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国内学术理论界和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领域颇感兴趣的重要课题，不少学者围绕这个问题发表和出版了颇多的研究论文和著作。其观点有的基本相同或相似，有的则截然相反。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作为理论研究和党史研究工作者，笔者在汲取相关研究成果的同时，重新思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现将自己的研究心得作一个系统的梳理，以求教于学界的师长和同仁。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讨论正题之前，先简要谈一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怎样提出来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最先提出始于毛泽东。1938年10月14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上，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个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0)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翌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进一步提出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1956年9月，毛泽东同参加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拉丁美洲一些共产党的代表谈话时，指出: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才“真正找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道路”(11)。这个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原始提法，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成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同当年不提“毛泽东思想”一样，可能是为了避免误认为带有所谓民族主义的倾向，也是为了不让苏联和斯大林产生误解。其实两种提法并无实质上的不同，二者之间的密切关联则是毫无疑义的。所以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无论是党的文献还是中央领导人的讲话，都恢复了原来的提法。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显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我们基本上是采用张静如、鲁振祥的说法。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务必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说，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不能机械地搬运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个别结论和外国经验，而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具体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但是，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它有些原理和结论不可能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时代和地域，必须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改变或丰富、补充。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人们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学说。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2)，“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3)列宁更加尖锐地指出:“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14)列宁说:“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是一种超出了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的东西。”(15)只有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毛泽东说得好:“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16)我们党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否则，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和挫折。我们党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曾经犯过错误，也出现过挫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脱离了中国实际。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战胜挫折、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也就在于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所以，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使其适合中国的情况，用以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要义。
第二，要带有民族的特性。即是说，应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民族的表现形式，同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相结合，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民族文化传统的东方大国。在这个国度里，虽然无产阶级有很强的战斗力并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但由于民族心理、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与欧洲国家有很大的差别，作为一种外来思想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这块民族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就要解决一个中国化的问题。既要保存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又要在表现形式上使之民族化。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由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它也才能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所接受。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质。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但是，“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7)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在内容上要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的历史实际和现实实际相结合，尽管这是主要的或基本的方面，而且在形式上还必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相结合，即吸取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的营养。毛泽东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者和杰出代表。他以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语言，以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浅出地表达了马列主义的精髓，释其最基本的原理原则，从而对马列主义作出了富有说服力的、有新鲜见解的充实和发展，使毛泽东思想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
第三，要有新的理论创造。即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断地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也就是不能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上，而应不断研究时代的主题，不断总结实践的经验，使之理论升华，从而得出马克思主义书本上没有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就要求我们采用新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在新的实践中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18)，“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9)，因为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的前进、科学的发展和实践的深化而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的。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党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它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这些理论成果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和中国共产党人与广大群众的实践经验。它们都是发展着和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十六大报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创新是推动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一个民族要想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也不能停止理论创新。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发展的、前进的”(20)，事实上也是如此。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党的执政理论观(包括执政理念、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基础、执政资源、执政环境)，以及许多新的执政理念，都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理论的创造也永远不会完结。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21)。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特地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他郑重而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22)实际上，这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的雏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有其极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客观要求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为挽救国家的危亡，改善自己的处境，英勇地奋斗了几十年，为什么不见成效呢?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和苦恼。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人民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23)究竟怎样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呢?中国人民的出路在哪里呢?中国的先进分子面临着这些问题。他们在苦闷中继续勇敢地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他们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普遍真理。从此，中国革命就发生了新的变化，以五四运动为标志，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传播，经过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马克思主义逐渐在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并为中国人民所接受。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因为它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在这个先进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才能找到出路。
“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24)
但是，旧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势力控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极不平衡，半封建经济占优势，阶级构成两头小，中间大，这就规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而且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还有资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并且无议会可利用，由此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革命的主要阵地是农村，革命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种历史条件表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必然会有许多不同于外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5)，列宁也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我们“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26)。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自己的实践取得的一条至关重要的经验，就是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决不能躺在马克思主义书本中的某些个别字句及个别论断上。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的社会历史条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
再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来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1927年革命失败后，随着党的工作重点逐步由城市转向农村，党的组织也大都建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党员的成分自然也以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分子占大多数。党的无产阶级组织基础十分薄弱。这种由中国国情和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所造成的党的组织构成的特殊性，又带来了党的建设的特殊性。如何把一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员占大多数的党，建设成为一个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我们党当时突出的、首要的问题。而这是工业发达国家无产阶级政党所不曾遇到的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中找不到现成答案的问题。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斯大林，都主张应以城市工业无产阶级为主要成分和基本核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切文献中，一讲到党的性质，一讲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都总是同城市产业工人联系起来的。这表明，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分占大多数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能否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确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极其艰巨的任务。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这个问题的解决，靠背诵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一般结论和照抄照搬外国党和革命组织的经验，都是无济于事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运用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建设的问题，创造出适合中国特点的建党理论(27)。这再一次说明，党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势在必然。
2.深刻总结和反思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必然结论
总结我们党80多年的历史，既有过几度辉煌的时期，也有过一些惨痛的教训。就教训而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连续发生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即教条主义错误，它比立三路线的“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他们总是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武断词句下，极力吹嘘同事实完全相反的中央领导路线的“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功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其结果适得其反，最严重的是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革命根据地损失90%，白区党的组织损失100%，使我们的党和红军受到了一次历史性的惩罚，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在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它不是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再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相反地，它是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别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作教材，毫不研究这些问题是否符合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的理论和实际脱离，他们的领导和群众脱离，他们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他们自高自大，夸夸其谈，害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必然的了”。所以，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要的根本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才能互相联系呢?毛泽东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高度，对此给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回答。他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28)在社会主义建设阔步前进的时期，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也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党和毛泽东“左”的指导思想愈益严重。由于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思想严重地泛滥开来。其结果是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特别是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左”倾错误论点，被康生、陈伯达之流概括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其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它对当时中国的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历史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29)。这难道不是再次反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吗?我们党有许多宝贵的经验，过去的教训，也是重要的反面经验。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对此都作出了深刻的总结。早在党的八大开幕会上，毛泽东郑重地指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30)党的十二大开幕时，邓小平再次深刻地总结了我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验和教训，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他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1)这也是郑重的结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大会上，江泽民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更加明确地指出:“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32)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也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深刻总结和反思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必然结论。
“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正是根据这样的思想，力求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33)党的十六大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个发展目标，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反映时代要求和人民要求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确定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这是我们党行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轨道上更加成熟的重要标志。为了实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也迫切需要更加有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总之，要创造性地进一步解决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样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就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更要着力在新的实践中正确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34)。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完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迫切需要。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有特定的科学内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映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一个经久不衰的、日渐常新的重要课题。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则是薪火相传，前后相继的三代核心人物。完全可以说，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当然，没有后者，前者也就停止了生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这样，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宋镜明，原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1期)
【注释】
(1)《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载《学术月刊》2003年第11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课题》，载《光明日报·理论周刊》2004年4月13日。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9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9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4～616页。
(7)朱传教授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异同研究论纲》一文(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1期)中对这一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
(8)第四章的标题是“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为独立马克思主义政党(1908～1912年时期)”，此章第二节的标题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9)［德］黑格尔:《黑格尔通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1页。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1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
(14)《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
(15)《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1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
(1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1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页。
(20)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选自《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2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70页。
(2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2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2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3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
(26)《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275页。
(27)宋镜明等:《毛泽东建党科学体系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页。
(2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7页。
(3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3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32)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页。
(3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
(3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8～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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