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理论贡献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理论贡献

赵　璐　杨玛丽

在建党前后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阶段，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唯物史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和建党思想等方面都做出了思考和探索。他们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必须走武装斗争的道路的理论，必须建立联合统一战线的理论，关于农民问题和土地革命的理论，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建立联合统一战线

1922年7月召开的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指出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命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在此期间，李大钊、蔡和森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进行了积极的宣传。

首先，阐述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西湖会议结束不久，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创刊，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向导》为阵地，共同宣传党的决议，从理论上阐述了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李大钊热情呼吁中国人民应该赶快地不踌躇地联合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来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他指出:“任何主义者都应该在这时，抛弃一切武断的成见”，“用革命的手段以实现民主主义为前提”，“共同认定一联合的战线”。^[1]又说:中国国民党“抱民主主义的理想，十余年来与恶势力奋斗……从今以后我们要扶助他们，再不可取旁观的态度”。^[2]指出，只要国民党有改造的可能，孙中山有改造国民党的决心，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就是可能的，就应该积极地去促其实现。

蔡和森指出:“革命靠本身的力量，但这是不够的，因为除本身力量而外，必须准备一统治的势力，而且要想革命仅仅靠无产阶级派作战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敌人(资产阶级)之压迫，我们不仅是本身而且常常要抓住利用其他势力，如国家机关、社会阶级的势力。”^[3]蔡和森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必要性，强调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认为“殖民地国民革命运动的特性就是:一面打倒国内的封建势力，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在这种立场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所以可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成联合战线”。^[4]同时他忠告国民党人:“如不认清中国的革命运动为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如不认清中国的革命须同时打倒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则其方略与趋向必至大错而特错，不但不能达到成功目的，而且将使革命运动中途夭殇”。^[5]高君宇也以《向导》为阵地，宣传统一战线思想。他从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现状出发，分析了当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所处的政治地位和共同受压迫的事实，论证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然性。他明确指出:“吸收一切革命的势力都参加这个奋斗，这是一件最大需要。”^[6]

毛泽东也明确指出:“唯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7]因此，“唯有号召全国商人、工人、农民、学生、教职员，乃至各种各色凡属同受压迫的国民，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8]这些理论宣传，对于推动国民党改组，建立国共联合统一战线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原则和立场。蔡和森在《向导》创刊号上发表的《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集中阐发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原则立场和对国民党的希望与要求。蔡和森用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辛亥革命相参证，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旧支配阶级的武装不解除，旧军队不完全解散或彻底改组，新支配阶级——即革命阶级——的统治权是不能保持的”道理。^[9]针对当时中国“全部政权还在北洋军阀手里，北洋派的武力依旧是政治舞台的主人”的状况，^[10]蔡和森指出:“政治上的统一，显然不是混合或调和各大军阀的旧势力可以做成的，乃须经过不停的革命奋斗才能真正成功。若舍却革命的宣传与行动，只与军阀谋统一，结果只有上当。”^[11]严肃批评了国民党依靠军阀统一中国的国内政策。蔡和森根据当时中国的半殖民地形势，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早期经济主张:一是“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之好友苏维埃俄罗斯，及已完全解除武装再无侵略能力并且最富机械与技术人才之德意志缔结经济同盟。”二是“努力完成民主革命，推翻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与压迫，建立完全自由的独立国家，仿照苏维埃俄罗斯之不损主权，不受束缚的招致外资及权利让与等等政策，迅速的自主的开发中国大工业。”^[12]他批评那种“只知梦想那些要永远隶属我们于他们经济利益之下的英、美、法、日帝国主义，来借款超度我们”的“国民党的外交方针”。^[13]蔡和森忠告国民党人:“国民党过去的生命在革命，今后的生命还是在革命。为使这种革命运动贯彻成功，便要一面与民众为亲切的结合，一面与苏俄为不二的同盟”，^[14]他衷心希望国民党起来效法已经取得民族革命胜利的土耳其“基玛尔氏所领导的国民党”，担负起民族革命的重担。^[15]

再次，批驳了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反动论调。

在讨论国共合作的问题时，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竭力反对共产党员的所谓“跨党”，提出要在党章中明文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进行破坏和捣乱，还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一种“阴谋”。李大钊严正指出:“我们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鬼鬼祟祟的举动。”^[16]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国民党右派仍然极力反对共产党，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在关于国共合作的理论宣传中，与国民党右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对国民党右派给予无情的打击，指出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性，中派的动摇性，要求共产党人提高革命警惕。对于统一战线内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总是耐心地帮助、规劝和忠告。蔡和森提出国民党左派的四条标准，即“(一)彻底的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及其附属物军阀、买办阶级;(二)恪守中山先生引导中国民众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苏俄携手的方针;(三)与一切反革命右派分子决绝;(四)遵行保护革命中坚势力的工农群众利益之政纲。”^[17]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18]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区分国民党为左中右三派，并分别采取不同政策的认识和方法是正确的。1927年，在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时，蔡和森在7月8日毅然抱病写下了《国家统一与革命势力的联合》一文，严厉谴责国民党右派破坏统一战线的罪行，强调指出:“现在联合战线的问题不是国共两党的问题，乃是人民生死国家存亡的问题。”^[19]指出:“为国家的统一必须维持革命联合战线!为人民的解放必须维持革命联合战线!”^[20]从根本上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本质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

二、中国革命必须走武装斗争的道路

武装斗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手段。如果说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方法来实现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理论上探索的话，那么以武装工农为核心的武装斗争道路则是民主革命时期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产物，党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发动工农、进行武装斗争问题进行了探索。

首先，主张发动工农运动。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极力主张发展工农运动，以促进国民革命的发展，并使之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坚。蔡和森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实际情况，明确指出:“只有工农阶级是忠于反帝国主义和民族革命的台柱子。从今以往，我们工农阶级唯有增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才可领导中国民族达到真正的解放;亦唯有成功独立的阶级和组织，才更能增强反帝国主义的势力，而完成我们工农阶级历史的使命。”^[21]工农阶级的发动，是中国革命之新动力，要发展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就必须发动和依靠广大工农阶级;而广大工农阶级要获得自己的解放，也必须参加国民革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阶级“天然的负有两重责任:一面应为民族独立的共同利益奋斗，同时应为本阶级的特殊利益奋斗。”^[22]

如何去做农民运动，领导农民起来革命呢?李大钊认为:首先要帮助农民组织起来，而组织起来，首先是依靠贫雇农组织自己的农民协会。他指出:“乡村中旧有的农民团体，多为乡村资产阶级的贵族政治，全为一乡绅董所操纵，仅为乡村资产阶级所依为保障其阶级的利益的工具，不唯于贫农的疾苦漠不关心，甚且专以剥削贫农为事。在此等组织中，贫农几无容喙的余地。”因此，若想提高贫农的地位，“非由贫农、佃农及雇工自己组织农民协会不可。”只有农民自己组织的协会才能保障其阶级的利益。“在乡村中做农民运动的人们，第一要紧的工作，是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23]李大钊非常强调依靠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解放自己，他说:“我们应该告诉他们，只有工农民众自己团结起来，才是他们得到生活安定的唯一出路”，“‘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不是神仙亦不是皇帝，谁也解放不了我们，只靠自己救自己’这一类的歌声，应该常常吹入他们的耳鼓。”^[24]

其次，明确指出了建立工农武装的重要性。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是武装斗争，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实行武装斗争。李大钊指出:“唯有枪才能对付枪，唯有暴力才能打倒暴力”。^[25]他对自发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如红枪会、绿枪会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热烈的支持。他说:“概括地说起来，红枪会确是一种武装自卫的农民团结”，^[26]这个现象可以证明中国的农民已经在那里觉醒起来，并已形成一个伟大的势力。李大钊并没有满足于这种自发的农民武装组织，他认为随着帝国主义所造成军阀土匪扰乱范围之扩大，一般农民感到有组织农民自卫军的必要，因此，革命者应当坚决支持农民的这种要求，“赶快的加入红枪会的群众里去，开发他们，辅助他们，把现有中国农民困苦的原因，和红枪会发生的必要，解释给他们听，让他们很明了的知道农民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责任，很明了的认识出来谁是他们的仇敌和朋友”，然后，把“这一澎澎勃勃的农民大运动”，引导到正确的路上去，使它不为军阀、土豪所利用，而能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脱去那落后的迷信的蒙蔽，变旧式的红枪会而为堂堂正正的现代的武装农民自卫团”。^[27]

蔡和森认为，社会革命的唯一方法是实行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在于“完全破坏旧军事组织和纪律”，“更完全遣散旧军队而改建工农阶级的红旗军”，而辛亥革命的失败恰恰在“旧支配阶级的武装并未解除”。^[28]因此，他提出解除旧武装，仿照苏联红军改变军制，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武装。从商团事件、东征陈炯明等斗争中他又看到了农民武装和以工农子弟为主的黄埔学生军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因而进一步提出武装工农，信任工农，依靠工农力量的思想，“当此镇压反革命之时，农民非有武装不成，而且农民协会之根本问题亦非农民有武装不成。”^[29]明确指出了建立“农民运动之武装的重要性”。^[30]同时指出:“谁要更忠实于革命，谁便应更明白帮助工会阶级发展的意义。只有这个是一切国民党分子决定其自己对于左右派之争应取如何态度的最好方法:你们或是站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真正革命阶级(工农阶级)方面，或是站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十以下的反革命阶级(买办阶级和地主)方面。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出路。”^[31]

1925年，在党的“五大”上，瞿秋白指出:革命战争的军事行动之特殊方法，也是殖民地农民革命的特征。当前，军队是民族资产阶级手中最有力的工具，劳农平民决不能放任他永久的握住这些武力;劳农平民应当取得这些武力，然后能真正建立革命的独裁制。民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更加是以征取革命军队为入手的主要方法。无产阶级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队，就不能得到革命的领导权，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革命发展到现时的阶段，工人阶级争取革命军队是尤其紧急而重要的责任了。瞿秋白要求无产阶级切实抓紧军队工作，使军队从资产阶级手里转到无产阶级手里，使军阀掌握下的军队变成革命的军队。他主张应当百倍于现今的进行革命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协同左派，领导右派，去巩固革命势力于士兵群众之中。要建立农民的武装，要对红枪会、土匪以至反动军队进行工作，使之接受革命的影响，争取他们站在革命方面，实现兵民联合杀军阀。要组织工人武装，这些武装不但应当是工会的纠察队，而且应当是保护各城市中革命的胜利之民警署。

对于革命武装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关系问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作了精辟的阐述。瞿秋白指出:我们对于过去所谓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现在更要深入，以前所谓领导权仅仅指群众运动中的领导权，至于政权与军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外的，现在这个无产阶级领导权初创的形式已经不够了，现在无产阶级应当参加革命的政权，应当指导革命中的武力，应使军队中的指挥成分继续由真正忠于革命的成分来代替和补充，使军队本身直接关乎劳动群众的利益。

三、农民问题与土地革命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当时中国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因此，在民主革命中，能否把农民群众动员组织起来并给以正确的领导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等人在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时很早就重视农民问题，并从理论上对它的重要性作了深刻的论述。

首先，明确指出农民问题的重要性。瞿秋白是党的最早认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的领袖之一，他对农民问题倾注了极大的注意力。早在1922年，瞿秋白就根据俄国的革命经验，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32]在党的“三大”上，他又进一步指出，农民是国民革命的基本力量，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因此无产阶级必须促醒农民阶级，与之联合。他指出农业经济是中国的主要生产事业，农民是中国经济生命的主体。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亿万“可怜的中国农民，尤其是佃农，受者外国，督军警吏土豪大地主等四五重的压迫，田也种不成了，饭也吃不饱了，妻儿男女也养不活了。……真是上天无路下地无门”。^[33]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农民要缴纳沉重的田租和苛捐杂税，因此，中国的农民痛苦最深。中国工业的发展，社会的进化和革命的事业，无一不需要农民。打倒帝国主义的意义，应该是解除农民的痛苦，缴卸帝国主义的武装，压制买办与地主。解决农民问题，解决了农民的一切苦痛才能说是国民革命的成功。蔡和森也指出:“资产阶级的革命如无农民的参加是不会成功的。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如无农民的同盟亦是不会成功的。……无产阶级唯有组织势力，由资产阶级底下把农民拉过来，方能推倒资产阶级建设共产主义而成为统治的势力。”^[34]在革命的过程中，应与工农结合起来，因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35]工农阶级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柱石和革命的真正保卫者，唯有占全国人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是革命的中心军队，如果“能够鼓起人民武装的自卫和抵抗，使各大城市的市民全副武装或工人全副武装，那么，民主革命没有不成功，封建的武人政治没有不崩倒的”。^[36]

1925年至1926年，李大钊发表《土地与农民》和《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两篇文章，对农民运动问题给予了理论上的回答。他认为，农民是中国革命中极为重要的力量。他指出:“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37]“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38]

对于农民问题，毛泽东在当时也作了一系列精辟透彻的分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伟大的贡献。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指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迅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39]认为:“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40]因此，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

其次，明确指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

农民问题如何解决呢?李大钊在分析了农村的土地占有状况和农民破产的趋势后，指出中国必须实行“耕地农有”的政策，指出:“在这种情形之下，‘耕地农有’便成了广大的贫农所急切要求的口号。”^[41]他设想“国民革命政府成立后，苟能按耕地农有的方针，建立一种新土地政策，使耕地尽归农民，使小农场渐相联合而为大农场，使经营方法渐由粗放的以向集约的，则耕地自敷而效率益增，历史上久久待决的农民问题，当能谋一解决。”^[42]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上，瞿秋白指出:第一，用政治力量切实解除农民在经济上的束缚，明定“耕地农有”的口号;第二，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使农民有自己的武装保护自己的利益;第三，农民参加革命政权，乡村的政权归农民，城市政权也要有农民代表参加;第四，严厉地无情地镇压一切买办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活动，剥夺其政权。^[43]瞿秋白认为，最根本的是要实现“耕地农有”。这是因为农民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农民的生活便是土地。农民没有土地，便是如鱼失水。”^[44]北伐战争开始后，随着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农村大革命的兴起，瞿秋白通过对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各方面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后，进一步认识到解决土地问题的迫切性，于是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应立即明定“耕地农有”的标语，只有这样，才能确立无产阶级“在多数农民中的势力”，“保证无产阶级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45]

1927年2月，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指出:中国“‘农地革命’是中国革命之中枢。军阀统治，实际上是大地主(官僚买办)和小地主(土豪劣绅)阶级之政权，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是农民，都处于地主阶级的半封建半农奴制度的剥削和压迫之下。农民的革命要求，如耕地农有，土地国有，农民政权，赋税统一，很明显的是民权主义的要求”。^[46]指出在农民中雇农、佃农是最革命的分子，他们现在迫切地需要推翻地主官僚买办阶级的统治，更是需要土地问题及生计问题之解决。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才能获得农民这个最有力最伟大最主要的同盟军，如此才能争取革命的领袖权，保障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

第三，明确指出开展土地革命的重要性。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面对国民党右派集团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镇压工农运动，而广大农民已经开始自己动手夺取土地的新形势，瞿秋白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国民革命应当以土地革命为中枢的思想，提出:“必须深入革命:农民政权与土地问题”。^[47]他指出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剥削，其主要的根基，便是耕地已非农有。中国的地主阶级和军阀、官僚实际上已经剥夺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农民痛苦的根源就是缺少田地。所以，无产阶级政党要巩固和发展革命，必定要领导农民建立农民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彻底改变现存的土地制度。只有这样，才能铲除反动军阀及蒋介石等的经济基础，推翻帝国主义、军阀对于中国的统治和剥削。另外，实行了土地革命，“反动资产阶级在农村中的友军也就受到严重的打击”。^[48]无产阶级如领导农民去完成这个革命，就能把农民群众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而保证革命领导权的取得和巩固。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瞿秋白对于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必要性、迫切性已有了较明确而深刻的认识。他提出的“土地革命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中枢”的思想主张，表明他当时已经把握了中国革命的实质和中心内容，对于全党认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所谓土地革命“即农民争取土地反对地主的斗争”。^[49]这原本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项任务，但是瞿秋白认为，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里，土地革命同其他革命斗争一样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成功，也只有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瞿秋白指出，中国的农民因为自己经济地位及生活条件的缘故，不能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和阶级觉悟，不能明白提出自己阶级的经济要求和阶级策略。他们“没有良好的组织”，“没有民权主义的实力”，没有阶级斗争的理论指导，“农民很少团结力”，“没有强有力的革命阶级做他们的领袖，如现在的无产阶级”。^[50]尽管他们的反抗精神是非常之可敬的，但没有先进思想的指导，农民自己是决不能完成土地革命，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求得自身的解放的。这一点是已被以往历次农民革命运动的结果所证实了的。因此，在中国只有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

此外，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战争中与一般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中，实际上处于先锋的地位，只有他能彻底实行中国革命中之民族主义的及民权主义的职责，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只有他能够彻底引导民主主义去实行“耕地农有”，彻底引导民权主义去实行农民政权。因为，无产阶级是中国唯一的，最现实的、最先进的、最彻底的力量，他知道自己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责任。他能够提出极具体的阶级的和民族的政治经济要求，而且他的利益和农民的利益是相同的，他是能率领农民革命到底的，“不像土匪头儿似的，事成了自己便去做皇帝。”^[51]因此，土地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斗争，才能得到胜利。瞿秋白的这一思想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问题、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一个重要创见，是对中共“四大”决议的重大发展。

瞿秋白在强调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枢，土地革命只有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取胜的同时，还把土地革命与农民武装、农民政权紧密地联系起来，认为建立农民武装和农民政权是进行土地革命的必要前提。1926年8月，瞿秋白在广州作《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的演讲时就已提出:要真正解决农民问题，进行土地革命，就必须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农民参加政权，乡村政权归农民。农民有了自己的武装，才能严厉地无情镇压一切买办地主阶级之反革命运动，剥夺其政权，使土地革命得以有效地进行。农民掌握了政权，土地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后，他又进一步提出，在中国环境之下，失地的农民所组织的军队在革命中有很大的作用，农民自己的武装现在更成为紧迫的问题了。农民的问题只有实力斗争才能解决，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决支持发展农民武装，在这革命斗争的急遽时期，决不可以机械的主张农民自卫军不可有常备军。与此同时，农民政权的建立也是异常急需的。因为有了农民政权，才有切实执行农民问题之行动政纲。农民只有建立起自己的平民政权，彻底扫除封建宗法式的土豪乡绅在农村中的政权，才能直接的逐步执行这些政纲，彻底改变现存在土地制度，使农民有享用土地的权利，没收大地主及买办军阀等反革命派的田产，使大多数农民得到土地，减租到能使佃农实际享用自己的收获。总之，土地革命必须与农民武装、农民政权有机地结合起来，非此决不能取得胜利。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土地革命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土地革命的方法与途径都做出了理论上的说明和阐述，这些论述被革命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毋庸讳言，建党初期的土地革命思想还不成熟、不完善，对于如何解决土地问题还缺乏具体的办法，对于民主革命阶段土地是归农民所有还是归国家所有的问题还没有十分明确的认识。然而，他们关于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枢，土地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土地革命要同农民武装、农民政权密切联系的思想，在当时的党内来说，都是很出色的、光辉的。这些真知灼见实际上已为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勾划出了早期的轮廓，对十年内战时期土地革命的展开和深入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52]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最初阶段，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思考和探索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怎样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问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运用更加具体化，并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和发展方向。

【注释】

[1]李大钊传编写组．李大钊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50．

[2]同上，第151页。

[3]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8．

[4]蔡和森文集: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188．

[5]同上．

[6]高君宇文集．太原: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1986:71－72．

[7]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550．

[8]同上．

[9]蔡和森文集: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64．

[10]同上，第65页．

[11]同上，第65页．

[12]同上，第68页．

[13]同上，第69页．

[14]同上，第68页．

[15]同上，第69页．

[16]李大钊传编写组．李大钊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58．

[17]蔡和森文集: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403．

[18]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579．

[19]蔡和森文集: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408．

[20]同上，第410页．

[21]蔡和森文集: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387－388．

[22]同上，第386页．

[23]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833．

[24]同上，第874页．

[25]李大钊传编写组．李大钊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30．

[26]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872．

[27]同上，第876页．

[28]蔡和森文集: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64．

[29]同上，第392页．

[30]同上，第401页．

[31]同上，第401页．

[32]陈铁健．瞿秋白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64．

[33]陈铁健．瞿秋白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63．

[34]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8．

[35]蔡和森文集:下．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199．

[36]蔡和森文集: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75．

[37]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824．

[38]同上，第834页．

[39]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497．

[40]同上．

[41]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831．

[42]同上，第833页．

[43]陈铁健．瞿秋白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256．

[44]瞿秋白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47．

[45]同上，第293页．

[46]陈铁健．瞿秋白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277．

[47]同上，第278页．

[48]丁守和．瞿秋白思想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249．

[49]列宁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444．

[50]陈铁健．瞿秋白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255．

[51]瞿秋白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46．

[52]倪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瞿秋白土地革命思想略论．学海，199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