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上的三大首倡

（一）孔子教育目的论：世界史上的三大首倡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它的功能和价值是什么？在教育理论与实践中，这是首当其冲的头号基本问题。

在教育目的论上，古今中外存在着两大学派：一派是人本主义教育目的论，强调的是教育对个人自身发展的主体性功能与价值，“古典人文主义——近代人道主义——现代人文主义”的教育目的论，则是这一学派发展的三种历史形态；另一派则是社会功利主义教育目的论，强调的是教育的富国强兵、社会发展的功利性功能与价值，“社会功利主义——国家主义——实用主义”的教育目的论，则是这一思潮的三种历史形态。

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来看，孔子在教育目的论上有三大首创之功：他是人本主义教育目的论的首倡者，同时又是社会功利主义教育目的论的首创者，更是把二者统一起来，通过教育促进“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首倡者。

为什么说，孔子在人本主义教育目的的论上有首创之功？

在中国教育史——世界教育史上，孔子第一次提出，通过“六艺——六经”的全面教育途径，努力培养具有“六德——六行”的君子成人。这种“成人教育”的培养目标，集中体现了孔子人本主义的教育目的论。

孔子把他开创的私学教育确立的培养目标，分为循序上升的三个阶梯：儒士——君子——成人。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三层阶梯实质上就是：职业人——道德人——完善人。正是在“君子成人”的培养目标上，清晰地映现出孔子人本主义教育目的论。

“儒士”——这是孔子教育中最初级的培养目标，带有职业培训性质。孔子生于公元前500年春秋战国之交的历史时代，中国古代城市、城邦国家、商品经济、都在雏型过程之中。人们寻求教育的重要动机，大多带有寻求谋生职业的意味。孔子开创的私学传统，是从学在官府，转向学在民间，从民间私学的形式，培养具有一定文化教育和执礼技能的儒士专业人才，开了中国历史上专门培养士阶层——知识分子的社会新风。儒士，是古已有之而当时骤兴的一种新兴职业，就是随着古代商品经济与交往活动的发展，在国家与家庭的公共活动、社会活动中都需要执礼之人，专管礼节礼仪的人。儒士，是讲的社会职业、社会地位、社会阶层，是带有古代知识分子性质的一个社会阶层，《管子》书中把“士”列为“士民工商”四民之首。开办私学，培养儒士，这是孔子确定的最初级的职业培养目标。

“君子”——有文化教育而又有道德的人，这是孔子教育中带有文化道德规范的、较为高级的培养目标，“君子”这个概念可有二解：一是按照流行说法，多指有地位的人；二是按孔子独特命意，多指有文化教养与道德的人。“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¹⁾这类说法表明，同样为儒士的职业分工与社会地位，在思想文化道德上，却仍有小人君子之分；君子小人的本质区别，主要还在道德伦理上，集中表现在价值观、义利观上：小人只懂得利，有文化教养和道德修养的君子却能懂得义。“君子”常用来表述孔子教育的培养目标。

“成人”——这是孔子对于培养目标的另一种表述方式，与“君子”是同一序列的近义词、同义词，或许程度稍高一点，更强调“全面发展的完善之人”的思想意蕴。在这里，他区分了“自然成人”、“年龄成人”，与“教育成人”、“素质成人”的本质差异：“成人”在这里，并不是指年龄上的自然成人，而是“完人”、“全人”之谓也，指的是完全的人，完善的人，全面发展的人。“成人”的主要标准是“六德——六行”。“六德——六行”在《周礼》中自有规定，孔子则从自己的教育实践中做出了独特规定。“成人”的标准，孔子先后讲过三次。

第一次，是在《论语》中，孔子与子路的对话中，提出“成人”的标准是六德——智、仁、勇、艺、礼、乐：“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²⁾“六德”之说，始见于《周礼》的《地官司徒》篇，六德为：知、仁、圣、义、中、和。⁽³⁾孔子把“智”、“仁”二德，仍排六德头两位，而后面四德，则从“勇、艺、礼、乐”，取代了“圣、义、中、和”。看来，原来《周礼》六德，除“智”一项之外，基本上都是伦理道德规定，而孔子换上的“四德”，则为“成人”培养目标增加了“勇武强健——多才多艺——义之礼乐”的多方面规定、多方面素质，增加了文道结合、文武结合，德体结合、文质结合、情理结合的人的发展全面性。

第二次，是紧接着上述提法的一段话，孔子认为鉴于时势，提出能具备“仁——勇——义”三德的人，也算基本符合当有的“成人”标准了：“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⁴⁾这是一个带有灵活性的标准。

第三次，据《说苑》记载，孔子与弟子颜回的对话中，提出了“成人”的另一方面标准——六行：达理、通变、知故、睹源、躬行、饬身，可以和“成人六德”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成人六行”之说，是我们依据《说苑》记载，对孔子基本思想做出的再概括：“颜渊问于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者？’子曰：‘成人之行，达于情性之理，通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源，若此而可谓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义，饬身以礼乐。夫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⁵⁾“六德”指的是“成人”应具备的六种好的素质，“六行”则指“成人”应具备的六种好的品行，二者内容有些交叉，提法也有些交叉，不过毕竟是“成人”在不同层次上的规定，内容还是有所不同的。《说苑》过去被说成是汉代人刘向编造的伪书，近年来考古学的最新发现已经表明，“伪书”之说过于武断，这里保留了大量先秦的原始文献，只是一些地方经过了刘向之手的加工整理。

孔子的成人六德六行之说起源于西周，而又有所补充，有所修改，有所发展。

为了培养具有六德六行的君子成人，就要实行“六艺——六经”的全面启蒙，全面教育。

“六艺教育”起源于夏、商、周三代，到了西周初期的周公时代，已经基本形成了雏型。从《论语》记载来看，孔子继承发展了这种六艺教育，六艺教育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六个方面，每个方面又有具体丰富的内容。

“礼”，又称“五礼”，指的是公共活动中的一些礼节礼仪，行为规范、道德规范，主要包括“吉、凶暴、宾、君、嘉”五种基本的“礼”。

“乐”又称“六乐”，指的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六种古典音乐，从《六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汉》《大武》。

“射”又称“五射”，指射箭为主的军事体能训练，包括“白天、参连、剡经、襄尺、井仪”五种基本救能。

“书”，又称“六书”，指的是认字写字为主的语文基本能力训练，主要纲目为方块汉字的六种造字规律“象形——会意——转经——处事——假借——谐声”。

“数”，则称“九数”，指的是计数算数的一些数学基础训练，主要是应用性的算术题目，“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嬴不足、豪要”，后也则添“重差、夕桀、勾股”等。

“御”又称“五御”指的是驾驭马车，而又符合礼仪的五种基本技能，“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卫御？、逐禽左”。

“六经教育”，则是孔子时代，特别是晚年孔子的一大创新。积上下五十年的教育实践，孔子看来深感六艺教育重技艺、重实用精神、重具体操作之术，而理论深度不够，人文精神不够，文化底蕴不够，宇宙人生大道的思想高度不够。以“五十而知天命”为人生转折点，孔子出鲁而开扩眼界，归鲁而沉思升华，把公元前1000年前后周公时代形成雏型的六部中华民族文化元典，整理加工成君子成人教育的六部教材，同时也使中国古典的“六艺教育”，至孔子时代开始上开为“六经教育”。当然，“六经之称是后来汉代经学提出的，而“六经教育”之实，实奠基于孔子晚年时代。

一为《诗经》收集了从公元前1500年到1000年，即商周两代的诗歌精华，号称“诗三百篇”作为语文文学教育的基本教材。

二为《书经》，即《尚书》，实为上古之书，收集从公元前2000多年至1000年，虞、夏、商、周四代的主要政治文献，作为政治教育和历史教育的基本教材。

三为《礼经》，主要内容是周公奠基的《周礼》和孔子奠基的《士礼》，作为典章制度，文明规范，道德教育的基本教材。

四为《乐经》，内容多已佚失，看来主要是关于中国古典音乐的理论、实践、鉴赏，作为音乐教育，审美教育的基本教材。

五为《春秋》，以鲁国为中心，以孔子仁学为价值标准的春秋当代史，作为当代历史教育，现实政治思想教育的基本教材。

六为《易经》，以《周易》为底本，加上孔子奠基的《易传》，作为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哲学教育基本教材。

这“六经教育”，也可以称之为孔子开创的新型六艺教育。其中“诗、书、礼、乐”头四经为儒士君子必须掌握的一般普及教材，后二经《易》与《春秋》则是贤士成人方能掌握的深造提高教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司马迁《史记》把孔子弟子分为两大层次：“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⁶⁾“三千弟子”指掌握传统六艺或基础四经的儒士；“七十二贤人”，特指掌握新型六艺或六经的成人。

“儒士——君子——成人”，这三个概念不是简单的同义反复，而是标示出孔子教育在培养目标上的三个层次，在通过教育“启发人、提高人、解放人、发展人”上达到的三种高度：

儒士——表明从蒙昧人、野蛮人上升到文明人、职业人；

君子——进而上升到“文化人”、“道德人”；

成人——最终达到完善的人，全面发展的人。

“成人教育”——这是孔子教育目的论上的首要的本质特征，也是孔子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孔子教育的鲜明特点。

孔子首倡的“成人教育”，核心内容就是以“六艺——六经”为教育手段，以造就文道统一的培养目标，具有“六德——六行”的君子成人。

造就“成人”，也就是说把人从野蛮人，蒙昧人，提高为文化人、道德人、完善人、提高为文道和谐、德智和谐、文理和谐、文武和谐、身心和谐、情理和谐的全面人，这是孔子教育的根本目的。

以往流行的西方教育史、世界教育史著作，甚至包括许多我们中国人自己写的有关论著，都把人本主义教育目的论的首倡者，仅仅归结于古希腊文化盛期的雅典教育，以及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人就此做出的理论概括。

这种方法的实质，就是仅仅用“一只眼睛看世界”。实际上，西方有西方式的古典人文主义及其教育目的论，东方有东方式的古典人文主义及其教育目的论，这是一种强调人与人之间互主体性关系的仁道主义。

从世界史观，全球史观角度讲，在东方世界，在中国孔子这里，比西方的古希腊，比苏格拉底等西方教育理论奠基人，更早、更明确也更具体、更丰富地首倡人本主义教育目的论。

为什么说，孔子又是社会功利主义教育目的论的首倡者呢？

为了澄清这个问题，必需首先澄清一种误解，就是认为孔子的价值观是重义轻利论，只讲仁义道德，不讲社会功利，这种看法尽管广为流行，实际上却并不符合孔子思想真实面目，是透过汉代经学，宋代理学的哈哈镜，看到的被片面曲解的孔子理论形象。其实孔子价值观的本质特征是重义而不轻利，强调以义为本、义利统一的价值取向、价值目标。这个问题留待下面专门探讨，还是首先让历史文献讲话。

孔子先后提出了“富国教民”、“民信为本”、“为政以德”、“教民以战”的治国主张，把教育作为“富国——治国——立国——强国”之本，作为富国强兵，走向理想社会的根本途径，因而可以说他是社会功利主义教育．目的论的首倡者。这里仅举四个例证：

第一，孔子出鲁适卫过程中，提出了“庶之——富之——教之”的富国之道，把教育作为富国富民、建立理想社会的三大支柱之一：“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笑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⁷⁾这里把“人口——经济——教育”，作为走向富国富民、理想社会的三大支点。

第二，孔子与子贡探讨为政之道的过程中，提出“足食——足兵——取信于民”是为政之道的三大基石，并把通过以身作则、思想教育取得民信，作为最为重要的立国之本：“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⁸⁾

第三，孔子反复强调“为政以德”，把道德教育作为治国之道、治国之本：“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题为政，奚其为为政？”⁽⁹⁾

第四，孔子还提出了“教民以战，富国强兵”的基本思想，把教育民众，训练民众作为增强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途径：“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¹⁰⁾

孔子是中国古代形态的教育富国论者、教育立国治者，教育治国论者，教育强国论者，是社会功利主义教育目的论的最早倡导者，也是教育的社会功能、社会价值的最早阐明者。

许多西方教育史、世界教育史的论者，往往把社会功利主义的教育目的论的历史源头和理论源头，仅仅归之于古希腊，特别是斯巴达的教育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做出理性概括的柏拉图学说，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社会功利主义的教育目的论，发展到了国家主义的极致之点，教育不仅是实现理想国家、理想政体的重要途径，而且是把所有国家公民都造就成优秀军士的有力工具，为此学校与孩子都要实行国家所有。

比起古希腊、柏拉图来说，中国的孔子更早、更深刻、更全面地提出了社会功利主义的教育目的论，堪称世界教育史上的一大首创。

为什么说，孔子又是把人本主义教育目的论与社会功利主义教育目的论统一起来的首倡者呢？

在“个人与社会”、“道义与功利”的矛盾统一体中，各执一端，好走极端，往往导致了教育目的论上人本主义学派与社会功利主义学派如两军对垒，彼此难容，这种情况在世界教育史上、尤其是西方教育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孔子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的一大特点，就是主张“叩其两端，取其中庸”，在对立两极中保持必要张力的中庸之道。晚年孔子在《易传》中，更形成了“一阴一阳之谓道”，二元一体、对立统一的辩证发展观。从中年到晚年，从“中庸之道的辩证法”到“对立统一的辩正法”，这是孔子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轨迹。

这种哲学宇宙观、方法论，导致孔子在“个人——社会”、“道义——功利”这矛盾两限中，力求寻找二者统一的中庸之道，从而为人本主义和社会功利主义在教育目的论上的统一，奠定了两块重要的哲学基石。

在“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孔子反对把单个的个人孤立起来，而寻求个人与社会拘统一性，从而为人本主义教育目的论与社会功利主义教育目的论的统一，奠定了第一块哲学基石。他讲的“仁者人也”、“仁者爱人”，这个“仁字”，从“人”，从“二”，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互主体性关系。因而，在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上，孔子既反对以社会整体排斥现实个人，也反对以个人本位排斥社会总体，力图寻求“个人——社会”的对立统一。这就是他找到了一座思想桥梁，可以把教育的人文功能与社会功能，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有机地辩证地统一起来。

在“道义”与功利关系问题上，孔子也反对把二者绝对对立起来，而主张一种以义为主、重义而不轻利的义利统一观，为人本主义教育目的论与社会功利主义教育目的论的统一，奠定了第二块哲学基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这段话，常常被人们按照董仲舒的汉学观点、朱熹的理学观点，理解为：“君子只知晓义，小人只知晓利。“实际上，孔子这里强调的并非义与利的绝对对立，而是教育的社会功能与价值：只有经过文化教养的、有道德的君子才懂得义，而没有受过教育的小人只懂得利。针对当时利欲横行的社会风气，尤其是上层风气，孔子也的确明确表白“罕言利”，带有一点“矫枉过正”的意思。综观孔子在义利关系、义利之辩上的基本思想，实质上是重义而不轻利、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以义为本，义利统一。

有了这两块哲学基石，孔子就找到一座思想桥梁，联通了初看起来似乎水火难容的人本主义教育目的论和社会功利主义教育目的论。

这就促使孔子找到了一根杠杆——教育，同时推动“两个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尽管他表述没有这样明确，但孕育了这样的基本思想。

西方教育史、世界教育史的一些论著，通常认为，“亚里士多德首先论证了教育目的的两重性，”把教育目的论的两大派统一起来。⁽¹¹⁾

实际上，应当说，中国孔子比亚里士多德早将近200年，首倡人本主义教育目的论和社会功利主义教育目的论的统一，从理论上力倡通过教育推动“个人——社会”的两个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