年，他就指出:“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136)，“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137)他多次强调:“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138)过去我们完成革命是这样，今天要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也是这样。他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139)邓小平这一系列论述，深刻阐明了坚持群众路线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表明在新时期我们党对群众路线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第二，坚持把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邓小平尊重群众，热爱人民，他曾经深情地把自己称为“人民的儿子”。他正是怀着对人民的无限深情，时刻关注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疾苦，把人民的需要作为他思考一切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在改革开放前夕，面对我国当时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他说:“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140)因此，他反复强调要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实质上就是坚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中心。他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和主持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从本质上讲，都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和根本利益。
在制定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时，邓小平尤其强调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他一再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141)“要同人民一起商量着办事”(142)。他在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策中，始终坚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照顾群众的承受能力，强调改革和发展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都必须让人民高兴，让人民放心。
在衡量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时，他总是把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根本原则，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判断改革开放政策成败得失以及变与不变的根本标准。在1992年视察南方讲话中，他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最终是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为落脚点，既体现了实事求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彻底唯物主义观点，也体现了把人民群众及其利益作观察、思考和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的彻底的群众观点。他在对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谈话时指出:要“聚精会神地做几件使人民满意、高兴的事情”，(143)要“取信于民”，“使人民放心”(144)。在谈到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会不会变时，他说，“我们的路走对了，人民赞成，就变不了”(145)。又说:“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情。改变现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146)他坚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147)这里鲜明地表明，邓小平在领导我们党制定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时，完全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最高标准。
第三，善于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在改革开放中创造性地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在改革开放中，他始终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还在改革开放前夕，邓小平就认为需要听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要广开言路，鼓励各方面的群众讲真话。他说:“要提倡敢想敢说的革命精神。有不同意见不要紧，各种方案可以比较。办什么事也得走群众路线。人民内部要有充分的民主，这样才能拿出好的主意来。”(148)他说，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他号召各级党的组织，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同时，要对来自群众的各种不同意见进行分析，他说:“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要进行分析。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149)
在整个改革开放中，他一再号召全党同志，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经常深入实际，倾听群众意见，制定出符合群众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他不仅这样说，而且身体力行，在听取群众意见、总结群众经验方面，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有关改革开放重大理论，都是对人民群众实践经验进行总结的结晶。我国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就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充分尊重群众的愿望，总结了农民的创造，积极支持试验，经过多次反复逐步完善后，在全国推开的。邓小平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50)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邓小平善于总结群众经验，引导群众前进的又一个典范。他说，农村实行承包制后，剩下的劳动力怎么办，我们原来没有想到很好的出路。“乡镇企业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151)1992年在视察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在总结了广东、江苏等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加快改革开放和建设发展的战略决策等等。邓小平这一系列改革创举，正是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成功运用和生动体现。正如1992年7月他在审阅十四大报告中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上述思想反映出邓小平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邓小平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集中体现。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曾经这样说:“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152)邓小平深悟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善于“照辩证法办事”，因而能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创建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邓小平理论“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邓小平的理论体系中，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是其整个理论的基石。他在解决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问题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继承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使“实事求是”贯穿于他的整个理论体系之中。他的每一个重要论断都包含着哲学的智慧，都贯串和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的高度统一。20多年的实践证明，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科学方法论的指导，是我们继续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根本性的行动指南。今天，面对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国际形势，面对国内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变动，面对深化改革的重任，我们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特别是要学习、掌握和运用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顺利进行下去，达到在本世纪中期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的。
(梅荣政、吴东华，原载梅荣政、熊启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座历史丰碑》，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注释】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8～49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0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
(8)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
(13)《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7页。
(14)《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9页。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1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1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1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
(2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2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
(2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
(2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
(2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3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334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36)《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274页。
(37)《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3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页。
(3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页。
(4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
(4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
(4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4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
(4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
(4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页。
(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47)《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2页。
(4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8～259页。
(4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页。
(5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页。
(52)《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1页。
(5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5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5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5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8页。
(5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
(5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5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6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6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6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6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6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6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6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6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6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
(6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7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7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
(7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7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7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
(7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页。
(7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7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页。
(7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页。
(7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8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页。
(8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4页。
(8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
(8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0页。
(8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8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8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
(8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
(8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页。
(8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9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4页。
(9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9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页。
(9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页。
(9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71页。
(9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页。
(9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9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9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99)《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
(10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10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10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10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10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10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
(10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107)《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
(10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10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11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1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1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页。
(1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
(11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
(11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1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11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
(1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1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页。
(120)《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4页。
(12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页。
(12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12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7页。
(12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6页。
(125)转引自龚育之:《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点的一段历史公案》，载《科技发展与改革》1991年第8期。
(12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7页。
(12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
(12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7页。
(12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13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
(13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
(13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
(13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320页。
(134)参见龚育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二十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86～87页。
(13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13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13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13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8页。
(13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2页。
(14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14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14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8页。
(14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页。
(14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页。
(14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
(14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
(14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14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页。
(14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页。
(15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15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15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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