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外来论的来龙去脉

（—） 中华文明外来论的来龙去脉
——必需恢复中华文明的应有世界历史地位

中华文明晚出论、外来论、模仿论、中断论、落后论，并不是个别人的偶然提法，而是近三四百年间国际学术界，首先是西方学术界的主流思想，可谓由来已久，版本多样，至今流行，根深蒂固。

对于这股学术思潮，中国考古学家夏鼐、天文学史家江晓原、哲学家赵敦华等人，已做过初步清点。这里试图在前人基础上，彻底梳理清楚这股国际性学术思潮的来龙去脉，以便更明确、更强烈地发出呼唤：必须恢复中华义明起源与发展的历史本来面目与应有世界历史地位：

中国文明外来论的第一个特点，是由来已久——中华文明西来论、外来论提出很早，17、18世纪开始流行中华埃及源头论，19世纪盛行中华文明巴比伦源头论，至今已有三四百年之久。

德国耶稣会士柯切尔（Athanase Kircher）1654年在罗马发表《埃及之谜》一书，1667年又在阿姆斯特丹发表《中国礼俗记》一书，断言《圣经》中所载闪的子孙，率领埃及人东行至中国，向蒙昧未开的中国原始人传授了古埃及文字。

英国人威金生（J.G.Wikinson）、波兰人波姆（M.Boym）等，也持类似观点。

1716年法国主教尤埃（Huet）发表《古代商业与航海史》一书，提出“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乃是文明起源的传播路线，中印都是古埃及殖民地，中印两民族大多为古埃及血统，实为古埃及人后裔。

1759年，法国人德梅兰发表他的书信集，仍以埃、中象形文字相似性为主要论据，论证中国文明源于埃及。

这方面影响最大的首推法国汉学家约瑟夫·德，歧尼（JoSeph de GuiSnes），其名又译德经。1758年11月14日，他发表著名讲演《中国人为埃及殖民说》，断言公元前1122年为古埃及人迁居中国的确切日期，中国汉字中包含着源于古埃及与西方的拼音字母结构。⁽¹⁾

瓦布顿（Warburton）、迈然恩（S.de.Mairan）、尼德哈姆（Needham）等西方学者，也持类似观点。

17、18世纪，中国文明的古埃及源头论主要在耶稣会士内部流传，至19世纪市场更小了，而以拉克伯里等人为代表的巴比伦源头论又流行起来。

19世纪末，英国人查尔默成了中国文明的巴比伦源头论的始作俑者之一。

法国汉学家波提埃（M.G.Panthier）和卢内尔曼，根据汉字与西亚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相似性，判定中国文明源于巴比伦。

1894年，在伦敦大学担任教授的法国人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发表专著《中国上古文明西源论》，断言公元前2280年，阿卡德国王廓特奈亨台吞并了苏美尔人在乌尔建立的迦勒底国，然后率领巴克族东迁，途经中亚，定居中国西部。中国文明完全是西亚比巴比伦文明移植，因而中国上古帝王实际上都是巴比伦人：盘古就是巴克，神农就是萨尔贡王，黄帝就是廓特奈亨台。⁽²⁾

德国人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提出，西方人向东方人殖民，才给中国带去文明的种子，也带去青铜文明。

英国人理格（James Legge）更富于主观性与想象性地提出，在洪水泛滥时代，诺亚的子孙乘着诺亚方舟东行，从巴比伦来到中国，给中国带来了青铜、文字、车轮等西方文明要素。

中国文明外来论的第二个特点，是版本多样——中华文明外来论的说法是多种多样的，不断变换出新的版本，到20世纪，已有西来论、北来论、南来论、东来论等等各种说法，不一而是。

其中，中国文明西来论，尤其是巴比伦源头论，从19世纪到20世纪，几乎一直占主导地位。1913年，英国传教士鲍尔（C.J.Ball）发表《中国人与苏美尔人》一书，企图具体论证中国义明的巴比伦源头论。

20世纪初叶以来，他们试图为中国文明西来论，增添天文学的新论据。著名瑞士语言学家费·德·索诸尔的弟弟列·德·索绪尔，在法国海军工作，往来于远东之间，1909～1922年间，他以《中国天文学的起源》为主题，发表一系列论著，为始作俑者。法国汉学大师沙畹的弟子马伯乐（Henri Maspero），1927年发表系统研究中国上古先秦史的专著《古代中同》，1929年发表《现代中国人的天文仪器》，认为中国文明与天学主要成分，都源于西方文明，尤其是西亚、中亚文明：公元前500年前后大流士时代，春秋战困之交的中国从波斯和印度传入二十八宿、岁星纪年、圭表、漏壶等：公元前300年前后亚历山大帝国时代，战国后期中国才从西方传入十二循环法、星表体系等。⁽³⁾

中国文明西来论在20世纪的又一新走向在于，东洋日本人从西洋人手中接过中国文明西来论，加上了特别发挥，乃至成为中国疑古派的东西两大源头。早在l899年日本人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出版合著的《支那文明史》，就大大发挥了拉克伯里的中国文明巴比伦源头论，为此罗列文字、神话、儒教、政治、文化五个方面，七十多条论据。正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1909年至1912年间，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率先举起“尧舜禹抹煞论”的旗帜。饭岛忠夫紧随其后，从1911年起发表一系列论文，1925年出版《支那古代史论》，断言《诗经》、《尚书》、《春秋》、《左传》等中国文化元典，“皆为公元前三百年左右以后之著作”，而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都是因为借亚历山大东征之机引入西方学术之故。他把中国文明、尤其是天学成果，分为两类十项，分属西方文明两个源头：中国古代宇宙生成论、四分历、回归年长度为365．25日，十九年七闰法则、乐律乐历这五项，近似古希腊，源于古希腊；中国星占学、二十八宿体系、岁星（本星）纪年法、《春秋》中的日月推算法、圭表漏壶浑仪等天文仪器这五项，近似巴比伦，源于巴比伦。这正是中国疑古思潮的东西洋国际背景。

仅以西亚源头论而言，细分起来就有三种不同版本；公元前3000元的苏美尔文明源头论；公元前2280年前后的阿卡德人源头论；公元前1894年以后的巴比伦古国源头论。

在此前后，中国文明西来论还有两种版本：古埃及源头论；古希腊源头论。

20世纪前期，又冒出了安纳托利高原——土尔其源头论。瑞典人克尔甘（Kerlgarn）提出了这种观点。

中亚源头论在20世纪也有一定影响。实地发现仰韶文化的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1923年、1925年先后发表《中华远古之文化》、《甘肃考古发现》，一度主张中国彩陶文化源自中亚安诺、特里波列。1936年，柏克特（Burkitt）发表《我们的祖先》一书，认为中亚细亚地区是文明发源地，然后向西传播到西亚，向东传播到中国。持类似观点的西方学者还有奥斯本（H.F.Osbom）、韦斯莱（Wiss1er）、克鲁伯（Kraeber）、华莱士（Wallis）、亨廷顿（Huntington）等。

与此相关，还有英国学者拜尔、美国学者庞培尔（Pumpelly）、威廉姆斯（Willaims）等人提出的帕米尔高原源头论。

印度源头论也有一定影响。古代文明主要是农业文明，农业起源至关重要。前苏联的世界著名农业起源专家瓦维洛夫（H．BaBMpoB）在20世纪中期提出，印度才是稻作农业的发源地，而后才传播到中国。

中国文明外来论不限于西来论这种主要说法，20世纪还先后出现北来论、南来论、东来论诸多说法。

北来论认为中国文明主要源头在北方西伯利亚或东北亚森林草原地带，他们给中国带来了彩陶文化与青铜文明。美国学者安德鲁（R.G.Andrews）、奥斯本（H.F.Osbom）等人是这种说法的早期提出者。20世纪20、30年代，在叶尼塞河上游、阿尔泰地区率先发掘出公元前1200——前700年间的卡拉苏克青铜文化，典型器物是曲柄兽首型青铜短剑。于是他们提出，带有鄂尔多斯风格的青铜文明，殷商青铜文明，乃至整个中国青铜文明，都源于北方草原的卡拉苏克文明。美国学者毕士博1933年、1940年在伦敦《古物》杂志上先后撰文，论证中国文化北来论与西来论。这种北来论的一个新典型，可见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伯纳德·格伦编著的《世界七千年大事总览》，提到中国的第一条史实，就是在公元前4000—前3500年间，“俄罗斯发明五彩陶瓷并传入中国。”⁽⁴⁾

中国文明南来论则借助于20世纪东南亚一些考古发现，而初见端倪。1891年，在印度尼西亚发现80～50万年前的“爪哇人”。20世纪50、60年代，在泰国考古发现公元前3500年前后栽培水稻遗迹。1952年，卡尔·苏尔发表《农业的起源和扩散》一书，断言东南亚才是世界农业最早发源地，然后再传播到中国、印度、非洲等地，1955年，美国学者拉尔夫·林顿发表名噪一时的著作《文化树》，提出东南亚是除西亚之外，第二个独立的农业起源中心，早稻栽培始于印度阿萨姆，水稻栽培始于东南亚，都是后来才传播到中国的。⁽⁵⁾197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切斯特·戈尔曼博士等人在泰国班清墓地发掘出早期青铜矛，一说早至公元前3600年，一说早至公元前1200年。有些人据前一年代数据立论，认为东南亚是东方文明最早源头，然后向西传播到印度，向东传播到中国。法国学者戈宾（A.de Gbinean）、德国学者威格尔等人，也持类似观点。

除此之外，还有个别日本学者提出中国文明东来论，认为中国文明最早源于东方海岛之国，也就是日本。长期以来，很难为此找到考古依据。20世纪70和90年代，日本长崎泉福寺洞穴遗址出土1.2万年前无文陶器，本州岛北端青森县大平山1号遗址、中部长野县下茂内遗址，出土最早无文陶片，据说早至1.6万年前。于是，有的日本学者提出，源于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地区的神子柴系石器群和世界最早陶器起源，和日本陶器起源联为一体，证实着陶器北方起源一元论，中国后来的陶器与文明，都是由此传播去的。中国文明东来论与北来论在这里合流了。

从17到20世纪这四个世纪中，中国文明外来论至少变换出四种主要版本——西来论、北来论、南来论、东来论，其中一种主要版本，特别是西来论，还包括多种不同说法。但万变不离其宗，种种不同说法、不同版本的宗旨都是一个：根本否定中华文明的自生性、原创性。

中国文明外来论的第三个特点，是至今流行——时至今日，中国文明外来论并不是已经销声匿迹的历史陈迹，而是至今仍在流行，并仍占据国际学术思潮的主导地位。

我们且举出当今时代国际学术界影响特别重大的6个典型例子：汤因比、斯塔夫里阿诺斯、李约瑟、阿西莫夫、瓦西里耶夫、泰利柯特。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是20世纪国际上最有影响的世界史家，他对中国文化是敬重友好的。20世纪70年代他留下的传世之作《人类与大地母亲》，可惜也留下了中华文明外来论的严重痕迹：“中国也不例外，这些创新萌芽的突发性，似乎预示着那里的文明同样是在域外文明的刺激下产生的，从而与苏美尔文明显著的自发进化形成鲜明的对比。”“一次突发性的创新就是马拉战车的使用。毋庸置疑，这是在公元前18世纪或稍后一些时候由欧亚大平原传入中国商朝的。第二项创新是一种文字符号的应用，即中国商代文字的发明。它是中国古典文字的先驱。正虹埃及象形文字的起源一样，商代文字肯定也受到了苏美尔文字的影响。”“中国古代文明初创时期的第三次突发性创新是青铜工具的使用，包括投掷器、武器和祭器等。制造青铜器的技艺也无疑源自西方。”⁽⁶⁾

美国学者L．S·斯塔夫里阿塔斯在20世纪后期发展了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全球通史》，在中华文明外来论上却未能幸免于难：“新石器时代，农业取得了决定性进展，随即产生了金属制造和其他各种技术，从而导致了城市生活和文明的产生。这些技术发源于中东，并向四周扩散，从而发展了欧亚大陆诸伟大的文明，包括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中东文明和欧洲文明。”“黄河流域之所以成为最初的中国文明的中心，其原因还在于那里是西方最易进入的地区。”“商朝文明由诸多成分组成，如大麦、小麦、羊、牛、马、青铜和轮子等，若追溯到其新石器时代的起源，无疑将发现，它们最早发源于中东。”⁽⁷⁾

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为恢复中国古代科技的世界历史地位贡献终生，立下了世界历史性功勋。就连如此伟大的西方科学巨匠，也留下了中国文明外来论的思想遗迹：“确实，诸如在戈登·柴尔德著作中提出的，并，由维达尔·德·拉·布拉什（Vidal de la Blache）精细概括的见解，已经成为公认的看法，这就是：所有最古老的和最基本的发明，例如火、轮子、耕犁、纺织、动物驯养等等，只能想象为是由一个中心地区起源，然后再从那里传播出去。美索不达米亚流域最早的文明被认为是极可能的中心……这些东西中的任何一种，都很难想象会有两个起源。”“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肯定的，这就是艺术和技术曾经从埃及、新月沃地以及印度河流域等古代文明主要中心向东西两方传播开来，”他引述当时考古学成果．认为中国稷、稻两种主要农作物，是从东南亚传入的，猪、狗、牛、羊四种家畜从西亚传入，天文学中二十八宿体系、气功生理学等科学思想是从巴比伦传入的。⁽⁸⁾

美国学者艾萨克·阿西莫夫，大概要算是当代世界范围内最有名的科普作家，1992年他留下的最后传世之作，是与普林斯顿空间研究院著名专家弗兰克·怀特合著的《诠释人类万年》，其中断言：“随着所有这些进步的到来，新技术的知识从其起源处逐渐向外辐射（或许发祥地就在中东的某个地方）。”“人类真正的历史始于公元前3000年前不久的苏美尔。”⁽⁹⁾

中国文明外来论，尤其是西来论的一个典型，一个集大成者，或许首推俄罗斯学者列·谢·瓦西里耶夫1976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该书认为，“中国农业起源——仰韶早期彩陶文化——庙底沟家禽——龙山文化．——殷商文明”，这五种历史文化都是源于西方或北方的。殷商文明十种要素，全部源于西方或北方：青铜技术；兽面纹：战车；建筑技术；玉器文化；象形文字；历法；兄终弟及制；杀俘祭祀；人殉现象。⁽¹⁰⁾

英国学者R.E泰利柯特（R.F.Tylecote）是世界冶金史著名专家，他在1976年发表的《冶金史》是世界冶金史领域中至今最有影响的重要著作之一。美中不足的是，他认为青铜技术是从小亚细亚这个技术起源中心开始出现，向西亚传播的，然后沿“北亚——中亚——南亚”三条传播路线，两千年后才姗姗来迟地传到中国殷商文化中。⁽¹¹⁾

中国文明外来论的第四个特点，是根深蒂固——中国文明外来论之所以流行近四百年，于今不绝，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源，是支撑这种学术观点的有传播论的四个深层文化哲学观念：文明起源的单一起源论、单向传播论、西方中心论、中国落后论。

单一起源论。传播论分为以格那伯纳（Fritz Graehner）、史密特（wilhelm Schmidt）为代表的德国学派，以史密斯（Elliot Smith）、佩利（William James Perry）为代表的英国学派。他们都断定一种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只能有一个起源地带与中心地带，不会同时并存两个或多个起源中心。农业起源、青铜文明起源、文字起源这样重大的技术和文化创造，更只能是一个地点发生的一次性创造活动。

单向传播论。他们认为，文明起源与发展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单向传播过程。以文明创造的发源地为中心，由近及远、由此及彼、由直接向间接地向四周辐射与扩散。中心地带创造性最强、最先进、最丰富，越远离中心就越落后、创造性越低落、内容越贫乏。因而，文化本质上不是进化的，而单向传播往往伴随文化退化。

西方中心论。他们都断定人类文化与文明发源地，只能在欧、亚、非大陆西端。史密斯、佩利代表的英国学派，在1919年发表的《古埃及人》等论著中，断言文明源头在古埃及，这种说法因和《圣经·旧约》的说法完全一致，因而从17世纪以来一直受到有这种宗教信仰的人的特别青睐。格那伯纳代表的德国学派，则提出有六个文化圈的理论，并认为它们都源于最原始的非洲文化。19、20世纪以来，他们更多地把目光转向西亚。万变不离其宗，他们始终认为旧大陆西端是文明起源中心。

中国落后论。他们认为，中国处于远东地区，是远离西方文明起源中心的，文明传播到中国，已经落后一两千年。中国文明必然只能是落后的。

因为有这四个哲学观念作为中国文明西来论、外来论的四个理论支柱，再加上有时还有宗教信仰、意识形态观念作为深层背景，因而这种学术思潮显得特别顽固。即使碰到许多新的考古发现、科学事实，他们也只是千方百计地改头换面，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