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意义

试论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意义——以人文精神应对现代危机

曹骏扬

【内容提要】

新世纪中的人类社会面临着各种复杂而严峻的冲突，概而言之，主要表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自我的冲突，并由此三大冲突引发了生态、社会和精神等方面的危机。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各种危机愈发严重的今天，具有深厚人文精神内涵的中国传统美学在应对这一系列危机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中国传统美学　人文精神　现代危机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世界的存在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发生着巨大的变革。然而，现代化在促进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同时，人的异化、物化和工具化的弊端也愈发明显。新世纪中的人类社会面临着各种复杂而严峻的冲突，概而言之，主要表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自我的冲突，并由此三大冲突引发了生态、社会和精神等方面的危机。这些危机无不关系着每个人的生命存在和利益，任何一个国家或是民族都不能逃避。为此，中西方学者不断探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学说和设计，以期找到人类所共同面临的这些冲突和危机的化解之道。

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美学，即人们的社会实践所决定的对于客观世界的美的反映，同时，它又反作用于社会实践。中国传统美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融哲学思想与文艺思想与一体，有着丰富多样的形态，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存在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中国传统美学历经千年，生生不息，正是因为其中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它以人为中心，将人与自然、人与审美有机融合在一起。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各种危机愈发严重的今天，具有深厚人文精神内涵的中国传统美学在应对这一系列危机方面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现代化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什么

20世纪，现代化大潮席卷全球，人类新文明走向辉煌。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modernization）不仅家喻户晓，而且成为奋斗目标。特别是5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化理论的传播，现代化成为一个大众化词语。

现代化常被用来描述现代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现象。它主要指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它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过程及其变化。从历史上来讲，它主要指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一种以西欧及北美地区等地国家许多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价值为目标，寻求新的出路的过程，因此常与西方化的内涵相近。

1.现代化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进步

现代性思想包含了下述核心的思想观念：人在世界中的中心地位、理性精神、自由平等，以及对进步和发展的信念。而所谓“现代化”，可以理解为上述这些精神价值的实现过程。在这一系列的精神价值的影响下，现代化在实践中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科学技术的发展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

（2）以工业化为标志的经济持续而迅速的发展。

（3）政治民主化和普遍参与。

（4）社会结构日趋分化。

（5）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革。

（6）城市化。

2.现代化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众多危机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都已被卷入了这一世界潮流中。然而，现代化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众多危机。这些危机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人与自然的冲突——生态危机

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也同样使人类在破坏地球生态系统方面的能力日益提高。虽然对生态的破坏并不是现代化的必然后果，但是由于人类还没有端正对待其他生物的态度，那么这种高度发达的能力就构成了对动物、植物及整个生态系统的极大威胁。正如前面所述，由于“现代化”起于西方，其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西方化”的色彩。而正因为西方历来信奉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所以，人与自然始终处于对立状态。自然被看作是“人的进攻对象”，自然万物被看作是技术生产的“原材料”，人被看作是凌驾于自然至上的并有权为了自身的利益去掌握和控制自然，甚至随心所欲地塑造自然。这就是所谓的“人是自然的主人”的观念。

自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的森林资源、野生动植物遭到严重破坏，工业城市出现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事件，生态危机初露端倪。到20世纪中叶，危机已发展到全球性阶段。由于人口爆炸、世界各国相继走上工业化道路、农业机械化和化工产品的大量运用以及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等原因，全球化的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和普遍。如温室效应、酸雨、赤潮、臭氧层空洞、森林植被锐减、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海洋生物减少、动植物物种灭绝等。对此，很多学者都早已指出现代文明社会中人类与自然这种日趋明显和激烈的冲突将对人类社会自身带来巨大的危害。马尔库塞就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着严重的生态和自然危机，这是由于人们贪得无厌地开发自然所引起的。

（2）人与人的冲突——社会危机

众所周知，社会是由人构成的，每个人或群体，都与其它个体、群体乃至其他文明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成员的联系越来越多，而其中的冲突也越来越明显。与中国传统社会整体主义的群己观不同，西方在看待个人与他人、群体的关系方面，一直秉承个人主义的宗旨。特别是经过了中世纪的黑暗时期后，文艺复兴“发现了人”。个人从神学、等级的束缚下挣脱出来了，自此，强调个人权利与个性自由保持个人相对地独立于国家与社会的地位的个人主义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个人主义强调个性自由、个体的价值。在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都是以个人为出发点，亦即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待与社会的关系，以肯定与维护个人的价值为前提去处理与他人的关系。

随着现代社会商品化、工业化的不断发展，人与人的关系也日趋紧张。特别在率先进入现代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都成了“孤独的个人”。这种人与人的关系给社会带来很多消极的后果：

第一，孤独的个人大都绝对地认为人性本恶。“我们与这些人打交道时所想到的也绝不是他们的仁爱。而是他们的利己之心。他们所想到的也绝不是我们的需要，而是他们的利益。”^[1]

第二，孤独的个人总是很难追求到真正的幸福。孤独的个人在与他人合作共处的面纱下，时刻处于与他人的对立、斗争之中。生活也就是不断的猜疑算计恐惧与孤独。由追求幸福而强调个人，最终却导致孤独的个人处于不断烦恼畏惧和绝望之中，这是孤独的个人所无法解决的难题。

第三，孤独的个人与社会总是处于紧张状态。无论是认为个人不得不需要社会的观点，还是否认社会的必要性的观点，都无法在个人与他人之间找到一条和谐共处的途径，必然使得个人与社会处于紧张状态。

（3）人与自我的冲突——精神危机

当今世界，在世界的各个地区，似乎都存在一个共同的倾向：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文化。发达国家已经驶向了经济的现代化，人们的物质生活比较富裕，但是人们的精神生活却越来越空虚。发展中国家把现代化作为自己的目标，正在致力于科技振兴和经济振兴，人们重视技术、经济、贸易、利润、金钱，而不够重视文化、道德、审美，不重视人的精神生活。总之，无论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一种危机和隐患：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追求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压倒一切的统治的地位，而精神的活动和精神的追求则被忽视、被冷淡、被挤压。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给人带来巨大的财富和利益的同时，也给人类自身带来新的危机。一切都符号化、程序化了。人的全面发展受到肢解，个体和谐人格的发育成长受到严重的挑战。

与此同时，当代社会的生存竞争日趋激烈，人们一心追逐功利，功利性成为多数人生活的轴心。在功利心、事业心的支配下，每个人的生活极度紧张，同时又异常单调、乏味，人们整天忙碌，很少有自由、空闲的时间用来享受、体味生活。这种生活使得人的内心生活失去平衡，很多人的内心充满了不安、恐惧和忧虑。在这样物化而紧张的社会气氛中，现代社会中的人们逐渐对以往一直依赖的道德、价值、信仰失去了信心。很多社会都面临“信仰危机”和“价值失落”，人不断地被异化，失去其作为人的本来价值和意义。

二、中国传统美学应对现代危机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原因

现代化发展到如今，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其带来的种种危机和隐患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面对这些危机，一方面，各国官方和科学家们都在作出努力，通过制定更为合理的制度、方案，进一步改进科学技术来缓解现代社会中物质层面的诸多危机。另一方面，各国的思想家、美学家、艺术家也在关注着这些问题。并从人文、精神角度寻求解决之道。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逐渐衰落，随着文化多元化的普遍被接受，更多的思想家开始考虑如何借鉴世界各民族的宝贵文化传统，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正是在这种反省、反思的过程中，具有浓厚人文精神底蕴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传统美学，正是用以缓解现代社会冲突、应对现代危机的非常珍贵的精神财富之一。那么，中国传统美学何以具有如此重要的现代意义的呢？

1.中国传统美学具有社会意识形态的一般功能——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基础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知道，在上层建筑中，包含着两个部分：一是政治、法律等制度，包括相应的机构及其措施；一是社会意识形态。美学就属于后者。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不仅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反映了经济基础的一般情况，也为一定经济基础服务的，影响着社会生活。

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是从一定的阶级和社团的利益出发的。社会群体的根本利益是意识形态的灵魂。意识形态的反映是以社会群体的利益为基础的一种评价性反映，是对主、客体之间价值关系的反映。它以一种概括的方式把握社会现象的规律性，以便给社会群体提供一种思想指导。同时，意识形态具有明确的实践目的性，即意识形态都有自己特定的社会宗旨。意识形态是融深刻的认识和评价为一体的对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做”的一种能动的反映，是对社会矛盾提供缓冲和解决的具有明确实践性的决策意识。

因此，中国传统美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意识形态，对于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具有认识、评价和决策的指导的作用，在应对现代中国乃至整个现代社会的冲突和危机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中国传统美学具有独特的性质和底蕴——人文精神

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是现代社会的主导文化精神。在工业文明初期，这两种精神是统一的，技术理性的力量改变了人对自然的依赖，将人提升为一种自由、自觉的存在。但从19世纪下半叶起，尤其是20世纪，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过度发达，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目标产生了重大背离。新技术的发明使人的劳动越来越突破自然的承载力，迫使人类深刻反思并逐渐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使得人类劳动成为及其组织体系的某种标准化、制度化环节，人逐渐丧失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重视到人文精神的重要性，呼唤人的能动性、创造性，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所谓人文精神，是指对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价值理性或终极理性的执著追求的综合。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形成，本身就是人文精神的成果。它源自美学思想人物内心深处的人文关怀，表现为对特定年代文化危机的忧患，对再造审美理想的责任感。人文意识与美学理论的高度统一，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传统。中国传统美学这种注重人生与艺术的统一，追求个体与社会的统一，协调人类与自然的统一精神品位，成为整个中国传统美学发展的宗旨。因此，人文精神也成了中国传统美学最深厚的底蕴和最突出的特质。

三、中国传统美学如何在应对现代危机中发挥巨大作用

正是具有了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一般功能和人文精神的独特底蕴，中国传统美学经过数千年历史的积淀，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存在和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存与抗争中积累下来的艺术心理与审美意识的结晶，是中华文明宝库中重要的精神财富之一。同时，它也属于整个世界文明，属于全人类。因此，在人类共同面临现代社会的冲突和危机的今天，在西方现代文明无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困境前，我们有必要重新梳理和发掘中国传统美学中的精华所在，从中获得更多有益的启示和方法，使其发挥出更大的现实价值。

1.以“天人和谐”来应对生态危机

正如很多人已经指出过的，西方现代文明一直具有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其哲学渊源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代普罗泰格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在人的自由权利反对神对人的压迫与奴役中，这种人类主义倾向不断被加强。

这种一味向自然无节制的索取、征服的态度和作为，使得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不断紧张直至恶化。人们为了追求自己的功力目标和物质享受，利用高科技无限度地向自然榨取，不顾一切，不计后果。结果是随着这种索取和征服的不断加强，自然固有的节奏开始混乱，自然资源大量浪费，生态环境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到了现代，随着高科技带来的高污染、高破坏使得人类与自然的冲突愈演愈烈，已经到了危及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的地步，越来越多的西方思想家开始认真检讨生态危机的思想和理论根源，也努力为这场生态革命寻找自己的思想依据。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人将探求的目光投向东方、投向中国。他们欣喜地发现，在古老的东方文明中正蕴含了许多处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智慧”。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美学，正充分而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古代人民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思考的智慧结晶。

（1）“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

中国传统美学首先受到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深刻影响。“天人合一”作为一种古典哲学理论，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的周代，从先秦时代发展到明清时期，在宋朝出现过学术的高峰。

当然，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其实并非仅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的“天”和“人”集主客体与一身，与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观点截然不同。由此推之，人和自然本是一体，人和其他事物都是整个自然万有的宇宙家族的成员，物各有性，不判主客，也不失各自的主性。同时，万物又是可以互相交流、交感互动的，即所谓的“天人感应”。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无论从身体上还是从精神上都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从身体上说，人的呼吸、饮食、睡眠和生活节奏必须与自然的节律取得一致，否则便会招致疾病。从精神上说，人必须通过某种心灵的修养和艺术的活动体会、感悟到宇宙自然间普遍存在的“道”或“气”，并让“道”或“气”在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力体现出来，从而超越现实处境，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和快乐。在这种境界中，自然与人之间没有任何隔膜，人就在自然之中，自然也在人之中。人就是自然，自然就是人。在这样的文化思想基础上诞生的中国传统美学，从一开始，就崇尚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观点，并处处体现出人对自然敬畏、热爱、亲和与融洽的态度。

（2）对自然的敬畏与崇尚之心

有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中国古典美学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就与西方文化特别是现代文化中，人们居高临下地俯视自然的姿态有很大区别。

按照“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与自然对抗的力量，强调“知天”和“畏天”的统一。所谓“天命”泛指自然规律。“知天”和“畏天”是对立统一的。“知天”，指人掌握自然规律；“畏天”，指人对自然界要心存敬畏。“畏天”而不“知天”，是人类蒙昧时代神秘主义的根源。另一方面，片面强调“知天”而不“畏天”，则逐步形成了西方近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哲学理论，继而又以现代科学技术作为武器，把人类推上了全面与自然相对抗的道路。

这种对自然的敬畏态度在美学上的具体表现就是：“自然”成为美学的最基本的原则和最高的原则。在中国古代美学家和艺术家的意识中，决定一个对象是否具有审美价值，主要不是人的因素，而是超越于人之上的自然因素。正是因为自然赋予了天地万物以鲜活的生命力，因此，艺术作品的生命力也根源于自然。也正因此，中国古代的艺术审美几乎无一例外地把自然作为艺术的最高境界。宋代绘画理论家黄休复在其《益州名画录》中就把“得知自然，莫可楷模”作为绘画最高的等级“逸”。甚至文章写作中，欧阳修也提出了“文章必得之自然”的宗旨。

（3）对自然的热爱和欣赏之情

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并不意味着将自然作为某种凌驾于人类之上、令他们恐惧的超验的存在。中国古代美学在崇尚自然的同时，更是将自然看作一个可亲可近、需怜需爱的伙伴和对象。

中国人很早就把自然作为审美对象来加以欣赏。《诗经》里已有直接赞颂自然山水之美的诗句。到了魏晋时代，自然已经除去了神秘色彩，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此时不但出现了以自然本身为审美对象的山水田园诗，而且自然事物也成为人的审美评价的标准。这种对待自然的态度，也表现在绘画艺术上。据考证，中国山水画的出现要早于西方1 000多年。不仅如此，与西方绘画所描绘的主题（战争、死亡、城市景象、裸体等）相比，中国古代绘画的主体主要集中在自然山水上。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这种对山水自然的推崇，主要还是来自艺术家对自然的热爱和欣赏之情。“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古代文人雅士们通过体味自然中美的情趣，安享大自然对人心灵的字样和精神的安顿，净化和提升自己的心灵，协调自己的情感，取得人格理想的平衡。

这样的审美追求，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与万物达到平衡。在充满快节奏和竞争的现代社会中，常抱这样一份对自然的欣赏和热爱之心，保护自然和自然的美，享受大自然“烟云供养”的回馈，无疑是现代人摆脱心灵的浮躁和空虚，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避免最终毁灭自身的一剂妙方。

2.以“群己兼顾”来应对社会危机

在西方现代社会里，迅速发展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劳动造就了一整套纯粹依靠外在事物的生活方式，而独特和整体的人格本身，则越来越失去其本来的地位和价值。西方近代哲学的主客二元论、人类中心主义，将与人有亲密联系和合作关系的外界视为征服、利用和掠夺的“对象”，将个体从团体中孤立出来。个人与自然对抗的同时，也与他人和社会不断对抗、竞争。这样的个体构成的社会，缺乏前进发展的生机和动力，社会能量往往消耗在无谓的对抗中，个人的全面发展也很难实现。

而在中国传统美学中，完整性和一体性一直是其崇尚的重要原则之一。在中国古人的眼里，世界是一个包罗万象、涵盖一切的系统，万物相互交融，没有单独的存在。天、地、人类社会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有机整体，艺术的使命就是反映、展现和参悟这一整体，反映这一整体的艺术就是美的。这一美学倾向号召人们认识到整体的美，排斥个人的私利和偏见，恢复生活的意义，回到团体之中，形成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这种倾向虽然更多地强调了整体，但同时也不赞成抛弃个体的地位和存在，而是追求“群己兼顾”的社会关系。

（1）“和而不同”的伦理基础

对于处理个体与社会问题的“群己之辩”，中国古代思想家一向贯之以“和而不同”的思路，即自我和群体是有差别的两个方面，要求这两个方面不是互相对峙而是达到和谐。

“和而不同”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早在西周时期就已被提出了。孔子继承和发展“和”的文化，建立以“和而不同”为核心的“和为贵”的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论语·子路篇第十三》：“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不同的东西和谐配合叫做和，各方面之间彼此不同。同：相同的东西相加或与人相混同，叫做同，各方面之间完全相同。意思为：君子可以与他周围的人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但他对待任何事情都必须经过自己大脑的独立思考，从来不愿人云亦云，盲目附和；小人则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只求与别人完全一致，而不讲究原则，但他却与别人不能保持融洽友好的关系。这是对处事为人方面而言的。这种伦理思想对中国传统美学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刻的。

（2）“和”——和谐之美

在中国古人的眼中，天地万物，当然包括人与人的，本来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也只有在这种整体之中，各个个体、局部，才能发挥出其内在的生命力和美。而艺术的使命就是反映、展现和参悟这样一种美。

由这种对整体之美的推崇，自然推出对和谐之美的追求。老子认为，“道”不仅是“实”；不仅是“一”（即“整体”），更是“多”（异）。万物都由“道”所生，所以，万物在本质上都是平等的，也是统一的。尽管万物之间存在着对立与冲突，但它们最为本质的关系确是“和谐”的关系。这是因为，只有在“和谐”的关系中，万物才能够融为一个整体。只有在这个和谐体中，万物才能各安其性命之情，才能产生和存在，才能不断发展。就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看，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美学强调“允执厥中”、“允执其中”，以行事不偏不倚，“中道”、“中正”、“中行”、“中节”，个体与社会和谐统一为最高审美准则。人们必须在礼的节制下，以实现情感与道德、人伦与人格、个体与群体的和谐统一。这样，儒家美学便将“中和”这一审美理想与礼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礼乐统一、文道结合、以礼节情、以道制欲的伦理美学思想。

在孔子的美学思想中，对“和”也有过十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他认为，事物之间这种“和”的关系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有不同的表现。在诗歌中，它是指思想纯正，所以，他在《论语·八佾》中这样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所谓“邪”，即“过而不正者也”。在音乐中，“和”则是尽善尽美，美与善达到完美的统一。在君子那里，“和”则是“文质彬彬”；在人际关系中，“和”则体现为“仁”的美德。所谓“仁”，孔子的解释是“仁者爱人”。在这里，“仁”指得就是一种和谐相亲的人际关系。

（3）“不同”——多元之美

在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上，受传统文化整体主义倾向的影响，中国传统美学也似乎比较偏向整体和统一的方面。但事实上，在中国传统哲学包括美学中，多元论的传统一直存在。“和而不同”的“不同”，本身就有尊重个体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对异质事物包容并欢迎的态度。

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多元论主要体现在关于美的多样性、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及艺术独创性的讨论上。早在春秋时期，史伯就提出了“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国语·郑语》）的思想，这可看作是中国古代美学史上最早的多元论思想。

不仅如此，中国古代美学家还一直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与科举考试“八股取士”的一元要求不同，中国传统美学对文艺作品的评价一直存在多元化的标准。如刘勰所谓的“八体”，并非八种具体作品的体例，而是指八种不同的风格类型。它们是：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月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这“八体”一直被公认为“我国古代最早的风格类型说。”^[2]

正因为美本身有其多样性，而文艺的风格又多种多样，在艺术作品的创作上，中国传统美学也一直推崇独创性的多元化倾向。美的世界之所以美，是源于它的丰富多彩，而这丰富多彩的美又有赖于人们的独创。而要独创，要创新，势必要否定因循守旧。因此，李贽就强烈反对“以孔子是非为是非”，他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焚书》卷三《读律肤书》），每个人的个性是不同的，是不能强求一律的。每个人只有从自己的个性和阅历出发，才能写出好文章。

3.以“美善统一”应对精神危机

随着现代化带来的一系列物质方面的巨大改变，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分析过，近代西方“世俗化运动”中的主体性思想在主客分裂这一观念的支配下，把人的自由理解为人在一切外部关系（即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等的关系）中所获得的世俗的解放，而人的主体性就等于人作为主体在认识、征服、改造、参与和利用对象事物的实践活动中的能动性或自由度。

这样的思想运动，虽然在人们摆脱宗教、等级的束缚，重视自我的存在和发展上，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但这种巨大的动能的实现手段往往是通过“人的异化”加以实现的，当这种能动性不能带来“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确证”（马克思语），反而“不仅把人当作商品、当作人类商品，当作具有商品的规定的人来生产，它适应着这个规定把人当作精神上肉体上非人化了的存在物来生产”^[3]时，这种人的能动性或主体性就不过是一种虚伪的、徒有其表的能动性或主体性。在这种假象的背后，什么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什么是真、善、美？反而成为一片混沌。在得到物质利益和享受的同时，人们的精神世界愈发孤独、空虚。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重视道德修养，崇尚淡泊高远的文化传统。中国传统美学中就充分地体现出将“善”与“美”始终统一的审美品位和原则。这也正是在追求功利、竞争拼挤中疲于奔命而心灵枯竭的现代人所亟须的一剂良方。

（1）审美活动的起始和归宿——人

人生论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心。中国古代哲人对人与人生极为重视。他们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地探究的，不是外在世界，而是人的内在价值，是人生的奥秘与生命的真谛。

在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以及人生理想与人生境界问题上，孔子曾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这一方面来指出天地万物之中，人具有最为崇高的地位：“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微子之徒与而谁与？”（《论语》）这里所谓的“斯人之徒”指的就是有生命有知觉有道德观念，超越了自然状态而文明化的人。

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道德的“人”才是一切意义、价值的出发点和归宿。中国传统美学就是在这样的观点基础上，强调“美”必须与“人”的道德修养、精神境界联系起来。审美创作活动是主体人生价值取向的生动体现，是主体对社会人生、自然万物的一种积极的精神观照，是生活现象与自然物象的心灵化。故而，作为这种心物交融、情景互渗、意象相合的审美体验活动的物态化成果的文艺作品，就势必刻上属于主体自己独特个性的心灵印记。中国古代美学很早就注意到了这种审美创作中的人生价值观的体现和个性心理现象及其对作品审美风格的影响，并提出“文如其人，不可复隐”的美学命题，以强调审美创作是主体心灵的观照与物态化的过程。

总之，表现美的事物，归根到底是为了表现人的“美”。而这种“美”是直接与人道德上的“善”结合在一起的。

（2）“善”与“美”的关系

人与动物不同，人既有自然性的一面也有社会性的一面。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物质生产，要同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要发展经济实现生产力的不断增长。但这些只是实现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手段，其价值取决于对人的意义。这种意义就是“善”。当人们按照美的观念，运用自己掌握的客观规律指导自己的实践，创造出能满足人们需要的实用价值，这就是实现了“善”的目的。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和美学家看来，美和善虽有区别，但归根到底必然是统一的。且这种统一最终能由道德美加以实现。

孔子曾说过，“韶，尽美也，又尽善也。”“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这里的美实际上指的就是善。他认为美与善的统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美即善。孔子的“善”实质是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第二，美从属善。《论语》有这样的记载：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广？”这里说得很清楚，一个人如果不仁不义，音乐对他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也就是说，作为审美活动之一的音乐，它的美在于其悦耳动听的形式服从于仁义道德的内容。第三，美的形式与善的内容的统一。孔子的“文质彬彬”观正好说明这一点。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段话讲的是人的修养，“质”指的是人的内在道德品质，“文”指的是人的文饰。孔子认为，一个人如果缺乏文饰（包括服饰、容貌、风度），那是粗野的；而如果单有文饰而没有内在品德的修养，那就是虚浮的了，只有“文”与“质”统一起来，“文质彬彬”那才能成为一个君子。

（3）追求审美化的生存方式

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中国古代思想流派大多不是把生存的意义寄托在某彼岸的神灵或某种道德的形而上学，而是把生存的意义定位于一种审美化的生存方式。不是为某种虚构的神灵的献身，也不是对某种功利的目标的奋斗，而就是现世的、日常的、审美化的生存方式和诗意境界，才是他们理想中的生存，才是个体的幸福之所在。

而怎样达到审美化的人生境界呢？在中国传统美学看来，人生价值取向是人生境界的体现。而人生价值与审美价值的实现，又往往同审美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的不断完善、丰富，以及人生体验与审美体验的不断积累深化密切相关。在《论语·雍也》中谈到理想人生境界时，就提到了“孔颜乐处”。“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所谓“孔颜乐处”，就是以道德人格的力量克服现实生活中的困难而达到一种崇高的境界，从而获得超越世俗生活限制和人生限制的力量，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并且在这个超越过程中得到真实的审美快乐和道德快乐。在这里，道德与审美、美与善在最高层面达到了统一。

除了用道德人格的力量去战胜现实困难之外，《论语》中还提到“曾点气象”。其实所谓“曾点气象”，说起来非常简单：暮春时节，人们轻薄的春装，与三五知己一同郊游踏青。在温暖的沂水河里沐浴。傍晚，尽兴而归的人们一路上载歌载舞，吟咏着刚写好的诗句回到家中。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件非常简单和寻常的事情。但除了感官上的放松和享受之外，儒家学说更重视的是这种欢乐背后的境界，即把整个宇宙人生看成一种有情的世界，在平凡的生活细节中，寻求清淡、高雅的精神享受。虽然在孔子的时代，还没有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种种冲击。但是，在他看来，人们对物欲的无节制追求是妨碍精神境界的提高、影响人格的自我完善的“不美”的倾向。

如前所述，中国传统美学对影响和造就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素质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不仅如此，中国传统美学更是在应对和缓解现代社会各种冲突、危机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把任何一种人类文明的成果作为解决一切问题和危机的灵丹妙药。特别是对待传统美学这种糟粕和精华并存，民族性和世界性兼具的思想观念成果，我们必须对其充分地认识和研究，辩证地加以运用。而且，要解决现代社会的冲突和危机，是一个全人类共同面对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必须吸取和运用全人类的文明成果。这样，才能使人类社会继续健康、稳步地向前发展，创造出崭新的美好未来。

【注释】

[1]海尔布罗纳：《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9页。

[2]曾祖荫：《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文津出版社，1987年版，第334页。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