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与现代形而上学的内在联系或“共谋”关系

二、资本与现代形而上学的内在联系或“共谋”关系

我们在前面说过，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不仅是对现代资本的批判，而且是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二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支柱。真正说来，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是彼此支撑、彼此拱卫的，正像前者构成后者的世俗基础和强大动力一样，后者乃成为前者的观念领域，成为它的理论纲领、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以及它获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一句话，在现代性由以开展出来的世界中，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有着最关本质的内在联系，或者毋宁说，有着最关本质的“共谋”关系。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要特别地指明这一点，不仅是因为马克思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本质重要的批判往往被严重地忽略或误解，而且是因为对于资本(甚或货币)的批判事实上不得不取决于它对于现代形而上学的依赖程度，取决于这一批判是在形而上学的范围之内还是之外来开展的——这一点乃从根本上规定着对资本实施批判所由立足的那个原则高度。重农主义的先驱者难道不是对货币及其社会后果进行过最激进的批评么?卡莱尔、卢梭、西斯蒙第和蒲鲁东，以及所有的空想主义者难道不也对资本进行过最猛烈的攻击么?如果说这样一些非难毕竟与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大相径庭，如果说后者毕竟占据着一个相当不同的原则高度，那么，这个高度恰恰应当经由它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立场而被标识出来。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现代性本身的二重结构，因为在此种结构中资本与现代形而上学的内在关联。在这个意义上，正像对形而上学的批判高度制约着对资本批判的原则高度一样，对资本批判的高度同样制约着对现代形而上学批判的原则高度。

资本与现代形而上学的共谋关系如今(尤其是在经历了20世纪哲学的发展之后)是变得更为清晰了。特别专注于形而上学之历史的海德格尔晚年曾不断地指证古希腊思想与现代形而上学之间的本质差别。按照他的见解，一种具有新的基本意义的理论后来是在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的著作中开始显露的;并且正是由于这种新的理论，所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首先被加以课题化的例如运动概念的规定，对于笛卡儿和帕斯卡尔来说就成为一个笑柄。海德格尔问道，为何要有这种新奇的构想呢?回答是:因为自然应当是可以计算的;那么为何自然应当是可以计算的呢?因为“这一可计算性本身被设定为统治自然的原理”。虽说在玻尔、海森堡、普朗克等人那里物理学的内部构造发生了某种变化，但其关于存在之论题的目标却依然是:最终“有助于对作为对象的存在者进行控制和统治”——这个原理甚至已出现在早于笛卡儿《方法谈》的伽利略的思想中。^[9]然而，海德格尔并没有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要发明一种统治自然的原理呢?现代形而上学的最终目标为何要有助于对作为对象的存在者进行控制和统治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最为内在地牵扯到资本的本质:一旦资本来到世间，它的最本己的规定和决定性的存在方式就是增殖过程;而唯独能够对作为对象的存在者进行控制和统治，植根于资本之本性的那种增殖过程才是现实地可能的、稳定的和内在巩固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唯独以资本为原则的生产才决定性地——依其内在本质——开始成为知性科学的生产性应用。)

同样，当海德格尔对意识的内在性及其形而上学的后果进行批判时，他试图将统治当今现实的根本原理揭示为“进步强制”(Progrssionszwang)。正是这种进步强制引起了“生产强制”和“需求强制”，从而使“对象”瓦解于并且消逝于“消费品”之中，使人从对象性的时代进入到可订造性(Bestellbarkeit)的时代。^[10]如果说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确实内在地并且本质重要地开启出这种作为诸强制之共同性的“支架”(Ge-stell)，那么，这种强制的世俗基础同样取决于资本，取决于资本的本性，取决于它不可遏制的并且是性命攸关的增殖过程。在这里，如果说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再度内在地表现其根本上的一致与共谋，那么，资本的形而上学本质(反过来说也一样)也就更加昭彰显著了。马克思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阐明了那个起源于资本之增殖强制的现代性特征或状况:“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1]

如果以为上述说法仅只是一种单纯现象的描述或表象特征的概括，那将会是一个错误。因为问题的实质正在于现代性的原理不仅依赖于资本的扩张本性(它的不知餍足的贪欲或饕餮)，而且依赖于这种扩张本性借以实现自身的谋取方式，即现代形而上学依其基本建制而开展出来的对存在者的控制方案和统治形式。正是这种双重的经纬方始成为一种现实性的力量:就像这种力量一方面来自于资本之无止境的推动一样，它也来自于现代形而上学之无止境的谋划;而这二者之共同的抽象化和形式化的本质使之能够成为夷平一切差别、剪灭各种内容和质的力量，并从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进取—扩张的力量。只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现代世界才从本质上显现为“进步强制”(坚固的东西之瓦解)，并且也显现为“祛魅过程”(神圣的东西之消除)。如是，则普希金把《浮士德》称为现代世界的《伊利亚特》就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所谓“浮士德精神”，不仅以一种文学形象体现出现代性质的无限进取心和扩张姿态，而且其本质来历也已体现为一种现代形式的主体性了。

正是由于把握住了资本与现代形而上学之间内在的本质勾连，所以在马克思那里，对资本的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必定同时也是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就像对现代形而上学的决定性批判最终也必须要深入到对资本的批判中去一样——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学说只是在这样的境域中方始真正开展出来，从而其当代意义也唯赖此一境域方始能够得到充分的理解。如果以为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可以整个地还原为对资本的批判，如果进而又以为对资本的批判根本无关乎现代形而上学的本质，那么，这种批判无论多么激进，也无论充溢着多少愤怒，都势必已经先行分有了为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所规定的某种哲学基地，并因而已经先行丧失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立足其上的那个原则高度。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曾尖锐地指证了当时德国的实践政治派和理论政治派的根本缺陷:正像前者的狭隘性在于没有把哲学归入德国的现实范围一样，后者的错误在于“它没有想到迄今为止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12]如果说现代形而上学本身就属于现代世界，并且是这个世界的“观念的补充”，那么它就不能不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支柱，虽然只是其观念的支柱。因此之故，《共产党宣言》声称，那个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决裂的革命，势必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3]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一开始就是并且始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什么马克思发端于1844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开始就同对黑格尔哲学(作为现代形而上学的完成形式)的批判结合在一起，并且在往后也始终伴随着对现代形而上学的继续不断的清算。可以肯定地说，从《巴黎手稿》直至《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对现代性之前提的澄清与界限的划定，不能不是既对资本原则同时又对现代形而上学建制的双重批判，因为这二者乃是内在地同构的。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之进入到政治经济学领域一事，决不意味着承诺抑或构造一种作为知性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而始终意味着对它的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正像这一批判的内容乃是绽露资本主导下的经济现实以及这种现实由以立足和开展的架构一样，这一批判的原则高度通过揭示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而上学本质(以及由此种性质而造成的对于整个现实的遮蔽，特别是对其历史前提和历史界限的遮蔽)而得以显现。不难看出，这两个方面从根本上来说是互为前提的。那种以为知性科学天生具有优越性的观点，那种以为马克思是全然放弃哲学高度的批判而归附于经济学立场(并从而完成其思想变革)的观点，不仅完全误解和错估了马克思学说的基本性质，而且实际上已经先行服从于现代形而上学的基础定向——一般说来，已经先行皈依于某种完全无批判的实证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