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内在统一

“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内在统一

“两个必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的思想表达；“两个决不会”是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状况及其社会演进方式的思想阐述。“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是内在的高度统一的理论。就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而言，“两个决不会”具有相对性质，是“两个必然”的内在要求；“两个必然”理论中包含着“两个决不会”思想，是“两个决不会”运动的最终结果。

(一)“两个必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两个决不会”运动的最终结果

“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都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体现。“两个决不会”是人类社会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的体现，“两个必然”则是这一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最终结果。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总结经济问题研究“总的结果”时，以经典式的语言第一次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过程，表达了“两个决不会”思想。他指出，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在“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是否来临时，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说明，“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⁴⁾(即“两个决不会”)。毫无疑问，“两个决不会”思想是论述社会革命和变革的条件问题的，是马克思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一般形式的思想表达。它告诉我们，就人类社会运动的一般形式而言，任何形式的经济社会形态只要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有继续发展的条件，这种社会形态就会存在下去；而新的更高形式的生产关系所依赖的物质存在条件(包括新的生产力和代表新生产力的阶级)只有在旧的社会形态中发展并趋于成熟时，才会出现更高的经济社会形态。因此，马克思是把“两个决不会”作为分析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辩证形式提出来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内在内容，是判断社会变革时代的一个客观依据。

“两个决不会”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思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等论著中，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时，都不同程度地阐述了“两个决不会”思想，并且一次比一次更丰富、更深刻。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从“物质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分析“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彻底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时，不仅提出了“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的观点，而且提出了“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的论断⁽⁵⁾。通过分析当时德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些“物质基础”的具体状况，马克思认为德国社会革命的条件还不成熟，它在实践上还没有具备产生新的生产关系的社会条件，“彻底的革命只能是彻底需要的革命，而这些彻底需要所应有的前提和基础，看来恰好都不具备”⁽⁶⁾。这是马克思在世界观转变中初次分析社会革命问题，其中已经初步包含着对社会运动辩证形式的分析，包含着“两个决不会”的初步思想。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了“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的概念，阐述了革命动员、革命任务同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联系，社会变革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变革的形式(变革的观念和实际发展的变革运动)之间的辩证关系。他们认为，“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这些社会条件决定着“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⁷⁾这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决不会”思想已初步形成。

在“第一次科学的”阐述“有决定意义的论点”的论战性著作《哲学的贫困》中，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时，马克思提出“资产阶级把它在封建主义统治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掌握起来”才彻底粉碎了“旧的经济形式”及其“作为旧日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制度”的思想；⁽⁸⁾在评述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时，又提出了“两个以前”的思想，即“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⁹⁾。这里阐述的“资产阶级把它在封建主义统治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掌握起来”以及“两个以前”的思想，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所具有的物质条件的科学论断，实质就是“两个决不会”。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和卡尔·海因岑》一文中，在批评“海因岑先生对废除私有财产的条件极端无知”时，也表达了相同的思想。恩格斯指出:“私有财产一定要被废除”，但把“废除私有财产”同“这种废除本身的条件分离开来”，把废除私有财产置于现实世界的一切联系之外，“这种废除就成了纯粹的空谈”，“现存方式以外的任何分配产品的方式”都必须以“大工业的发展水平”达到“使自己完全挣脱私有财产的羁绊”为条件，否则，新的产品分配方式是决不会出现的⁽¹⁰⁾。

《共产主义原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理论的基本成熟。在这部为共产主义同盟起草的纲领性文件中，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及前资本主义社会各阶段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关系发展历程的科学分析，进一步深刻地阐明了废除私有制的社会条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趋势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这些思想包括:第一，所有制关系的变革是旧的所有制关系同新的生产力不再相适应的必然结果。在“生产的规模还没有达到不仅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而且还有剩余产品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情况下，“有支配社会生产力的统治阶级和贫穷的被压迫阶级”的社会形态是决不会灭亡的⁽¹¹⁾。第二，废除私有制的物质条件是在“大工业发展的最初阶段”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大工业的发展本身孕育着废除私有制的物质条件。孕育废除私有制的根据和条件是私有制社会内在的质的规定性。虽然“对于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的最初阶段来说”，除了私有制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所有制形式和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但工业革命、大工业及其所引起的生产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使人们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¹²⁾。第三，现代大工业和工业革命已经造就了废除私有制的社会条件，“定期重复的商业危机”和“工人极度的贫困”表明这种社会制度已经不适应现代大工业发展的要求。大工业的发展所引起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常引起社会制度极其剧烈的震荡”，“完全令人信服地证明”废除私有制“不仅可能，甚至完全必要”⁽¹³⁾。最后，恩格斯强调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废除私有制，要在“现有的生产力”条件下逐步实行。恩格斯认为，社会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后，“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障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也只能“一个跟着一个实行”，“不能一下子都实行起来”⁽¹⁴⁾。作为直接为《共产党宣言》准备的纲领性文件，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这一人类社会私有制的最高形态，也只有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在它的胎胞里成熟起来以后才会铲除，否则它是决不会灭亡的。

在《共产党宣言》这个“完备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运用新的唯物主义方法，运用“两个决不会”的认识方法，深刻地剖析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关系的发展状况，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矛盾运动，才得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即“两个必然”)这一历史性结论。如果说1848年欧洲革命以前，“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逻辑的必然结论的话，那么，1848年的欧洲革命则是对这一理论的检验。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于1849年至1850年进行了初次尝试，即用“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¹⁵⁾。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通过对欧洲经济、政治态势及其前景的分析，认为引起欧洲1848年革命的社会矛盾并没有解决，阶级斗争决不会停止，“只要法国发生任何一次新的无产阶级起义，都必然会引起世界战争”⁽¹⁶⁾。但由于资本主义，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新的工业繁荣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且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基础在目前是那么巩固”，“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马克思一方面坚信新的危机将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达到新的阶段时再次来临，另一方面又肯定“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¹⁷⁾，消除新的危机的社会革命是决不会出现的。这是马克思对“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思想的又一次明确的重要阐发。

40多年后的1895年，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又充分肯定了马克思对于1848年欧洲革命的总结。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对当时的事变作出的叙述，对其内在联系的揭示能达到至今还无人达到的程度”，只是对“期待不久革命力量新高涨就会到来”做出了“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的修改。除了这一“必须作的惟一重大修改”外，“那里所确定的种种因果关系，都绝对没有什么需要改动的地方”。⁽¹⁸⁾

正因为有了1850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进行的严密理论分析，有了1848年欧洲革命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结论的实践检验，以及1850年以后马克思对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新材料的仔细研究，才有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光辉著作。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马克思用经典式的语言明确表达了“两个决不会”思想，并且再一次重申了“两个必然”思想:“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¹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两个决不会”辩证运动的客观要求，是以“两个决不会”为客观依据的。

上述文献资料表明:(1)“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中始终如一的基本思想，不存在后者对前者的修正、补充的问题。(2)“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两个论断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互为论证的。(3)“两个必然”是马克思、恩格斯更为根本的结论，因为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²⁰⁾

(二)“两个必然”理论中包含着“两个决不会”思想

“两个决不会”是论述社会革命和变革的条件的。换句话说就是: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后，是必然要灭亡的；而新的更高形式的生产关系，在它所依赖的物质存在条件(包括新的生产力和代表新生产力的阶级)在旧的社会形态中发展并趋于成熟时，是必然要出现的。这正是《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论证“两个必然”理论的逻辑。《宣言》在做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结论时，论证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的条件，这就是:生产力高度发达，导致周期性的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生存的商业危机；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工人阶级无法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条件。

《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对《宣言》的“核心的基本思想”的精辟概括⁽²¹⁾，实际上是对《宣言》的论证逻辑和基本理论的集中概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对于“两个必然”的结论有严密的理论论证，其中“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这个阶级斗争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等，显然内涵着“两个决不会”思想。这种论证充分估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趋势，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逻辑力量证明“两个必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最终结果，是资本主义存在的物质条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充分发展的必然结局。《宣言》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入“现代社会”内部，从“资产阶级时代”生产力的演变过程入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状况。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伴随着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兴起的“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而发展起来的。封建社会内部迅速发展的革命因素促使工场手工业代替了封建的、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市场的扩大，需求的增加，尤其是蒸汽和机器引起工业生产的革命，又使“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现代大工业建立的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巨大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资产阶级不断地推动生产工具的革命。由简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到合成的工具，由人推动合成的工具到由自然力推动这些工具，由机器到“有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再到“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分工的规模不断扩大，“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靠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经过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²²⁾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引起了生产力社会化的要求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终于使“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的资产阶级，也只能依靠“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一“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来克服“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的狭窄的生产关系，于是，“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²³⁾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对现代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进行严密分析，充分论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程度的基础上，才提出了“两个必然”是不可避免的这一伟大而科学的思想。

共产党人的理论不过是“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²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证“两个必然”的理论时，再现了资本主义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肯定了资产阶级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对生产关系、社会关系进行的自觉与不自觉的调整和调节，包含着“两个决不会”思想。

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的一切时代的地方就是:“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²⁵⁾这就是说，对生产工具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是资产阶级存在的基础，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工具、生产关系及社会关系还有条件进行变革，只要它们之间的关系还容许进行生产工具的变革，资产阶级就能够生存下去，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社会“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事实上，资产阶级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自觉不自觉地调整着社会关系，变换着生产的手段和社会关系的形式。他们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使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迫使一切民族采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他们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里。资产阶级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如今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如果不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力就不能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物质条件即生产力及其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发展，现在已经成熟了。社会变革的时代就要来临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趋势的充分论证，包含着对“两个决不会”思想的具体说明。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物质条件还存在于它自己所造就的社会关系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之中。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不过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并使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他们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²⁶⁾。无产阶级是真正的革命的阶级，它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在斗争中，无产阶级不断得到锻炼，觉悟不断提高，联合不断扩大，政党组织“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²⁷⁾。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经历了各个不同的阶段，从单个的工人到某一工厂的工人，再到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的斗争，最后到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联合组织，成为政党，“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²⁸⁾。这种政治斗争现在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²⁹⁾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基础之上的阶级斗争必将摧毁资产阶级及其政治统治，代之以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胜利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代替那旧的私有制社会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胎胞里成熟起来，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终结果，也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最终结局。

资产阶级对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自我调整从来没有停止过。当代资本主义为适应生产社会化的要求，仍然在不断地对自身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进行自我调整。这种自我调整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力度更大，范围更广，影响更深刻。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内部，随着生产越来越社会化，资本的形式也越来越社会化，从最初的独资企业到合伙企业，到股份制企业，到垄断资本，到国家垄断资本，最后发展到跨国公司和国际垄断资本。所有这些变化表明，资本主义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³⁰⁾然而，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也不能跳过或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只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造就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要受到资本的价值增殖这个规定性的限制。这个限制就是对生产力无限发展趋势的限制，而资本总是力图在不断发展生产力和不断变革生产关系的过程中突破这些限制。问题在于，这每一次“创造性的破坏”都使资本陷入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危机之中，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³¹⁾不管资本主义社会对经济是采取自由放任的形式，还是采取计划干预的形式，其基础都是私有企业制度，经济的目的是为使私有企业的经营活动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正常进行，使资本积累能够得到可靠的保证。资本主义如果不改变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贪婪，就不可能消除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对生产力无限发展趋势的限制，不可能改变“两个必然”的历史趋势。同样，“两个必然”的历史趋势丝毫不影响资产阶级对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调整，不排除“两个决不会”的客观存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经过调整虽有所缓和，但是它仍然存在，这种矛盾以铁的必然性在历史的长河中起作用，不可避免地把资本主义推向灭亡，而不论其具体进程如何。

(三)“两个决不会”具有相对的性质

在对“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及其关系的研究中，有一种倾向性观点认为，“两个必然”只有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到完全成熟时才能实现，因为，既然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那么，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归根到底要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只有当生产力达到一定高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容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时候，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才能够最终成为现实。这一观点一般地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说明了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原则上是对的。问题是用这一历史发展单线进化的机械图式来说明复杂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进程，则未免有些简单化了，因为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历史发展进程是一切因素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对某一国家和民族而言，对其历史斗争的进程产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以及广泛的国际交往形式。

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进程中，由于社会矛盾极其复杂，人类社会的发展既有普遍性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又有其特殊性的规律。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民族和国家、个别地区的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以此为前提。这里所说的特殊历史规律是指下列两种情况:一是当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若干社会形态同时并存并互相交往时，处于低级阶段的社会形态由于受到隔代高级社会的牵引，有可能跳过原来要经过的某些阶段而与本来不衔接的更高级的阶段衔接，出现超阶段的发展⁽³²⁾。二是两种或两种以上性质的社会形态在一定历史时期并存于一国之内。⁽³³⁾

特殊历史规律的深刻社会根源在于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各民族各国家和各地区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步性、民族交往的不平衡性以及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社会结构可以区分为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思想关系等不同层次。生产力是主体的活动能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思想关系是主体的活动形式。社会结构的各个层次既相互作用，又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都是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的。这种变化从一个层次传递到另一个层次需要一定的时间，较高层次的变化往往具有滞后性，稳定时间也会相应地增加。由于主体活动能力、主体活动形式在各个层次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而在整个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同一时期不同地区处于某个层次的社会发展阶段有时会缩短，有时会延长，所以在具体历史条件的作用下，各层次社会发展阶段之间的对应关系会出现错位现象。这种错位现象表现在以生产工具的发展为尺度来衡量的社会经济时代上，就是同一社会经济时代往往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制度或社会形态)。如果在没有外力影响的条件下，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各自孤立发展，其发展速度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使得在同一时期内，会出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类社会各形态并存的现象。于是，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进程中，一些国家或民族由内部具体特殊矛盾引起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在时间上就会出现非同步性，这种非同步性展开在空间上就表现为社会形态的多元性。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人类社会如果发生交往，那么，其中某些社会发展的逻辑线索(即社会发展阶段排列的顺序)将会发生异变。一般说来，处于高级阶段的社会形态创造的生产力及社会形式更适合人类共有的生存和发展的一般要求，在互相交往中往往是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社会形态接受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社会形态的影响，使自己在各方面向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社会形态接近。各种形式的交往使一个社会的生产能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思想关系渗入另一个社会之中，引起另一个社会的变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或国家同时存在及其交往和相互影响，使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发展阶段出现多种可能性的选择:一种可能性是这个民族或国家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按照在孤立条件下自身固有的顺序依次发展，继续向下一个阶段演进；另一种可能性是在较高发展阶段的社会各种因素的牵引作用下，较低发展阶段的社会形态吸收较高发展阶段的社会生产力，采用与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从而更快地向自己的下一阶段或比自己的下一个阶段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发展，这种情况就是特定民族和国家的“后发展效应”或超阶段发展(跨越式发展)。社会的“后发展效应”或超阶段发展是有条件的，包括:(1)两个或两个以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形态同时并存。(2)不同发展阶段并存的社会形态彼此互相交往。(3)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两个社会形态互为隔代社会。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社会形态中间隔着一个甚至数个发展阶段时，处于低级阶段的社会形态通过隔代高级社会的牵引，将会超阶段发展。⁽³⁴⁾

马克思主义把社会生产力看成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并不把生产力的绝对水平看成是否应该革命的标志”。⁽³⁵⁾由于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死攸关的问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毫无例外地被卷入普遍国际交往的历史发展大趋势之中，使某一民族或国家发生社会变革不一定非要等到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在这个民族或国家发展到极其尖锐的地步。“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³⁶⁾一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变革的条件是由它所处时代特殊具体的矛盾引起的，不一定非要等到这个民族或国家的生产力达到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总体水平或最高水平才会有成熟的社会变革条件。判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社会变革的条件，要充分考虑它所受到的较高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的牵引，广泛的国际交往而产生的社会矛盾的牵引等因素的作用。我们说社会变革的任务总是产生于“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人类始终只能根据社会矛盾发展的实际状况“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³⁷⁾是包含着这些牵引因素的。在把握“两个决不会”的思想时，我们一定不要忽略这一点。

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和特殊性规律表明，人类社会发展是必然性和选择性的统一，社会形态的发展存在着基本形态统一性和次生形态多样性的统一，社会发展进程也有常规渐进形式和非常规跨越形式的不同。“两个必然”是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趋势，“两个决不会”是这一总趋势下社会形态发展的具体途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社会形态及社会发展进程是按照社会发展的基本形态、常规渐进形式发展，还是按照派生形态(次生形态)、非常规形式跨越式发展，起作用的关键因素是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和社会交往的发展。我们可以把这一现象称为一个民族或国家社会演进路径的具体性、相对性。这种社会演进路径的具体性和相对性，使每一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变革的具体条件即“两个决不会”具有相对性。“两个决不会”的相对性表明，“两个必然”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实现“两个必然”的过程又充满曲折性，其中既包含跳跃式的向前发展，又包含“大幅度的跃退”。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³⁸⁾

(梅荣政、张乾元，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