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本解读的对话以及同

三、作为文本解读的对话以及同 当代生活和当代哲学的对话

在“入口处”议论一下路径或许是必要的。我们的观点是:呈现当代视域或当代语境的路径乃是“对话”。这里的“对话”一词取最广泛的解释学上的含义，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包括狭义的文本解读。正像文本的客观性(或客观意义)并不是现成的、既与的东西，而是在对话的途中被构成的一样，当代视域或当代语境也不是现成地被给予的，而是在“对话”和“追问”中不断生成的。很显然，这里的“语境”或“对话”等根本不止于时下所谓认识论或语言学范围内的事情。因此，更广泛地说来，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意义的阐明取决于此种对话的开展，而此种对话之真正积极的和有效的开展既引发于当代人类的生存境况，同时也是对当代人类生存境况的具有原则高度的揭示。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哲学按其本性来说不可能“孤立主义”地生存，作为依然活着的并且是有生命力的思想，它唯有在批判的对话中——无论哪一个方面的对话——方能使当代所谓问题所在的那个核心绽露出来，方能使其对近代原则的批判(即澄清前提和划定界限)获得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巩固，并从而呈现其本质上的当代意义。

也许，我们应当说，这里的“对话”首先就存在于我们同马克思的(以及其他重要著作家的)遗著之间，也就是说，存在于文本解读之间。这无疑是一项基本的工作，甚至可以说，是一项在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永远也不可能舍弃或稍稍怠忽的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文献的征引、参照、比较和考证，一句话，属于狭义的文本解读的一切细致的斟酌和考量，以及已经发展起来的各种技能、工具和方法，都不仅是有益的，而且往往是十分重要的。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恰恰由于构成文本解读之一端的是“我们”，而我们又实际地从属于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时代，所以只是在由我们构成对话之问题的引导和统摄理解的定向上，才有可能实际地生成着使解读的意义得以呈现出来的区域或语境。在这个意义上，文本解读理所当然地要求着的客观性或客观意义根本不可能被幽闭在孤立的文本内部(仿佛形而上学的物之“物性”或自我意识的“内在性”那样)，而是在对话的解释学循环中被构成的。否则的话，文本的客观意义只要一经说出就在其现成性上凝固了，也就是说，它一劳永逸地被发现了。在这种情况下，虽说枝节的事情总还可以做下去，但本质重要的工作已经终止了;这理所当然地意味着，本质重要的“文本解读”也已经不再必要了。正如德里达所说:“如果遗产的可阅读性是给定的、自然的、透明的、单义的，如果这种可阅读性既不要求同时也不对抗解释，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从中继承的东西了。”^[8]

但是，对于作为依然活着的并且具有真正当代性质的马克思哲学来说，事情的核心恰好就在于其客观意义在对话过程中的持续不断地开展，在于时代之不断发现这一哲学的新鲜意义以及这一哲学之不断地揭示我们的时代。因此，根据这一点，文本解读作为一种对话，说到底是一双脚站在这个时代的生存状况之中的。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文本解读方才是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的绽出;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此种当代性就不能是某种现成的、一经获得就已然凝固的东西，仿佛一顶帽子可以随便戴在某人头上那样，仿佛一个钱包可以丢失又可以再被找回来那样。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居于存在世界本身的历史性之中，因而它是通过对话在其意义被历史地揭示和阐明的途中方得以呈现的。

为了尽可能简要地说明我们的研究路径，也许有必要特别提及这样一种对话，即与当代西方哲学——首先是形而上学的反叛者和批判者——的对话。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就哲学而言，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根本不止于近代哲学，不止于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因此也根本不止于费尔巴哈和黑格尔(二者之一;或二者之和，二者之任何一种比例之和);众多退化的理解往往是由于未能真正把握此点并使之得到实际贯彻而形成的。不消说，在辞令上要承认这一点是很容易的——它太容易了，以至于这种承认在大多数场合甚至成为避开根本问题的借口或远离实质内容的代号了。正是针对着这种状况，我们主张马克思哲学与当代哲学的对话，而且这种广泛而批判性的对话应当迫切地深入于存在论的根基处，以便使一种寻根究底的阐释能够通达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意义的敞开状态。

在这样的对话中，首要之事乃是使全部形而上学的历史性边界再度明确起来。马克思强有力的手曾第一次决定性地开启过这个区域，而当代的一些最卓越的思想家亦曾尝试以不同的方式开拓路径以求通达。然而，在以形而上学为枢轴的近代性所构筑的“庞大之物”的笼罩下，不断被湮没的当代的——真正当代性质的——思想只有在不断地重新开启中才能保持其本己的意义;而此种不断的重新开启唯居留于当代思想之切近的对话中。于是我们看到，马克思率先树立起来的界标——全部形而上学终结于一般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之中——便能够在这种边界再度明确起来的联结中，使其当代的并因而也是历史的意义得以巩固。而在这种新一轮边界的刻画和意义的阐释过程中，就不可能置当代思想家的努力和功绩于不顾。诚然，对我们来说，目前为止的对话主要在于形成问题，并且主要是在否定的方面起揭示作用。举例来说，尼采对“意识本身的异化”这样一种“最终最彻底的异化”(伽达默尔语)之批判对马克思哲学之当代阐释来说究竟具有何种意义?形而上学世界之再历尼采的重锤一事对马克思已然先期成就的哲学洞识来说意味着什么?而当尼采击碎全部形而上学且在其最极端的对立面中重返形而上学之际，马克思哲学由此再度敞开的意义指向何方?

在这里我们不可能来具体讨论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将使我们触到当代存在论之最有意义的中心。例如，虽然海德格尔(还有伽达默尔)在颇有卓识地提示马克思哲学的意义的同时仍然完全错估了这种哲学的根本性质，但其基础存在论的制订和开展却确凿无疑地提示了超越近代性阐释的可能性，在这种阐释的可能性中根本地要求着终止形而上学的种种倒退，并令此等倒退成为哲学上的“丑闻”。这样说决不意味着要把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置入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而只是提示某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意义首先在于避开危险，亦即避开使阐释重归形而上学的危险。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的阐发将不可避免地与海德格尔形成对话。在这种对话中形成的远不是结论，而是某种视域的开启:它使在形而上学语境内被全然遮蔽的东西显现出来。

所有这一切，对于我们来说，还只是一个开端，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我们还将长久地逗留于探索的途中。显然，要真正回答已然提出的种种问题，必得从肯定的方面对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作出完整的正面阐述;这是一项巨大的任务，而我们目前甚至还不可能大致地做到这一点。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乃是历史地得以揭示和呈现的，当代生活根本未曾终结它的意义，相反倒是使其意义在更广阔也更深远的地平线上得以展开。因此，当代哲学的运动也只有在更广更深地思着领会这一伟大资源并把其财富据为己有，才能继续并推进自己的事业。在这里显现出来的路径，正是同当代生活以及同当代思想之最广泛的对话，马克思哲学有且能有进入此等对话的承当，并从而使其当代意义得以昭彰显著。

【注释】

[1]［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9～10页。

[2]［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3]［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2～13页。

[4]［德］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9、146页;《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778～780页。

[5]［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127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76页。

[8]［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