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哈解马”解读模式

（七）以哈贝马斯交往理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以哈解马”解读模式

在20世纪后期西方世界，哈贝马斯是一位非常值得重视的、有影响的思想家，但他对马克思的解读，却没有相应的那么重要。

原因就在于，看来哈贝马斯并没有特别仔细认真系统地研究过马克思哲学文本和思想脉络，他多半是采取“六经注我”的方式，比较主观随意地解释马克思哲学，借以构成自己的学说，自成一家之言。

然而，由于无论在当代世界，还是中国，他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读者面也是相当广泛的，因此这里特别把他作为一种解读模式的代表，加以简要分析。

以他自己独创的交往理论为主轴，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为主旨，对马克思进行批判性解读——这是哈贝马斯解读马克思方式上的本质特点。

具体说来，他在这方面的学术观点，可以大略概括为以下四个要点：

（1）思想主旨：历史唯物主义重构论

1976年，他发表了一部承上启下的纲领性著作《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全书导论的一开头，就提出了一个纲领性的口号与概念——“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这些文章以不同的起点去研究一种理论观点，我把这种理论观点理解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复辟似乎意味着回到在此期间已经腐朽了的最初状况上。但是，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兴趣不是教条主义的，也不是历史-语言学的。复兴似乎意味着对一种在此期间已被人们所抛弃了的传统的更新。马克思主义没有必要复兴。我们所说的重建是把一种理论拆开，用新的形式重新加以组合，以便更好地达到这种理论所确立的目标。这是对待一种在某些方面需要修正，但其鼓舞人心的潜在力量仍旧（始终）没有枯竭的理论的一种正常态度，我认为，即使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是正常的态度。”⁽⁵⁶⁾

先要把马克思理论折开解体，然后再重新组合，——这是哈贝马斯重构论的基本含义。

（2）解析马克思：只讲劳动、不讲交往的片面基础论

从1960年发表的《认识与兴趣》一书开始，哈贝马斯就着手于拆解马克思，尤其是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起点范畴——劳动实践范畴。在肯定马克思以社会劳动作为综合基础批判黑格尔的前提下，他认为这是根本不够的：“这种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本身证明，它并不足以确立一种毫无保留的现象学的认识的自我反思，因此，不足以防止认识论向实证主义退化。”他进而认为，要害问题，就在于马克思理论基石——劳动实践观的局限性：“我认为，造成此种现象的内在原因就在于[马克思]把人类自我产生的活动归结为劳动。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基础，除了工具活动聚积其中的生产力外，也容纳了制度的框架——生产关系；他的社会理论没有抹煞实践中的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die Interaktion）的联系以及统治和意识形态可以从中得到理解的文化传统。然而，实践的这个方面并没有包含在哲学的坐标系（das Bezugssystem）中。但是，恰恰在这个同衡量工具活动的标准不一致的维度中，跃动着现象学的经验……”⁽⁵⁷⁾

后来，他把这个问题讲得更透底、更简明了：在青年黑格尔耶拿手稿中，是把人的劳动活动与交往活动并重的，而到了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却单线式地只注重了工具性的劳动实践活动，根本忽视了价值性的社会交往活动，由此造成了整个理论视野、哲学基础的片面化、单一化、狭隘化。

实际上，对马克思这一批评是根本缺乏足够证据的，是把后来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缺憾和马克思混为一谈的。

后来哈贝马斯的许多理论发挥，就建立在对马克思这一误读的基础之上。

（3）批判性解读：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在《理论与实践》（1963），《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合法化危机》（1973），《文化与批判》（1973）等著作中，哈贝马斯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分析当今时代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藉此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认为马克思许多思想都过时失效了。

①科学与技术联系日益紧密，促使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这使得马克思针对自由资本主义提出的许多观点过时了；

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已不能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只在前工业化阶段有效，而国家干预也使生产关系有了新的职能，应用“劳动”与“相互作用”这对范畴代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范畴；

③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范畴也失灵了，国家、交往、科学技术不再以经济基础为转移，国家干预经济作用愈来愈突出，社会不再是“独立的”，社会和国家不再会长期处于马克思所说的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之中；

④随着科学技术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力愈来愈不重要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应用前提告吹了；

⑤劳动异化论、工人阶级贫困化理论也过时了；

⑥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使阶级斗争理论的作用受到很大局限；

⑦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当然执行人，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已经消失了，工人阶级历史使命学说也过时了。

（4）另起炉灶：企图修正马克思的交往行动论

在1981年发表的《交往行动理论》两卷本的巨著中，哈贝马斯摆出了“综合百家，自成一家”的架势，广泛提及了许多思想家，而把马克思只作为百家中的一家。

比较集中地论及马克思的部分，是在全书近于尾声之处，从价值论角度对马克思《资本论》作出评论。他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首先我想研究，马克思的价值理论通过体系生活世界概念解释的物化理论的成就是什么，以及这种理论的弱点是什么”。⁽⁵⁸⁾

首先，他还是对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价值论作了基本肯定：马克思的原理依仗一种天才的奇袭，即对商品形式的分析，而使他的理论策略超越了过去同样抽象水平上发展的草图；马克思借助分析商品的双重性质获得了价值理论的基本思想，这些基本思想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可以根据考察者的经济展望描述为资本自我贬值的危机过程，表述为社会阶级间的充满冲突的内部活动；劳动力货币化成了阶级关系的基础，因此，阶级关系的分析必需以劳动力商品的双重性质为依据……

接下来，他笔锋一转，更为具体分析了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三个弱点”：

第一个弱点，马克思像青年黑格尔一样，是按照一种分裂的伦理的全面性的统一性的模式，来理解体系世界与生活世界的统一性的，而这种分裂的伦理的全面性的抽象的相互交叉的因素，是被宣判为没落现象的；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理解为更多的是全面性，他错误地理解了媒体控制的下属体系，所具有的演变的特有价值；马克思没有看出，国家机器与经济出现了新的划分、新的关系，导致新的阶级关系向机制化演变；马克思还错误要求，社会主义革命应该使自由王国要从必然王国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这种错误的理解导致了革命理论的结论。

第二个弱点，马克思缺乏他借以能够区别传统生活形式的销毁与传统生活世界物化的标准，马克思的异化观不是十分清楚的，价值理论并没有为物化观提供基础。

第三个，也是决定性的弱点，生活世界从属于体系命令的一种特殊情况的过分普遍化；即使人们把阶级斗争的动力归结于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基本矛盾”，物化的过程也不一定只是在引起它的领域内出现，即在劳动世界领域内出现。

因此，他的最终结论是，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没有对晚期资本主义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20世纪90年代以来，哈贝马斯把思想重心，转向开创一种适合当代西方世界的政治哲学，先后发表《事实与价值》（1992），《对话伦理学解说》（1992），《包容他人》（1996）。他逐渐走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轨迹，并且渐行渐远，变成了一位有左翼色彩的资本主义改良主义者。

不过，世纪之交，在苏东剧变之后，包括他到中国来所做的学术讲演，又或多或少有点走近马克思主义，宣称自己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没有改变，只是认为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已经过时，要求重建社会主义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