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始定向的局限性

时间：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毫无疑问，拒斥外部反思的主观思想并不必然地导致主观主义的行动主义，然而这种行动主义却确实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那里表现出来了。而这一过程本身表现为马克思哲学之存在论基础的历史性遮蔽。

三、初始定向的局限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存在论视域，最初显然与黑格尔哲学——或“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传统”——有着最为切近的联系。但这样的说法仍然是过于笼统和含混的。首先，黑格尔哲学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传统”有别;其次，黑格尔哲学包含不同的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以及这二者在思辨唯心主义中的统一;最后，就所谓传统的接续而言，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不可能现成地从黑格尔或费尔巴哈那里引申出来，就像黑格尔哲学的存在论基础不可能现成地从斯宾诺莎或费希特那里引申出来一样。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详尽地分辨所有细节，而只是希望通过对一个问题的探究，来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以开端的那种存在论视域清晰地显现出来。

这个问题是:在怎样的一种存在论基础之上，有可能既反对外部反思的主观思想，又同时使自身表现为主观主义的行动主义?这个问题首先对于卢卡奇来说是完全适合的。我们在前面已经指证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倾其全力抨击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解释，而这种庸俗解释的核心就是作为外部反思的主观思想。因此，针对着这种主观思想，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援引并且倚重黑格尔不仅是完全恰当的，而且是较为深刻的。若仅就此点而言，马克思和黑格尔确实可以在相当的范围内保持一致，尽管其本质上的差别依然存在。

毫无疑问，拒斥外部反思的主观思想并不必然地导致主观主义的行动主义，然而这种行动主义却确实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那里表现出来了。正如卢卡奇在20世纪60年代重新检讨《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所说的那样，该书的总的思想背景是一种“革命救世主义的唯心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而其理论的实际阐述则是按照“纯粹黑格尔的方式”进行的;面对第二国际庸俗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实证主义的强大联盟，为谋对抗计，革命行动(或“实践”)的优先性被加上了“唯意志论的思想砝码”。于是，其结果就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行动主义:“将无产阶级看作真正人类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并不是一种克服唯心主义体系的唯物主义实现，而是一种想比黑格尔更加黑格尔的尝试……。”^[17]由此得以窥见的存在论框架是:一般来说，它是黑格尔主义的;进而言之，它更接近于黑格尔主义的费希特因素。无论就此可以有多少补充性的和辩护性的说法，但其基本的存在论框架大体就是如此。

形成这种框架的两个决定性因素是:第一，与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尖锐对立;第二，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依然遭遇着历史性的遮蔽。柯尔施曾声称:马克思决没有那种关于意识与现实关系的二元论的形而上学观，而每一种辩证法的特征都必然是意识和现实的一致。^[18]这种见解一般来说是不错的。但除非意识和现实的一致能够在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上得到真正的阐明，否则的话，在最好的情况下，就是使这种“一致”躲避到黑格尔式的思辨联系中去。如果这种思辨联系——由于任何一种原因——不能持久，那么其中的一个因素就会起而反对另一个因素;也就是说，那种隐蔽的二元论就会再度上演公开的对立，就像黑格尔逝世以后“实体”与“自我意识”的再度分裂和对立一样。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最初制定其存在论的方向时实际上正遭遇着这样的理论命运。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当时既无可能真正阐明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于是就不得不仰仗“黑格尔的眼镜”。然而正是由于这副“眼镜”的内在结构和外部环境，他们在与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斗争中就不得不始终与其保持正面的对立，并不得不依循这种对立使自身倾向于黑格尔主义的费希特因素。有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上述对立及其性质，并且说明这种对立在存在论上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对于马克思的存在论基础来说最为根本、最具决定意义的原则无疑是“实践”。但是，对于这个原则，普列汉诺夫和卢卡奇却从分裂的和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去加以解释。在普列汉诺夫看来，马克思的“实践”与费尔巴哈所呼之同名者根本就是一回事:“马克思指责费尔巴哈不了解‘实践批判’活动，这是不对的。费尔巴哈是了解它的。”^[19]然而，当普列汉诺夫在实践问题上把马克思和费尔巴哈混为一谈时，卢卡奇却把作为《历史与阶级意识》之核心概念的“实践”变成了“被赋予的意识”。正如卢卡奇后来所指证的那样，这种实践概念实际上已重新陷入“唯心主义的直观”之中，成为一种“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实践概念”;并且由于这一概念试图解除世界的必然性，所以它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极左的主观主义的行动主义”。^[20]

由于“实践”概念居于马克思哲学存在论基础的核心位置，所以上述对立可以说明很多问题。第一，这样的对立虽然主要地表现为对马克思哲学的不同的理论解释，却深刻地意味着这一哲学之存在论“基础”从中间爆裂开来的结果。正是由于这种爆裂，才使得普列汉诺夫和卢卡奇能够各执一端，才使得“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实践概念”与同样抽象的、庸俗唯物主义的实践概念成为可能。而这一过程本身表现为马克思哲学之存在论基础的历史性遮蔽。第二，这样的对立可以从基本框架上来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论视域的最初定向，说明这种定向为什么力图排除费尔巴哈的中介作用而诉诸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直接衔接，并且说明这种定向为什么特别倾向于黑格尔哲学中的费希特因素或主观主义。由此还可以进一步从存在论的根基上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成就和局限，说明其“重建马克思主义”之诸般努力的得失成败。第三，这项任务只有在对立发展到高度紧张状态并且被充分把握到的时候，才有可能真正被提出来，这就是上述的对立本身将有效地说明一项重要的理论任务，即阐明马克思哲学之存在论基础的任务。如果说同样的提法在未经分化发展之前还是较为淳朴的，那么，高度紧张的对立及其转变为矛盾的过程恰恰就使这一任务的深化成为可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我们要求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论视域的批判性考察一事，进一步转变为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论的理论任务。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论视域所作的一般探讨，仅仅是就其最初的定向以及这种定向的基本框架而言的，因此决不可能将它无差别地运用到每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头上——这种运用无疑会是最坏的外部反思。它所提示出来的东西，毋宁仅仅是一些启发性的原则，而这种原则在每一个对象中的实际展开必然要求着深入到对象的内容之中，也就是说，要求着具体的研究，以及在这种研究过程中的多重的具体化。可以肯定，离开了具体对象的研究和研究过程中的具体化，我们就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论视域所作的每一个简单判断几乎都必错无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本文所作的一般探讨就是无意义的，它力图进行的是源头的清理工作，而能够被看清的源头对于理解整个流变来说总是至关重要的。当阿兰·巴迪乌说，阿尔都塞乃是“康德与斯宾诺莎的结合”时，我们便远远看到了阿尔都塞的存在论立场与其源头的隐约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本身只有通过具体的研究才能被确定。一句话，如果说差别乃是真正引导发展的东西，那么，只有在每一个对象的实际研究过程中，也就是说在差别能够被实际把握到的地方，源头清理工作的意义才会开始积极地生成。

【注释】

[1]［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8页。

[2]［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3]［意］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2、86页。

[4]［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6页。

[5]［德］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6页。

[6]［意］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7]［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0页。

[8]［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22页。

[9]［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6页;［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意］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5页。

[10]［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6页。

[11]［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