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历史的“长时段”

（四） “中国模式”的科学内涵与历史定位
——中国大历史、世界大历史的“长时段”、新判断

纵观中国历史、世界历史长河，30年不过是短短瞬间，而在改革开放实践创新的基础上，已经升华出五个新概念，犹如当代理论思维的“五朵金花”，这就是“中国奇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精神”。这里试着从理论思维的哲学高度，做出画龙点睛式的理论概括。

“中国奇迹”的主要标志——以5％以上的速度持续发展，从而实现现代化经济起飞，通常西方国家只能持续10年左右，日本及东亚周边国家也不超过20年时间；而中国则以接近10％的速度，经济起飞持续30年，并可望再持续到45年左右；这就使中国GDP总量，从1978年的3600亿元人民币，激增到2007年近25万亿元，30年内增长近70倍；中国经济总量已从世界第十几位，上升到第四位，甚至是第三位；中国外汇储备从1.67亿美元，上升到约1.8万亿美元，增长了1万倍，已超过日本，达到世界第一；有两亿多中国人，主要是中国农民，摆脱了贫困，走上了致富道路；13亿中国人，解决了千百年来困扰他们的温饱问题，走上了奔小康的道路。

“中国模式”的鲜明特点——“内生性与先发性”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显著特点，“外源性与后发性”是日本及东亚周边国家现代化模式的显著特征；而中国则借鉴与超越二者，开创了现代化中国模式，其独特个性、鲜明特点是“萌芽在先，起飞滞后；蓄之既久，甚发必速；起飞时间，延续长久；厚积薄发，大器晚成”；中国开创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本质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这是世界历史、现代化模式上的一大创造；中国根本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社会主义僵化模式，是当代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一大创造。

“中国道路”的本质特征——当代世界历史上，原先流行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另一条则是苏联模式的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道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则异军突起，真正开创了“第三条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核心实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创新，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有机结合。旨在达到社会公正与经济效率的有机统一，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与和谐发展的新型社会关系相结合，最终走向每个人的自由、和谐、全面发展；用市场经济鼓励强者竞争，用社会主义保护广大群众——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显著特征；对外讲和平，对内讲和谐，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典型特点。

“中国经验”的历史特点——面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这当今时代发展的三大潮头，中国开创了原先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发展中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成功经验，既不是简单拒斥，也不是完全顺从，而是采取“改革开放，积极参与，稳健可控，后发制人”发展战略；前提是承认经济全球化的“三先优势”客观存在，“资本占先，西方占先，美国占先”；中国开创了独具特色、充满东方智慧的“三后方略”——采取后发制人的战略，充分发掘各种后发资源优势，最终达到大器晚成、综合创新、后来居上的目标。

“中国精神”的深层内涵——改革开放30年，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国古典民族精神，“万众一心，振兴中华”的中国近代民族精神，与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形成了富于时代精神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其深层内涵，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走出自己的道路，独特的道路，创新的道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有世界眼光、走中国道路”，是“中国精神”的思想真谛。

近30年，尤其是近15年间，作为一名北大学者，我曾专门写了《中华国富论》、《中华文明论》等中国学五部曲，比较系统地考察了中国近百年、宋代以来近千年、农业起源以来近万年的长时段、大历史。以此作为参照系，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地位。我们试分六个层面，做点比较研究。

从两个世纪起点，看改革开放30年。20世纪起点上，1900年八国联军打入北京城，占领北京，逼迫我们订立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而在21世纪起点上，2008年中国主办北京奥运，并且获得了金牌第一，中国人扬眉吐气。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个30年”，看改革开放。第一个30年，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主要成果是建党、建军、建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解决了现代化前提问题；第二个30年，从1949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30年，主要成就是解决现代化奠基问题，然而后来十年动乱走了弯路；第三个30年，就是改革开放，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基本上解决了现代化起飞问题。

从宋代以来近千年间，中国现代化“六次失机”，看改革开放。中国四大发明，除造纸之外，其他三项都在公元1000年前后的宋代。近1000年间，先后六次出现了走向近代化的先兆或萌芽，又六次痛失机遇：宋代王安石变法时代——明代郑和下西洋——清代“康乾盛世”——鸦片战争前夜——抗日战争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只有这次改革开放，才第一次真正跨过了现代化的临界期、关键期、起飞期的大门坎儿。

从近三千年间，中国历史上的三大改革家，看改革开放，第一是春秋战国时代商鞅变法——第二是宋代王安石变法——第三是明代张居正变法。而改革开放30年，中国共产党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开创的当代改革开放，甚至比上述三大改革，更持久、更深刻、更富有成效。

从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看改革开放。西汉初期“文景之治”——唐代前期“贞观之治”——清代初期“康乾盛世”，堪称中国古代历史上“三大盛世”。而就发展变化的深刻性、持久性、经济增长的高速性来说，改革开放堪称是第四大盛世，甚至比之前三大盛世，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近三千年间，中华文明三次大综合、大创新，看改革开放。公元前500年春秋战国时代的第一次大综合，是老子道学、孔子儒学、孙子实学三大家，乃至后来诸子百家的大综合；公元1000年前后，宋代第二次大综合，是儒、道、释三大文化流的大综合；而改革开放，迎来的是中、西、马的大综合，乃至全球化中多元文化大综合，综合更广、创新更大。

从世界历史长河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地位，我们可以找到四个参照系，从而揭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在世界历史上的四大创新：

第一，以前苏联为参照系，中国改革开放30年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彻底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僵化模式社会主义；

第二，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为参照系，可以看出中国超越了多数发展国家一度采取的摹仿西方、追赶欧美的依附式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勇敢面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独辟蹊径地开拓出一条新的和平发展道路，综合创新型发展道路，其鲜明特征是：“改革开放，大胆引进；消化吸收，自主创新；大器晚成，后来居上”；

第三，以日本等东亚周边国家为参照系，看来他们开创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东亚周边国家现代化模式，被有些人并不确切地称之为“儒家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由于在许多方面仍采取了追赶美国的“雁行模式”、“搭便车”、依附式发展战略，仍有根本创新不足的历史局限，而中国近30年则采取了“改革开放、自主创新”的发展战略，因而创新更彻底，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崭新模式；

第四，以欧美等西方国家为参照系，可以看出中国的最大创新，是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开天辟地结合起来，从而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在现代化世界历史上独树一帜，从而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现代化模式，超越了新自由主义理论框架，超越了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和平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新的发展道路，新的模式选择，新的希望之光！

末了，我在这里试图针对焦点问题的五种流行说法，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其是非得失：

一曰“渐进改革论”，认为这是中国改革本质特征。这个说法并不科学。改革道路的循序渐进、稳健可控，加上改革目标的根本突破、重大创新，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本质特征。否则，邓小平为什么称改革为“第二次革命”呢？

二曰“市场化改革论”，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取向，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内，许多经济学家都持这种说法。然而，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实际上，“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独特创新与精神实质，照搬西方市场化，势必贻害无穷，今天的金融危机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

三曰“单纯经济改革论”，认为改革仅限于经济改革，搞好经济万事大吉。也有人认为邓小平理论，就是主张只搞经济改革的。这种说法，更不准确。事实是，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就认为我们要改革的苏联模式，既是经济体制，又是政治体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提法就曾鲜明强调，“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1980年他又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出了至今仍有指导意义的政治改革纲领。问题是，后来经济改革进展顺利，政治改革一波三折，有所滞后，势必会成为今后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的改革攻坚难题。

四曰“西方自由主义论”、“民主社会主义论”、“普适价值论”，认为这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阳关大道。实质上，借鉴西方近代工业化、现代信息化文明成果，是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现代化起飞的历史必由之路；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遍价值，我们应取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但是，绝不能简单照搬西方模式，当前金融危机、生态危机进一步证明，这是死路一条！

五曰“儒家资本主义论”，或美其名曰“儒家社会主义论”。我赞成重新估价民族文化的现代价值，更双手赞成高度评价孔子的仁学价值，但我不赞成“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归论”，更不赞成像蒋庆这样的所谓“大陆新儒家”，主张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从1986年起，我就积极支持张岱年先生首倡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

（本文见《改革开放30年——中国道路与世界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大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编，2008年10月30日，第3-44页。）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1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