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关于文艺人民性问题的几点思考

当前关于文艺人民性问题的几点思考

曹骏扬

【内容提要】

文艺的人民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时代的变迁，文艺现象也发生了各种变化。文艺的人民性理论也不可避免地不断遭遇新的挑战，并在实践推动下不断丰富自己的理论内涵。随着现代多元文化的发展，“文艺属于谁？文艺表现谁？”这个问题又开始为人们关注和讨论。认真分析这些意见，结合新的历史条件重新审视文艺的人民性问题，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文艺人民性理论、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关键词】

人民　文艺的人民性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一、什么是文艺的人民性

文艺的人民性问题，关系着社会主义文艺的特质和方向。而要讨论这一问题，首先有必要明确“文艺的人民性”这一概念的含义。

由于人民性的概念，反映的主要是文艺与人民实际生活的关系，以往人们一般习惯将它作为一种评价古代文艺作品的评论标准。通常认为，人民性仅是指旧时代文艺作品中的民主性精华，主要指对待人民的态度和情感而言。其实，这种理解并未科学、完整地反映出文艺人民性的内涵。

1.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文艺人民性的论述和发展

文艺人民性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俄国诗人、批评家维亚捷姆斯基率先以“人民性”的标准评价古典作家的作品。随后，俄国评论家别林斯基和杜勃留波夫等开始广泛地运用和发展了人民性这一概念。如后者就认为：要真正成为人民的诗人，还需要更多的东西，必须渗透着人民的精神，体验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站在同一的水平，丢弃阶级的偏见，丢弃脱离实际的学识等等，去感觉人民所拥有的一切质朴的感情。在他们的影响下，俄国文学繁荣一时，产生了许多关注民生、体恤民情的佳作，其深远的文学精神意以及与此相关的知识分子的伟大人格影响了世界众多的艺术家。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文艺，指出文艺是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受经济基础的制约。这种文艺意识形态学说，为科学地解决艺术本质问题确立了一个基本的逻辑基础和理论框架。那些革命民主主义文艺学家的人民性理论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地继承过来，做了新的阐释，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范畴。

早在1842年，马克思在《第六届莱因省议会的辩论》中就提及过“人民性”这一概念：“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大家知道，画家也不是用水彩来画巨大的历史画的），它有历史个性以及那种赋予它以独特性质并使它表现一定人民精神的东西——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1]列宁曾经强调说“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在群众中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2]

人民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介绍到我国来的。1944年《中苏文化》的文艺专号刊登了《文艺论争中的几个教训》的译文，把苏联理论界对人民性的论证介绍到我国。此后，人民性理论便成为我国文艺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3]他指出无产阶级的文艺就应当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又为新时期的文艺工作，特别明确地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口号，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指明了方向。邓小平同志指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4]这些精辟论述，不断给文艺人民性这一概念赋予了崭新而丰富的内容。

2.文艺人民性理论的基本内容

综合起来看，文艺的人民性是指文艺作品以及它的创作者和人民的联系，是人民大众的生活在文艺作品中的反映，是劳动者的思想、情感、愿望和利益在文艺作品中的表现。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阐述，文艺人民性理论应该具有以下几点基本内容：

第一，文艺的人民性要“表现一定的人民的精神”。从作品的角度上讲，人民性就是要表现人民的心理、人民的希望与期待，反映劳动群众的利益诉求。艺术家在表现“人民的精神”时，还必须根据不同时代人民生活、斗争的具体状态，如实地、生动地反映，而非以某种僵硬的模式搬套到不同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的人民群众身上。

第二，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阐述人民性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人民创造历史，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即最普通的广大劳动群众是人民的主体。毛泽东曾把“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作为检验过去文学是否具有人民性的基本尺度。因此，文艺作品要具有生命力，必须以人民性为基本原则。

第三，文艺家要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人民性，必须从人民中汲取营养。“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5]这里，邓小平谈的就是这一问题。

第四，具有人民性的作品才能受到人民的欢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文艺作品接受者的角度，论述了文艺作品需要有人民性。周恩来曾指出，我国的地方戏之所以受广大人民所热爱，就是由于里面有人民性的东西，有符合人民生活的东西，所以能流传到今天，并且可能流传到更远的将来。从接受和传播的角度看，文艺作品也必须具有人民性。

二、当前理论界对文艺人民性的几点讨论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历了震惊世界的伟大变革，这一革命性的重大举措，给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作为直接反映时代现状的文艺现象，也在这些急剧的变化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个人化的写作，个人的经验和内心感受，个人化的语言风格，甚至个人隐私和欲望构成了不少作品的主要内容，这种变化导致文艺的人民性有逐渐被忽视、疏离甚至边缘化的趋势。针对这些现象，从本世纪初开始，文艺理论界就“人民性”以及“人民文学”等概念展开了激烈争论。这些话题在近几年的持续升温充分体现了人们对当前中国文艺现状的深切关注和反省思考。

1.当代中国文艺亟须重申人民性

倡导文艺的人民性并非新的理念。在我国，相当长的历史岁月中，主流文艺思想曾以人民性为唯一维度，构建文艺的人民性则是文艺工作者必须服从的绝对命令。但这个时期的中国文艺非但没有空前辉煌，反倒日趋单调乃至荒芜。在反思这段历史之时，我们发现，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人民性其实是被绝对地等同于阶级性，甚至被直接置换为阶级性。人民文学也往往被简单化为工农兵文学。新时期以来，随着极左思潮和阶级斗争思维的消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商业化的扩张，私人生活领域不断扩大，大众传媒日益深入精神文化领域中，文艺领域又出现了另一种极端化现象：流行文艺和商业文化甚嚣尘上，快餐文化、享乐主义、“美女文学”、“身体写作”等名词成为时髦。文艺作品逐渐远离生活的苦难，疏离于底层百姓了，价值取向开始出现畸变。在不少文艺作品中，那种深厚的历史感、那种崇高的价值观消失了，而个人化的写作，个人化的经验和内心感受，个人化的语言风格，甚至个人隐私和欲望则构成了作品的主要内容。这种趋势使得当代文艺作品越来越“轻”而“软”，越来越边缘化，越来越偏离“人民性”。

在文艺思想领域，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上述这些现象，是中国文艺自身的一种转型，认为文艺创作首先是致力于承认人的存在，而非某种道德的、人文精神的寻找和建立。甚至认为文艺创作本来就应是一种文艺家个人的事。这种观点虽然肯定文艺家个人的创作自由和倾向，但也陷入了一种“躲避崇高”的怪圈。所谓“躲避崇高”，就是躲避价值判断，就是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恶丑，乃至不承认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区别。这种观点认为对于文艺作品来说，写得好不好，不是个道德问题，而是个人的职业道德问题和个人的艺术表现力问题。不是写什么的问题，而是怎么写的问题。道德品质的高低并不决定一部作品的艺术水准和艺术价值。显然，这种观点是有背于艺术的本质的。普列汉诺夫曾说过，没有思想内容的艺术作品是不可能的。但并不是说任何思想都可以在艺术作品中表达出来。19世纪英国艺术史学家赖斯金这样说过：一个少女可以歌唱她所失去的爱情，但是一个守财奴却不能歌唱他所失去的钱财。他认为，艺术作品的价值决定于它所表现的情绪的高度。人有崇高的感情和卑下的感情，而诗人不能歌唱卑下的感情。审美是不可能完全超越人文道德的。康德说：“我们是有理性的存在物，我们的内心道德律使我们独立于动物性，甚至独立于感性世界，追求崇高的道德理想，摆脱尘世的限制，向往无限的自由世界。这才真正体现了我们作为人类的价值和尊严。”^[6]这种对于人类崇高价值和尊严的关怀不是一己的，而是对于他人和世界的关怀，是具有人民性的。

正视当前文艺发展中的严重问题，坚守文艺的人民性诉求，再次成为了一个突出问题。理论界对于文艺人民性讨论的热情，正是出自对文艺健康发展的责任感，出自对那些脱离人民的不良创作倾向的不满。有论者不满“使文学龟缩与形式的外壳之中”，设置“迷宫般”的“叙述圈套”；不满“物质主义的形而下写作”，充斥着赤裸裸的“权利、金钱与肉体的交易”；不满“过度的自恋”，“龟缩在自我的象牙塔里，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人生经历，对自己的内心体验流连忘返”。认为这些现象的症结就在于“文学的人民性普遍丧失”，已经使“文学处于危机之中”，而“能够救助这种危机并成为文学重建之重要一维的便只有人民性。”^[7]有人将“人民性”视为不该忘却的艺术原点，痛感其在当下不断遭到消解和改写。认为这一问题不仅事关我们时代文学的宗旨和志向，还直接关系我们的文学因何而立又何以为生的根本命脉。“文学在新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沉浮，没有对‘人民’内部的巨大波动做出及时而切近的书写。当代文学创作出现了令人诧异的怪现象，……主流作家群中只有少数作家仍在坚守大地、深入当下生活的激流，为农民等弱势群体进行创作，文艺研究领域竞相比拼炫目的西方各种现代、后现代文论，少有研究工人、农民形象的著作。当前农村主要的文艺媒介——电视剧绝大多数是远离农民的……工人、农民题材被边缘化，农村农民重新成为‘被遗忘的存在’。文学该为谁写作、文学怎样体现人民性，这个问题在当代显得尤为迫切与紧要，在拷问着每一个作家的灵魂，考量着每一部作品的价值。”^[8]关于这一点，当代文艺理论界众多学者的意见虽在表述上略有不同，但基本观点是一致的。

2.关于“人民”和“人民性”的争论

对于文艺需要人民性这一问题，各方的意见基本是一致的。但对于什么是“人民”，什么是“人民性”，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出发，给出了不同的理解和判断，并形成激烈的争论。

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民不应是一个阶级性的或政治性的概念，而应当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人民即全体公民。^[9]人民和人民性都是现代范畴，作为现代概念的人民性应该落实到公民性之维。人民和人民性概念实际上具有两个维度：整体性（人民是按照社会契约结合而成的整体）和个体性（构成人民的是公民）。人民性在其诞生后的任何时代都在整体性和个体性两个维度上展开。所谓人民，即是公民共同体，以人民维度的就是以每个公民维度的，所以，宏大的人民叙事只有落实到公民叙事层面才是真实的，真正的人民性就是将主权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仅仅在整体性维度上理解人民性必然导致对个体公民主体性的忽略。^[10]

针对这一观点，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人民与公民是大为不同的两个概念。“人民”的历史和政治的内涵都直接指向社会底层，人民、人民性基本上是意指底层、底层性的。文艺的人民性不仅是强调文学与文化的人本精神，倡导生命主题的平等意识，更是强调文艺创作的“人民同情”的立场，倡导人民性就是要求作家对人民有一种深刻的“悲悯和同情”。^[11]而来源于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公民性”概念并不适合中国语境，人民性的本义在中国文学的源流中当是指“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当代中国仍然处于城乡二元结构体系之中，社会中仍然存在大量的弱势群体，农民固然“在人格和法律上都是平等的”，拥有充分的公民权利，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仍然有这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公民权，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权利仍需要经过不断艰苦努力来维护。而那种主张以公民叙事为本的人民叙事来实现文学的人民性，在当前的中国语境中会悬置、遮蔽中国实存的许多社会问题，造成文学人民性在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缺席”。^[12]

3.怎样理解“人民”和“人民性”

综合上述讨论，我们不难看出，关于什么是人民和人民性这个问题的分歧主要是把“人民”和“人民性”放在一个怎样的语境下去分析。其实，“人民”和“人民性”的概念既有其立场鲜明的基本定义，同时也随着时代、社会的变迁而具有动态发展的特性。澄清关于人民和人民性的种种混乱见解，对于纠正当前文艺趋向的偏颇，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首先，不能简单地用“公民性”置换“人民性”。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的“人民性”的范畴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它的广大性，二是它的革命性或先进性。列宁曾提出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并特别强调“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毛泽东《讲话》中提出文艺要为“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就具体体现了这种广大性和革命性的双重意义。将“人民性”等同与“公民性”与“个体性”，甚至用“公民性”置换“人民性”，一方面固然把最广大民众真实的个体性存在与现实诉求突显出来了，但另一方面，“人民性”所包含的先进性内涵却被悄然遮蔽了。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来分析，人民不只是一个个真实的个体存在，也不是地域性的一般意义上的公民，人民还是历史的主体，是如列宁所说的国家的精华和力量，如毛泽东所说的革命事业的奋斗者，如今则应当说是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诚然，在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中，人民本身存在与市场中，但并不意味着因此他们也就仅仅成为一个个一般的个体消费者，成为日常生活意义上的民众。如果仅仅从地域的、法律的、消费的层面来把“人民”分解成一个个权利义务关系上的“公民”，那么“人民性”中的先进性就无从彰显了。文艺最终要表现的，正是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凝聚和迸发出来的崇高精神与真善美的价值，并以此作为一个国家民族和一个历史时代的精神动力。

同时，“人民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式的概念，而是一种动态发展的鲜活的精神。人民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内涵和外延必然会随着时代而发展变化。文艺的“人民性”来源于俄国的民粹主义思想。这种“人民性”所表达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对与晚期沙俄政府统治下的俄国贫民特别是农民的苦难的深切同情和怜悯。随着俄罗斯文学的人民性概念在中国的传播，如其他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一样，它也经历了一个独特的中国化的过程。在我国现代，“人民”概念从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指“除‘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之外的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和游民无产者”到抗日战争时期泛指除汉奸之外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再到50—60年代在事实上缩小为仅指“非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再到今天“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发生了多次的变化。与此相应，文艺的人民性也是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因此，把“人民”局限于底层、贫苦的“弱势群体”，也是缺乏科学性的。认识文艺的人民性应该具有更开放的胸怀和更广阔的视野。

当然，在强调人民性的同时，要避免把人民性等同于人性或阶级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这个一般本性可以理解为共同人性，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在一般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人性是人类所共同具有的本质属性，包括人的自然属性和人的社会性，后者可以是阶级的，也可以是非阶级的。人民性作为历史的范畴，它能容纳具有共同利益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阶级性则为阶级所专有，无论这个阶级是社会多数还是少数，无论它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因此，在讨论人民性问题时，即不能把它无限扩大到人类全体，也不应把它局限在某一个时代的某一个阶级上，而应同时兼顾到“广大性”和“先进性”两个基本属性。

三、怎样以人民性理论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健康发展

从古往今来的种种实践可知，文艺创作只有在文明的层次上产生效应和发挥作用，才能确证自身的功能与价值，具有真正的生命力和先进性。历来优秀的、为人民群众所称道和赞赏的艺术家及其作品，都无一例外地具有这样的功能和特点。社会主义的文艺尤其如此。因为社会主义文艺本能地具有先进文化的属性与品格，它的发端和归宿唯在于“人民”二字，须臾不能脱离人民和违逆人民。它的根深深地扎在人民之中，一旦离开，顷刻衰亡。因此，要在新时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使当代中国文艺事业健康发展、不断繁荣，必须坚持人民性理论的指导。

那么，在当前中国社会现状下，我们应该怎样来坚持和发扬文艺的人民性呢？其实，关于文艺人民性问题的讨论，归根结底也就是为了寻找克服当前文艺现象中的弊端，把文艺的主流复归到“人民性”这一基本方向的路径和方法。

1.正视现代社会中各种对文艺人民性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越来越快地融入现代化进程。在这样一个高科技、全球化和消费文化膨胀的时代，文艺的人民性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种种新问题、新情况，我们首先不能回避，而应仔细分析、积极应对，在现代中国社会的语境下，将文艺的人民性发扬光大，并赋予更新的精神和内涵。

第一，电子媒体和网络的强势覆盖。

在现代社会中，电视、电影、互联网，甚至手机等电子媒体充斥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这些新兴的电子媒体有其形式多样、传播迅速和影响广泛等传统媒体所不具有的优点。但也正是这些特点，使得电子媒体往往更容易表现出时尚化、大众化的趋势。同时，现代社会的核心表现是城市化，因而电子媒体也往往具有城市化或追求城市化的特征。在这样的“动力”驱动下，容易造成作秀跟风、招徕眼球、媚从世俗和文化快餐的势利与浮躁，使文艺作品受缚于时尚与价值、功利与道义的悖论而难以自拔。互联网的普及，一方面，使文艺有了一个崭新的平民化的开放视野。网络上自由、兼容和共享的虚拟空间，打破了以往文艺创作中的话语权被精英阶层垄断的局面，每一位愿意创作的网民都可以将自己的作品通过网络发表、传播、与人分享。但是，“门槛”极低的网络文化，也容易使文艺创作简单化、私人化、随意化，良莠不齐、精芜并存的现象也十分普遍。而文艺作品原本应该承担的体现先进思想、提高审美情趣的功能遭到弱化。这些都会对文艺的人民性造成破坏。

第二，商品消费观念的深刻影响。

近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社会物质现象的急剧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经济体制改革及其引发的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生活水平上的变化。一直被传统思想文化所浸淫的中国人的头脑，被注入了全新的价值标准和思维模式。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普遍得到了改善，政治上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宽松，但是，任何事物在产生和发展中都会显示出两面性。我们在赞美新生活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物质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开始流行，追求感官刺激的文艺作品不断出现。另外，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一些人开始玩味琐碎的雅趣，刻画杯中的波澜，感叹无病的呻吟。出于这些人笔下的文艺作品，除去风花雪月的吟咏外，便是酒足饭饱后的闲适情绪的宣泄。比如，抒写某日阴雨中郁闷的心情，感慨镜中一根皱纹的无奈，或是与小猫小狗的无聊调笑等等。这种被称为“小女人”、“小男人”文学的作品，成为一时颇有市场的“潮流”。除了这些，我们还看到不少带有明显的商业广告色彩的文艺作品，为某企业敲锣打鼓、为某“成功人士”树碑立传。在这类作品中，为了达到利用文艺推销的目的，作者不得不去迎合绝大多数人的品位，而放弃文艺作品本来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商业性、消费性文艺作品的泛滥也对文艺的人民性带来严峻的挑战。

第三，自由个体价值的无限追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过度强调集体主义而忽视个人存在、个人自由的价值取向在现代社会的强大背景下，受到了空前的冲击。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习惯于从“我们”出发来看待社会、思考问题的中国人，开始越来越注重“我”的价值和自由。这样的变化也在文艺中得到充分的展现。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在新生代、新新人类、美女作家、网络写手的作品中，文艺创作的枢纽成了绝对的自我和自由的主体性，写作主体将世界消解成触发审美情趣和自我表现的机缘和机遇，而这里的自我和主体就是现代个人主义的个体自我和主体。在这些作品中，他人只是他者，而失去了现实、历史、道德、人与人关系的自我和主体也就被抽空、扭曲、变形，变成了作者自己的感觉、欲望、本能本身。在表现手法上，一味追求另类的词句、怪异的思维和奇诡的布局，从而彰显出作者的“个性”。有人将这种“前卫创作”总结为：（1）不怕在国内曲高和寡，只求洋人拍手称快；（2）作品内容荒诞怪异，才有艺术深度；（3）形象扭曲丑陋，才是艺术风格；（4）人物笨头傻脑，才是深沉和有哲理性；（5）神同怪胎与弱智，才见艺术气质；（6）让人看了不知所云，才是“与国际接轨”的艺术杰作。^[13]这种绝对的“自我”、“自由”的创作，其实是剥夺了人民群众欣赏艺术的权利，斩断了作者与人民之间的纽带，将文艺作品变成了纯私人的娱乐或呓语。

2.坚持人民性原则，与时俱进地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

第一，要创作为人民所喜爱的作品。

对于当前的中国社会来说，文艺的服务对象只有一个，那就是人民，就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服务方式和服务目标也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人民喜闻乐见，能够给人民以美感和力量，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精神文明建设。文艺家在创作实践中必须时刻站在人民的立场，使我们的文艺永远与人民保持血肉联系，永远感应时代的脉搏，抒发人民的感情，描绘人民的生活，呼喊人民的心音，代表人民的利益。而要做到这点，一部好的作品首先应该是人民爱看、群众爱读，使人快乐的。

毛泽东当年提出的“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等，是人民文学尊奉的创作原则。而要做到“人民喜爱”，并不是仅仅局限于描写底层人民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上，也决不能时时刻刻充斥政治性、阶级性的“一大二公”式的概念。在21世纪的今天，一个文艺作品如果没有艺术上的过人之处和动人之点，缺少审美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是不可能在充满激烈竞争的文化市场上脱颖而出，从而受到人民大众的喜爱的。同时，那些打着“个性”、“创作自由”的旗号，表现形式和内容都完全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群众的文艺作品，也是不可能获得人民的青睐的。当艺术远离人民，人民也必然远离艺术。始终从人民的立场出发，精心打造文艺作品的艺术性，是所有艺术创作的铁律。这样的文艺作品才能做到真正的“人民性”。

第二，要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创作。

要创作出真正具有“人民性”的文艺作品，创作者必须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将自己作为人民的一分子，采取“平视”的角度去观察和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思想。这也就是毛泽东强调的“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移到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平头百姓是社会的主体，新时期的文艺作品理应更多关注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关心他们的喜与悲、爱与憎。特别需要以极大的热情和真诚关怀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小人物，这是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和良心。

人民大众进入艺术视野的时候，无须仰视，即把他们塑造成“高大全”式的英雄；也不要俯视，即居高临下，做出一副悲天悯人的同情者抑或“救世者”的姿态。创作者应该站在人民的同一地平线上，去体察和感悟普通民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状貌、利益愿望。文艺创作必须有这样开阔的视野，以民生疾苦为念，而不宜一味沉湎于个人的情感漩涡中，热衷于揭示内心世界的隐秘，甚至野性的宣泄，鄙俗的展览。仅仅写一己之悲欢，把文艺创作变成为“私人话语”，而缺乏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不会是一位优秀的文艺家。

第三，处理好“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

民族性和世界性的问题是当代中国文化必须处理好的一对重要关系。在中国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面临传统与现代的融汇、东方与西方的交流，寻求新的现代化整合动力和因素的过程中，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问题尤其突现出来。正确处理好这对关系，对坚持和发扬文艺的人民性也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人们的交往形式日益超出了狭隘的民族或地区的界限而融入更大的文化行列。尤其是到了现代，全球化已成为整个世界的时代主题，没有哪个民族和国家能够孤立于其他民族和国家之外而封闭地发展。文艺，作为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重要形式之一，必然也要随着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不断融入世界。一个开放的中国需要有气魄、有自信、有胸襟，融入世界，也让世界接纳自己。因此，我们的文艺事业也需要有开阔的视野和宽容的胸襟，吸收西方现代文明的种种先进成果，并勇于将自己展现和介绍给整个世界。

在重视世界性的同时，我们的文艺还必须坚持鲜明的民族性。民族性即本土化。文学理论家黄药眠先生曾在《论文学中的人民性》中谈及文学人民性的四大特点，其一便是“在所描写的现象范围的广泛，揭露的有力，在形式的大众化上表现出来了它的艺术性。”在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过程中，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我们的文艺必须保持自身独特的美学品格和文化个性，这样才能使中国文艺具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才能在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竞争中，不卑不亢，保持平等和独立的地位，才能在吸收和学习世界文化成果的同时，也得到世界其他文化的接受和尊重。只有处理好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才能以健康、开放的姿态不断发展，这也是人民性的本质体现。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9页。

[2]《列宁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35页。

[3]《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7页。

[4]《邓小平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5]《邓小平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6]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64页。

[7]方维保：《人民性：危机中的重建之维》，《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6期。

[8]张丽军：《新世纪文学人民性的溯源与重申》，《文艺与争鸣》，2005年第5期。

[9]参见黄浩：《尊重社会的文学选择——就“人民文学”问题与欧阳友权先生商榷》，《文艺报》2004年2月14日。

[10]参见王晓华：《我们应该怎样建构文学的人民性？》，《文艺争鸣》，2005年第2期。

[11]参见方维保：《人民性：危机中的重建之维》，《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6期。

[12]参见张丽军：《新世纪文学人民性的溯源与重申》，《文艺与争鸣》，2005年第5期。

[13]参见钱海源：《美术领域中的一场由来已久的争夺战》，《作品与争鸣》，200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