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毛泽东思想是否过时了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毛泽东思想是否过时了?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英勇奋斗，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制度，接着又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今天，中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正在发生着新的历史性巨变。那么，在时代主题已经转换为和平与发展、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已经推进到新阶段——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今天，毛泽东思想是否过时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实践证明，在当代中国，毛泽东思想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仍然发挥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一)时代主题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毛泽东思想没有过时

毛泽东思想诞生于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而当代中国所处时代的主题则是和平与发展。显然，这是两个主题不相同却又相联系的时代。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两个时代，很容易产生对毛泽东思想现实意义的困惑甚至是否定。事实上，这两个时代是不能也是无法割裂开来的，前者为后者的到来开辟了道路，后者是前者历史演绎的必然结果。

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来说，毛泽东思想连接了前后两个不同的时代。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深刻分析近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围绕着“中国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一主题，系统回答了包括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权、道路、步骤、前途等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英勇奋斗，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随后，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顺利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进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成功地解决了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大国，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也是促进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不仅为中国人民在和平与发展时代背景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而且促进了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迎来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的时代。

从一定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并不仅仅是为了赢得革命与战争的胜利而创立的，甚至于恰恰是为了消除战争、实现和平、促进发展而创立的。争取在和平的环境中发展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现民富国强和民族复兴，正是这一理论的实践价值所在。更何况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中，除了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和建国的理论之外，还有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以及其他方面的理论，这些理论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仍然发挥着指导作用。尤其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各个组成部分，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理论创新，不断开创新局面，将起着长远的指导作用。可见，时代主题的嬗变，非但不会导致毛泽东思想的不合时宜，反而会更加充分地展现其持久的生命力。

(二)党的中心工作和主要任务虽然变了，但毛泽东思想没有过时

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中国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而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主要任务不再是进行革命，以改变旧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而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因此，经济建设成为党的中心工作。1956年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曾经提出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经济建设成为党的中心工作，其他各项工作都是围绕这一中心工作展开的。党的中心工作和主要任务变了，毛泽东思想是否过时了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众所周知，要搞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进行改革。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改革都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首先，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新民主主义社会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巨变；而1978年以后的改革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²¹⁾，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无疑是与“第一次革命”紧密相连的。改革以毛泽东思想及其在当代的发展——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也是毛泽东思想生命力的鲜活体现。

其次，改革的哲学依据是毛泽东创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并系统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特点，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²²⁾。实践证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不仅为当时的探索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而且为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改革奠定了哲学基础。

再次，改革的目的是要找到一条更快更好地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好路子，改革必须符合中国国情。中国是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由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在这样的国度中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能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路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所提出的“以苏联为鉴戒”，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无不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中所倡导的创新精神和所强调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种创新精神不仅为我们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革道路树立了典范，而且为我们坚持走自己的路，不断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其中，毛泽东思想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对当代中国的深入分析，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理性思考。它涉及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党建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其中，既有对社会主义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的探索成果，也包括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和原则。它已经并将继续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同时它还直接为邓小平理论所吸收，成为邓小平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直接思想来源。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在向前推进，但毛泽东思想没有过时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但是，正如毛泽东1938年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所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²³⁾。可见，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毛泽东思想则是这一过程中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所产生的理论成果。如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已经推进到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阶段，那么，毛泽东思想是否过时了呢?答案仍然是否定的。这是因为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

从思想发展的线索来看，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与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其中，毛泽东思想是这一脉相承的思想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真正地植入中国本土，并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又为新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次飞跃提供了前导。概括来说，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所一脉相承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实现二者相互结合的思维方法。这表现为四个方面的统一。

一是统一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确立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所确立的对资本主义的正确把握和对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原则设想，这些基本原理构成中国共产党思想基础的主流来源，并同构于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中。

二是统一的思想精髓。毛泽东针对那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以及把苏联具体经验“神圣化”的误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赋予“实事求是”以合乎时代的新义；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的樊篱，振聋发聩地强调要“解放思想”；江泽民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强调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成为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过程的思想精髓，也是理论上一脉相承的基本线索。

三是统一的方向和路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方面，都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和奋斗目标，体现马克思主义“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精神；另一方面，又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设计出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有机结合的特色路径，体现马克思主义“两个决不会”的精神，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²⁴⁾。毛泽东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论与社会论体现了“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统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确立以后，尤其是1978年以后，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样体现了“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统一。

四是统一的历史任务和根本手段。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缺乏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状况表明，这一物质基础仍然很不充分。不发达的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却不可能跨越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一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不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必须把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作为达到最终目标的根本手段。显然，在历史任务问题上，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拥有毋庸置疑的统一性。而在达到最终目标的根本手段上，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统一性也是非常突出的。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其目的即是为了推翻阻滞社会进步的专制制度，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毛泽东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论述，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邓小平理论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思想；邓小平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同样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发展生产力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因此，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线，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所产生的若干重大理论成果之间一脉相承的重要表现。

毛泽东思想之所以具有恒久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正如其所前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亦如其所后启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样，根源于其科学体系所具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开放性。正如党的十六大所指出的:“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

(丁俊萍，原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