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感性意识或实践意识的语言

二、作为感性意识或实践意识的语言

20世纪继续着对主体哲学进行批判的任务。在《20世纪的哲学基础》一文中，伽达默尔称尼采为“本世纪哲学运动的后盾”。这不仅是因为“尼采的批判的目标是从我们之外降临到我们身上的最终最彻底的异化——意识本身的异化”，而且还因为尼采的尖锐批判“从自我身上剥下一张又一张的伪装，直到最后再也不剩下任何伪装——因此也就不再有自我”。^[11]在做出这样的陈述之后，伽达默尔立即提到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并把它理解为20世纪哲学运动的出发点之一。虽说可能估计有所不足，但伽达默尔毕竟还是很正确地领会到了马克思的学说与20世纪主体哲学之批判任务的内在关联。

然而，20世纪对主体哲学的批判却依循于并且也开展出一个独特的资源—动力背景，这个背景被概括在“语言学转向”这个术语中。就事情的核心之点和结果而言，哈贝马斯提供了一个十分简要的说明，以提示当代的主体哲学批判与语言学转向的基本勾连:“语言学转向把主体哲学的遗产清除得一干二净，其方法十分粗暴。只有把诸如自我意识、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等内容从哲学基本概念中彻底驱逐出去，语言才能获得独立(从而取代主体性)，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存在秩序，成为令人眼花缭乱的能指和相互之间充满竞争和排挤的话语。……这一思想大概可以追溯到早期海德格尔、结构主义和晚期海德格尔。”^[12]就20世纪的哲学状况而言，这个被名之为“语言学转向”的运动确实是意义深远的;而且它也确实导致了对先前思想资源之意义的重新发现(例如亚里士多德、洪堡等人关于语言现象的性质和意义的卓越见解)。然而，更加切近地说来，特别是就主体哲学之遭遇到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批判并因而进入到其终结阶段而言，这一转向却可以有理由被追溯到马克思的语言概念。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主体哲学的批判引人注目地把思想、思维、意识、观念等的本质性导回到语言，而语言又被本质重要地领会为“感性的自然界”:“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13]这个说法看起来是过于简单了，结果是它往往根本未曾得到理解就被匆匆越过了。然而，语言之为感性的自然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上下文中很容易就此获得提示的大致有两条:第一，语言也就是“感性意识”或“实践意识”;第二，感性的自然界在这里决不意味着在传统形而上学中所承诺的东西(纯粹外在的并可以被归结为“物性”的东西)，它意味着“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14]

这样两个至关重要的基本方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获得了更加清晰也更加明确的表述:“‘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5]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很显然，关于“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等的说法乃是一种比拟，而这种比拟的说法力图予以揭示的乃是语言—意识之原初的感性性质(按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用语，物质即意味着感性)。因此，马克思的语言概念首先原则地区分了所谓“纯粹的”意识和“感性的”意识，后者又被称之为“实践的”意识或“现实的”意识，也就是语言。然而这一区分又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纯粹的意识深深地扎根于感性的意识之中，意味着我思——纯粹的思、反思的思——深深地扎根于语言现象之中;而如此这般地“扎根”一事又意味着意识的存在特性以超出现代形而上学建制的方式得到了询问和追究:作为感性意识的语言根本不是从属于意识的内在性并从中流溢出来的东西，也根本不是“我思”的外在形式或工具。^[16]相反，正是语言现象重新揭示出存在者的存在并开展出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存在秩序”。就像伽达默尔曾声称“解释学的意识”不是意识而是存在那样，马克思在其语言概念中所提示的“感性意识”也是如此。无论如何，正是依循着对于意识之内在性的这样一种存在论批判，马克思把始终由“我思”这样一种主体性遮蔽起来的意识的存在特性揭示为:“意识［das Bewuβ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β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7]

如果说，语言乃是一种感性的、实践的并因而是“现实的意识”，如果说，语言只是由于感性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那么，语言现象就意味着这样一个领域，即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的领域。这个领域所具有的普遍性和根本意义(特别是它对于超越主体性之立足点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通过马克思的下述说法而得到体现:一切科学，当然也包括关于意识的科学(无论它是否被称为“语言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才能成为“现实的科学”。^[18]在这里，难道马克思未曾从本质上提示出具有原则高度的“语言学”领域吗?难道这样的领域不是意味着同主体哲学——其核心是封闭在意识之内在性中的主体性——的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性脱离吗?不仅如此，在马克思看来，“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也就是“从自然界出发”;撇开种种有待进一步深入考究的问题不谈，这个论断使我们较为易于理解马克思何以把语言称为“感性的自然界”。语言现象所揭示的那个领域正是被现代形而上学所遮蔽、所压杀的那个存在世界，即感性的自然界，而这个世界的复活和积极呈现对于主体性立足点之瓦解具有最关根本的意义。

这样一种思想在当代哲学中——虽然以不尽一致的方式——得到了重要的发挥。在新康德主义之后，“语言现象的唯一性”和“世界经验的语言性质”等主题异常迅速地突出起来:语言现象成为20世纪哲学研究的中心。无论如何，这一转向总是与主体哲学批判任务的继续本质相关联的，而“主体哲学”这个名称本身就意味着或至少是提示着现代形而上学的核心之点(基本建制)已经历史地成为批判性追究的问题了。在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中，一方面，逻辑实证主义反形而上学的热情逐渐消溶在对口语的自主意义的承认中。晚期维特根斯坦反对将起作用的词实体化的形而上学见解，而坚持语言乃是一种“纯操练活动”(actus exercitus)所具有的意义:“只有当语言沉浸于使所说的话成为可视的，而自己本身却似乎消失时，语言才是语言。”^[19]另一方面，在对现象学的发展中，在对意识所作的本体论批判中，海德格尔“改变了形而上学任务的本质”，而从中引申出来的结论是:“一切思维都被限制在语言之中，它既是一种限制也是一种可能性。”准此，则语言乃是“对先行于一切反思态度的世界进行解释的模式”。^[20]按照伽达默尔的概括，由“事物的语言”所指示和揭示的“事物自身的存在”，这一思想乃是海德格尔后期著作中的系统的出发点。^[21]

如果说当代的“语言学转向”本质上继续着对主体哲学的批判，而这一批判本质上又针对着现代形而上的基本建制(即意识的内在性)，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真正说来与语言现象的揭示深刻相关的批判，确实是在马克思那里肇其始端的。虽说费尔巴哈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了对整个哲学—形而上学的批判，但是，就像他无力真正洞穿意识的内在性从而使现代形而上学从根基上瓦解一样，他的语言概念不仅充满着不彻底性，而且几乎都是在“形而上学语言”这样一种意义上来使用的。^[22]只是从马克思开始，才本质重要地将作为感性意识或实践意识的语言和作为抽象思想或逻辑范畴的语言即形而上学语言区别开来。关于前者，马克思把语言称之为“感性的自然界”，而这一点将在“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中得到充分的表述与显现;关于后者，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不仅谈到了施蒂纳反对“宾词”、反对概念的斗争如何深陷于抽象思想统治世界的意识形态幻觉之中，而且指证了现代形而上学语言的基本性质——物化结构之深入到语言现象之中，指证了这种语言现象必然具有的社会—历史向度:“资产者可以毫不费力地根据自己的语言证明重商主义的和个人的或者甚至全人类的关系是等同的，因为这种语言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因此像在现实中一样，在语言中买卖关系也成了所有其他关系的基础。例如，propriété，Eigentum［财产］和Eigenschaft［特性］……等等。所有这些字眼既意味着商业关系，也意味着作为个人自身的特性和相互关系。在其他的现代语言中，情况也完全一样。”^[23]卢卡奇在《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敏锐地意识到，马克思的这一评论针对的是潜入语言中的物化现象，因而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的语言学研究将有可能得到十分有意义的成果。^[24]

由此可见，对于马克思来说，形而上学语言不过是语言现象的“外化”(异化)或语言在“外化”范围内的历史的生成;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形而上学曾过早地霸占了语言的本质。正因为如此，所以对语言现象之真理性的重新揭示便与对形而上学(特别是现代形而上学)的存在论批判最关本质地联系在一起。而马克思在这一批判中还达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即形而上学对语言之本质的“霸占”起源于历史上真实的分工——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25]不言而喻，正是通过这样一种重大的历史性转变，语言现象的唯一性和真理性就被掩盖起来了，而意识现象(及其产物)则变成了独立的东西和“显而易见的绝对物”;这就为把语言当作是意识、思想等的单纯形式或工具的谬见开辟了道路，并为现代形而上学的主体性立足点作好了观念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