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把马克思康德化或新康德主义化：“以康解马”解读模式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奠基人，19世纪70年代以后新康德主义曾经流行一时，20世纪以来又不断有人认为康德哲学比黑格尔哲学更富于启蒙性、主体性、多面性，因而反复提出“回到康德去”的口号。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用康德哲学或新康德主义，来解读马克思、补充马克思，成为一股缕缕不绝的社会思潮。
在19世纪后期的第二国际时代，用康德哲学或新康德主义来解读马克思、补充马克思，几乎成了流行一时的时髦思潮。新康德主义者K.伏伦德尔认为，社会主义和康德伦理学有着直接的理论渊源关系，应当把康德哲学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用“伦理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他要求实现“康德——马克思”的综合。1902年在《康德研究》上，他发表了论文《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康德主义运动》。他认为，社会主义要有两个方面的突破来支撑：一方面，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理论”，为了摆脱几百年来的“乌托邦之梦”，它必须掌握探讨社会秩序的经济历史发展的可靠方法，这正是马克思的基本贡献；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实践”，它必须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康德伦理学在这方面大有所为。总之，马克思唯物史观长于“实然”，康德伦理学长于“应然”，把马克思与康德综合起来，一种全新的、完整的社会主义理论方可大功告成。他还提出，我们的口号不应当是 “从马克思回到康德去”，而应当是“同马克思和康德一道前进”！
在把马克思社会主义与新康德主义伦理学相互嫁结的主张中，起了特别重要作用的，还应首推马堡学派的创始人柯亨，他最早也最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社会主义思想，并企图以此来取代科学社会主义思想。1896年，他为重新发表新康德主义运动奠基之作、朗格原在1866年发表的《唯物主义史》作序和评注。1904年，他又发表了专门阐述伦理社会主义的《纯粹意志的伦理学》。他提出，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以人为目的的道德进步，而康德伦理学、特别是其绝对命令的公式作为这一目的的表述，成了社会主义的道德指南和价值源泉，因而康德是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真正创始人，必须回到康德去。(59)
问题还不在于出现了马堡学派柯亨、伏伦德尔等个别主张新康德主义的教授，而在于世纪之交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高层领导也纷纷趋向于“以康解马”、“以康补马”。
党的领导人施米特认为，应当用康德认识论来补充马克思，因为康德认识论可以纠正黑格尔“诗化形而上学”错误，给马克思社会理论奠定更加坚实的认识论框架。1904年纪念康德逝世100周年前后，许多人盛赞康德是“社会主义之父”。
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通常被视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重要领导人与理论家的伯恩施坦，就在《社会主义的现实因素和空论因素》等著作中，宣传“回到康德去”。他提出，马克思所说的阶级利益一开始就具有伦理因素，把工资关系称为剥削关系也暗含着道德判断，但马克思却反对从伦理原则引伸出社会主义。伯恩施坦认为，这是自相矛盾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应该把伦理作为基本的力量。他还断言，社会主义不属于“经济”的领域，而应属于“意志”的领域，即康德信仰主义伦理学所规定的领域。他反对把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建立在社会经济运动必然性的基础之上，而主张把伦理要求、伦理冲动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深刻根源。
当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主要领导人和理论家的考茨基，在用新康德主义解读与综合马克思方面，固然没有伯恩施坦走得那么远，但在基本思想、基本倾向上，实质上还是同出一辙的。考茨基曾谈过自己对马克思思想实质的理解；“我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哲学学说，而是把它看成是一种经验的科学、一种特别的社会见解。”(60)正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没有自己的哲学世界观，只有社会历史观，因而他也赞成把新康德主义哲学与马克思的历史观、经济学综合起来，相互补充：“在哲学上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强者。我认为最好是不论及哲学问题，不过，我当然有自己的哲学信念，这就是以前就有的那些信念：我的老师的信念，辩证唯物主义。我只是在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成为新康德主义者和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经济的学说。”(61)
青年卢卡奇写出《历史和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的思想主旨之一，是反对第二国际时代流行的哲学观念，然而在有一点上却有相通之处，就是都在相当程度上借助于康德哲学来解读马克思。卢卡奇这一著作，不仅在用黑格尔哲学解读马克思上开了头，而在一定程度上也为用康德哲学解读马克思上开了头。仅以该书最核心部分《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章而论，引述或评论康德的“三大批判”等论著，前前后后不下20多次，甚至超过了对黑格尔的引述。
他试图用康德主体性思想、康德所谓认识论领域“哥白尼式的革命”，来解读马克思哲学：“近代批判哲学是从意识的物化结构中产生出来的。它和以前的哲学问题相对立的特殊问题即源自这种结构。”“但是新旧哲学之间的这种根本区别又何在呢？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用应该在认识问题领域进行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这一名言对此作了清楚的表述：‘迄今为止认为我们的一切认识必须与对象一致……让我们试试看，如果假定对象必须与我们的认识一致，是否能更好地解决形而上学的任务……’换言之，近代哲学向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不再把世界视为独立于认识主体而产生的（例如由上帝创造的）什么东西，而主要地把它把握为自己的产物。而这一把理性的认识把握为精神产品的革命，并不是源自康德。他只是用比他的前人更激进的方式作出了这一革命的结论而已。马克思在完全不同的场合引用过维科的话：‘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所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不仅如此，在提出和阐发总体性问题时，青年卢卡奇也在相当程度上借助于对康德先验辩证法的发掘：“先验辩证法始终是围绕着总体问题的，这确是无需赘述的。上帝、灵魂等等只是想象出来的神话，以用来表述被认为是完整的（和完全被认识了的）所有认识对象总体的统一的主体或客体。”(62)
卢卡奇利用康德或新康德主义思想框架来解读马克思的初步尝试和思想歧路，也影响了20世纪50、60年代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既包括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科莱蒂等人，也包括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弗洛姆等人。
意大利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科莱蒂，从另一个不同角度，利用康德哲学框架来解读马克思。在《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1969）一书中他认为，在哲学史上，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思想路线：一条路线以大陆唯物论者斯宾诺莎和黑格尔为代表，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另一条路线则以英国经验论者（尤其是休谟）和康德为代表，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科莱蒂认为，从斯宾诺莎到黑格尔的思维存在同一论，必然走向唯心主义，只有从休谟到康德的思维存在异质论，才能走向科学和唯物主义。因而，他认为卢卡奇用黑格尔物化、异化论解读马克思，是走偏了方向，应当回到康德去，回到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倾向，才能重新回到马克思本人的唯物主义。
科莱蒂还认为，要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还必需彻底抛弃黑格尔物质辩证法的矛盾原理，回到康德的无矛盾原理之中去。黑格尔的所谓辩证矛盾，完全是唯心主义泥潭，是从康德的倒退。无矛盾原理，才是康德，乃至唯物主义、科学和常识所遵循的基本思维规律。马克思所说的打破黑格尔“神秘外壳”，“倒转”辩证法，就是主张回到康德，恢复唯物主义观点。
他还认为，要弄清人的本质问题，也需要回到康德去，因为康德要求认识论要补充“人类学”，把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与文化存在物的人的科学。
而在同年发表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从卢梭到列宁》一书中，他更认为康德认识论是通向科学认识论的几乎唯一大道。他自称，要重新评价康德认识论的贡献，以反对黑格尔哲学的合法性。他认为：康德认识论的第一大贡献，是批判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否定了存在是思想的属性，从而为唯物主义认识论奠定了一个根本出发点，而黑格尔晚年却重新回到了上帝的本体论证明。康德认识论的第二大贡献，是提出了“物自体”概念，以防止认识论回到旧的形而上学独断论上去，而马克思却未能发现这一概念的真正深意之所在。因而，从认识论上看，康德甚至是使我们获益的唯一伟大思想家，应当用康德补充马克思。
而在另一条线上，用康德哲学乃至新康德主义来解读马克思哲学的，也有一条缕缕不绝的思想线索，其中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洛姆，也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的L.纳尔逊、W.艾希勒等人，不断鼓吹的伦理社会主义。
既属于法兰克福学派、又属于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弗洛姆，1976年发表了《占有还是存在？》一书，他提出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健全的人道主义社会。他认为，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创始人柯亨倡导的伦理社会主义，对历史目的的理解和马克思非常相似，有助于解读马克思社会主义概念的本质规定。
纳尔逊，求助于心理学中的“内省”和人的义务感，提出“自由社会主义”。
战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与理论家艾希勒，1953年发表了《社会主义是伦理的实际应用》和《社会主义中的伦理根源》等著作，并力图把新康德主义的伦理社会主义原则融入其党纲之中，先后制定了1947年《齐根海因声明》，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1984年新纲领。他们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想用新康德主义的伦理社会主义，来补充、修正乃至取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他们认为，自马克思以来的历史进程，揭露了只从经济角度进行观察的片面性，马克思发现的主要是资本主义时代人的行动和思想的经济条件，此后在揭示历史动力方面，又有带根本性的重大发展。人的思想自由和道德责任，也应看作是对历史进程起塑造作用的动力因素。社会民主是人的政治目标，不仅仅是为了物质利益、经济发展，而是为了人的尊严。人的尊严是我们行动的出发点和目的。自由、公正、互助，是三个基本价值。实现人的权利是目标，任何时候都不允许使人成为国家或权力集团用来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
20世纪中后期，用康德哲学或者新康德主义来解读马克思的论著，还是时有出现，并有一定影响的：
20世纪中期，H. 林登发表了《康德伦理学与社会主义》，比较详尽地论述了柯亨的伦理社会主义学说；
20世纪80年代，“回到康德去”再度成为某种社会思潮，于是又出现了一批相关论著，如汉娜·阿伦特的探索性专著《康德政治哲学讲义》，利奥塔的著作《热情：对于历史的康德主义的批判》等。
用康德哲学和新康德主义解读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在21世纪起点上并没有绝迹，甚至还有某些新的表现，2002年日本近畿大学著名教授柄谷行人（1941—）发表新作《跨越性批判：康德和马克思》，堪称是这方面的一部代表作。用康德哲学理论框架来解读马克思，是该书主旨之一：“使伦理学与政治经济学两个领域相互渗透，试从马克思看康德，从康德看马克思。”“通常人们将《资本论》与黑格尔哲学对读，而在我看来，只有《纯粹理性批判》能与《资本论》互见。这正是马克思与康德的交叉点。”
在学术渊源上，作者自觉地认同新康德主义者柯亨（中文有时亦译为赫·科恩）开创的伦理学社会主义，把康德指认为德国社会主义创始人：“怀着对这两位的敬意，19世纪晚期以来，他们努力捕捉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中缺失的主体性、伦理性契机。”“赫尔曼·科恩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康德是德国社会主义的真正创始者。人们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仅仅将他人作为通往目的的手段。而在这样的语境下，康德的‘自由王国’或‘目的王国’，显然要归结为另一层新意，那就是共产主义世界。”“不幸也不公平的是，康德式的马克思主义被历史遮蔽了。”
不仅如此，该书还认为，对于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也是一个康德式的绝对律令，将共产主义定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错误：“我开始阅读康德。坦率地说，这是个重构所谓共产主义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与主流马克思主义者相反，马克思坚持拒绝把共产主义视为康德意义上的‘建构性理念’，因而他极少谈及未来……因此，将共产主义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武断论断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对形而上学马克思思想的驳斥。但这与他将共产主义培育为‘统整性观念’（理性的统整性运用）并不矛盾。所以年轻的马克思强调那条绝对命令：‘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识，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造弄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对于他来说，共产主义是一个康德式的绝对命令，即：同时突出实践性和道德性。他终生都坚持这个立场。”(63)
用康德哲学和新康德主义解读马克思，还有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就是把马克思哲学实质归结为康德式的主体性哲学，甚至打出新康德主义旗帜“拒斥形而上学”，根本否定马克思哲学首先是新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主体性与客观性统一才是其根本原则。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1页；《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1页，第353—356页。
(2)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39页。
(3)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76页。
(4)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第84页。
(5)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第18、19页。
(6)中央编辑局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8、299页，第309页。
(7)同上书，第392页。
(8)中央编辑局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第290页，第289页，第288页。
(9)让·伊波利特《马克思和黑格尔研究》，巴黎，1955年版，第147页；参见奥伊则尔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北京：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3、14页。
(10)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上海：社会科学研究出版社1949年版，第14页。
(11)《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381、382页；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第15页。
(12)《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93页。
(13)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第10页，第29页。
(14)同上书，第18页。
(15)同上书，第31页。
(16)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第28、29页。
(17)《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5页。
(18)米丁：《唯物辩证法的首要问题》，莫斯科：中央党校出版社1936年版，第120-122页；参见王荫庭《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页。
(19)苏联科学院哲学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80-84页。
(20)麦·格·朗格：《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斯图加特，1955年版，第33页；参见奥伊则尔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北京：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1页。
(21)参见陈学明《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92-297页。
(22)中央编辑局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第348页，第367页，第370页。
(23)《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275、1276页。
(24)海德格尔《尼采》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页。
(25)《海德格尔选集》上卷，第364页。
(26)《海德格尔选集》上卷，第365页。
(27)同上书，第379页。
(28)《海德格尔选集》上卷，第383页。
(29)《海德格尔选集》上卷，第383页。
(30)《海德格尔选集》上卷，第383页，第384页。
(31)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转引自复旦大学哲学系编《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第23页，第73页。
(32)赫·莱希《卡尔·马克思、威纳尔·桑巴特和麦克斯·韦伯的人本主义社会学的方法论研究》，1957年，第53页；参见尼·拉宾《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1页。
(33)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上卷第10页。
(34)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卷第28页。
(35)同上书，第11页。
(36)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卷第166页，第154页，第143页。
(37)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卷第133页，第138页，第141页，第139页。
(38)阿尔都塞：《读＜资本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第21页，第26页。
(39)阿尔都塞：《读＜资本论＞》，第24页，第80、81页。
(40)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26页。
(41)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260、261页。
(42)同上书，第261页。
(43)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13页，第14页。
(44)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25页。
(45)同上书，第158页，第194页。
(46)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15页。
(47)阿尔都塞：《读＜资本论＞》，第24页。
(48)阿尔都塞：《读＜资本论＞》，第225页。
(49)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199页，第211页。
(50)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235页。
(51)同上书，第238页，第236页。
(52)参见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7页。
(53)德拉-沃尔佩：《卢梭和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第168页，第197页。
(54)德拉-沃尔佩：《卢梭和马克思》，第197页，第199页。
(55)同上书，第154页。
(56)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57)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58)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430页。
(59)参见徐觉哉：《社会主义流派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参见波波夫：《康德和康德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5、206页。
(60)参见奥伊则尔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北京：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5页。
(61)参见黄楠森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3卷，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586页。
(62)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第177、178页，第182、183页。
(63)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中译文参见《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9期，第37、38页，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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