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主体知识库问题的凸现
传统认识论的思想重心,大都放在认识对象和反映形式上面,主体认识活动多半还是内在机理不明的“黑箱”。信息加工理论的中心思想,是把人的认识活动比拟为信息加工过程,反过来用信息科学的现代手段来揭开人脑认识活动的“黑箱”。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思维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理论,就是信息加工模型,把人的思维活动看作大脑加工处理外来刺激(信号)的信息加工活动。支脉众多的学科从各自的角度,为这个模型的不断充实和完善而工作不止。这些科学发现的内在逻辑是;从外到内,从表层结构到深层结构,从功能模拟到机理解剖。
信息加工理论的核心观念,是把人脑作为一个极为特殊的信息加工工场。因而,信息加工理论发展的逻辑指向,必然会愈益集中到一个中枢问题上来,就是深入到人脑这个信息加工中心,弄清人脑作为知识库进行信息加工活动的内部机理和深层奥秘。人类认识活动的全部奥秘,几乎全部记录到大脑这个“黑箱”之中。于是,认识主体的知识库问题在信息科学发展的逻辑中突出出来,知识库理论在本世纪70年代应运而生,迅速崛起,成为现代信息论研究中新开辟的重大研究方向。知识库理论的注视焦点,是人脑作为信息加工中心而进行活动的内在机制和建构原理。
50年代后人工智能有长足进步,可是,这里碰到了一个根本的困难:随着问题复杂性的提高,将必然导致搜索时间的指数增长。如何绕过这个“陷阱”?反思的结果是,将待解决的问题放到它所特有的问题论域内,利用该论域内的特殊知识将使搜索很快收敛。70年代费根鲍姆(E.A.Fieenbum)等人选择了利用问题论域的特殊知识来模拟人类专家进行推理的方法(即专家系统)。这标志着人工智能的研究进入了信息加工的“知识处理”阶段,计算机的主要职能也转变了,它不再以数值计算为主,而是以符号推理为主了。
这种转变具有深远的意义:第一,人们终于认识到了知识对模拟智能行为的重要作用。比如要使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它必须具有一个包括词法、语法、语用、语义等各方面知识的知识库(“问题论域”就是在其中构成的)。这种认识导致对传统程序设计方法的根本性改造,即从过程性语言向非过程性语言的转变,亦即求解问题的知识已不再隐含在程序和数据结构中,而是单独构成一个知识库。这就使得知识库中的知识可方便地增删或修改,而整个问题的求解程序却可保持相对的不变。显然,这大大减轻了程序设计工作的艰巨性。目前知识的表示、获取和如何利用知识进行推理,是人工智能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第二,这里揭示出一种从整体到部分的信息加工方式,如由背景确定前景(图象识别)、从局势中选择决策(博弈)、从上下文语境中搞清意义(语言翻译)等,都是必须使用这种加工方式的例子。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理解”这个词的本意。与这种认识相对应的是,信息科学中早已确立了这么一条原理,即一条消息如果是包含信息量的消息,它就必须处在一个消息的集合中。处在不同的集合中,它所包含的信息(内容、多少)是不同的。换言之,任何信息的接收(能否收到、收到的是什么),都是在收信者的信息库(消息集合)中确定的。对人的思维层次的信息接收来说,这个信息库常被称为知识库。在格式塔心理学中也明确指出:对部分的解释取决于它所处的整体——“一张人的嘴只能在一张人的脸中微笑”。实验心理学的结论是,人在识别图象时,除了有“继时”辨认以外,还有“瞬时”辨认的方式:依赖对整体特征的把握,确认部分。现在,人工智能研究在从模拟人的运算到模拟人的理解时也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智能是一种理解的能力,而理解要求理解者具有一种文化知识背景。人类主体的认知活动,必须有知识库的指引。
在人类哲学认识的更高层次上,也不约而同地把注视焦点移向主体的理解活动。在欧美,解释学从60年代起成为异军突起的哲学思潮。在前苏联,理解问题也成为当代认识论的重要课题。(1)
对从部分到整体和从整体到部分这两种信息加工方式的确认,是人工智能在模拟人的思维活动中的重大进步。我们知道,人一生下来就有一个结构相当复杂的大脑,可是要有智能行为还要花很长时间进行学习才行。这表明人的知识库的建立既来自遗传,又可以随经验而“生长”,它是一个开放的、不断生成着的抽象系统。例如,在信息加工的“低级处理”阶段(即从部分到整体的信息加工方式)中,已知的各种演绎规则和简化原则很可能就是主体知识库中的“先天成分”。初看起来,它们多少有点类似于康德的“先验形式”,先于个别认识主体的一切观察经验。在儿童的个体发育中,先有已经很发达的同周围物体的映象打交道的能力,随着孩子开始学习说话,就进入了符号思维阶段,产生言语化思维的结构。此后,知识库随经验的积累而迅速地“生长”。一位前苏联学者指出,愈是复杂发达的知识库,它在新文章(消息)的作用下可以发生愈快的变化。粗浅的知识库从一篇文章中几乎什么也得不到(不能理解它),充分发展的知识库能很好地理解文章,从而获得最大限度的信息,其自身也就变得愈加复杂发达。信息的语义内容必须在知识库中确定,它必须增添知识库的新内容,这是知识库理论的核心观点,它充分体现了信息接收的奥秘,体现了已知与未知在认识中的辩证关系。
知识库的这种“后天生长”,正是皮亚杰所说的“认识建构”的实质内容。对一个成年人来说,这种建构是靠自己具有的躯体,靠熟练地同物质世界的相互作用,靠经过训练进入某种文化之中获得的。这种生长如此依赖于个体的经历、所受的教育、具体的生活空间,这就表明,我们每个人在知觉上都是受到“剥夺”的:我们从出生开始就主要只听见本民族的语言,都生长于本民族的物质一文化环境中。这种具体的经历和物质一文化就“剥夺”了我们更加广泛和丰富得多的经验,这造成了知识库的民族性、个体性,造成了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审视世界的独特眼光。而人类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恰恰起源于这些“独特的眼光”。
那么,这是不是说民族与民族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就不能相互理解了呢?不是的。人的知识库有两种存在方式:个人的脑知识库和社会知识库。人类创立的社会知识库,为主体之间的可理解性提供了根据、人创造了全社会成员可以识别的语言符号系统(及不同民族语言的转换系统),它构成了区别于个体的社会知识库,其中以语言和文字的形式沉积了整个人类的物质文明史。个体可以通过教育、训练、阅读、交谈等渠道,从社会知识库中吸取极其丰富的信息贮藏,从而使自己的认识大大超越个人体验的范围。反过来,个体的认识成果又通过各种渠道,像无数涓涓细流汇入社会知识库的汪洋大海,从而参加到社会系统的信息流通之中,发挥它对其他人、对社会的基本组织职能。对现代人来说,知识库的扩大主要是靠吸收社会知识库的信息贮藏实现的。
在人脑这块高度发达的特殊物质上,凝集着双重进化的结晶——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亿万年的自然一文化历史进程赋予人的潜能素质都以胚芽的形式孕育在人脑中,这种“历史的实践”决定着知识库的原有结构,成为认识建构的真正出发点。而“现实的实践”则决定着知识库的扩大、更新、转换,因而成为推动认识建构的活生生的原动力。认知过程就是这种结构与建构的统一,统一的基础则是历史和现实的实践活动。乔姆斯基认为,语言能力是先天的,语言行为是后天的。这从认识的个体发生史的角度未讲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这种对个体来说是先天遗传的语言能力,归根结底也是历史实践的产物,并且没有现实的实践的“激发”,这种对个体来说是先天的能力,就会像“狼孩”一样萎缩、泯灭。因此,只有以现实的实践作为“引燃物”,人的知识库的建构活动才能充分展开并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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