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哲学体系创新
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来说,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性课题就是:对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形成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不仅要破旧,更重要的是立新,要创立富于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基础。
对于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我们不大赞成搞简单化的大批判,而主张实事求是、历史具体地分析其二重性:它反映了革命与战争为主题的那个历史时代需要,也适应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政治需要,它主要着眼于一般唯物主义共同特征;它却未能充分反映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独特深刻内涵,也未能及时反映当代科技革命与全球化趋势带来的最新科学成果。因而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教条化的历史局限与理论局限,更不能适应当今时代与新型体制需要。
改革开放25年来,“破旧”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至今很少有人再照样坚持原有的僵化观念、僵化体系;而更重要的“立新”的历史任务则远未根本完成,许许多多新哲学教科书体系并未真正走出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阴影。
在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丰富新内容,建构新体系,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当务之急。
有的学者提出,马克思哲学是方法哲学,而不是体系哲学,讲体系创新必然曲解马克思哲学的革命实质。我们赞成强调方法在马克思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但不赞成把体系与方法简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更不赞成断然否定体系创新的重大意义。
还有的学者提出,搞问题创新才有实质性意义,体系创新没有实质性意义,只能够摆积木那样摆来摆去,挪来挪去,搞形式主义。实质上,体系创新,首先是哲学基本问题创新,系统性的问题创新,问题群、问题系统系列的创新,而不是单个问题的孤立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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