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阐释路向

二、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阐释路向

这样两种对立的理解似乎把历史唯物主义分裂为两种相反的原则立场，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基础似乎从中间“爆裂”了。这种情况首先表现为第二国际理论家与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妥协。其结果是，理论本身——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基础——被忽视了，甚至被混淆了。这种忽视严重到什么程度，可以从下面这段话中看出来:

弗·梅林(他是德国党内最有哲学修养也是最多讨论一般哲学问题的理论家)说，马赫(E.March)完全不想做哲学家，他只愿意局限在自己所内行的科学范围内。“在这方面，马赫完全与马克思相一致，完全撇开哲学，而只在历史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实践工作中考察人类的精神进步。”他又说，“我们对于辩证法是完全尊重的，但我们觉得，没有辩证法的实际认识，还是比没有实际认识的辩证法更可贵”。^[7]

不难想象，正是这种对于理论本身、对于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误解和忽视，使得他们不时地回到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那里(尽管他们也时而不关痛痒地批判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同它们妥协。他们把思想、意识、观念和意识形态简单地并且直接地还原为经济事实，却又不得不连连退却。正是这些矛盾和动摇，使得他们不是从哲学世界观的基础上去透彻地理解问题的实质，而是在他们所了解的马克思的学说体系上，附加各种各样的“均轮”和“本轮”，也就是说，附加各种各样的“保留”、“退却”和“补充说明”;或者，在“唯物主义”这个词的前面，附加各种定语，如“辩证的”、“能动的”等。^[8]

这种“附加”在世界观方面的薄弱，在一些基本的哲学问题上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直接。

按照梅林的意见，机械唯物主义在今天仍然是合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只不过否定了它在历史范围中的权利，而根本没有否定它在自然科学范围中的权利。因此，“机械唯物主义在自然科学范围里是科学研究的原则，一如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范围里一样”。在另一处梅林又补充说，把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隔离开来或对立起来的企图是完全错误的。因此，它们应当并存，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对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补充”，而这种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代表就是费尔巴哈。^[9]

根据这种看法，马克思是历史领域中的真理，而费尔巴哈则是自然领域中的真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详细讨论，而只需指出:梅林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局限于历史领域，恰恰只能为机械唯物主义在世界观方面“留出地盘”。这样一来，似乎可以有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基础作为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立足点，似乎恩格斯对机械唯物主义的全部批判、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十一条论纲仅仅是牵扯“专业范围”或“学科领域”的问题了。

与梅林的上述见解相类似，普列汉诺夫在他1915年的著作中，把拉美特利、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统统归到“斯宾诺莎的类”，断言他们的唯物主义实则是相同的;并且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所谓“哲学本身的问题上”始终保持着与费尔巴哈相同的观点，而马克思的认识论实际上就是费尔巴哈的认识论。^[10]因此，尽管普列汉诺夫一再重申方法问题的极端重要性，甚至援引黑格尔的说法——方法是体系的“灵魂”，但却仍然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看作是与其唯物主义基础本质上无关的东西;把费尔巴哈之未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作是一种偶然的、方法上的失误，而与其唯物主义基础无关。

基于同样的观点，普列汉诺夫把费尔巴哈的“实践”概念同马克思的“实践”原则混为一谈。他批评马克思说，马克思的提纲^[11]误解了费尔巴哈:马克思指责费尔巴哈不了解“实践批判活动”，这是不对的，因为费尔巴哈是了解它的。^[12]然而，普列汉诺夫恰恰没有(进而言之，依其立场也不可能)理解，尽管费尔巴哈可以和马克思同样经常地使用“实践”一词，但其意义在哲学世界观方面却是非常不同的;此外，就费尔巴哈来说，这个概念对于理论原则乃是疏远的和偶然的，真正来说并不具有世界观高度上的重要性。^[13]关于这个问题的更加详尽的讨论，我们将在下文中进行。这里只需要指出一点，即:普列汉诺夫之所以以为马克思误解了费尔巴哈，只是由于他自己的误解——对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误解，对“新世界观”的实践原理的误解。

这种误解和混淆立即就导致了一系列的理论倒退和失误。如果说，普列汉诺夫关于地理环境作用的理论乃是在唯心主义的攻势下向实证主义求救^[14]，那么他关于法国史学家丹纳(H.A.Taine)的意见同样表明了这种无原则的妥协。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观点，马克思所说的事情几乎与丹纳所说的一模一样，只是用的字句有一点不同;因此，用稍稍不同的字句把丹纳的公式^[15]改变一下就得出了马克思的“公式”。^[16]姑且撇开这个“公式”本身(它在最抽象的意义上毕竟是不错的)不论，普列汉诺夫难道不是试图在某种意义上把实证主义的东西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或者，把一种本质上是实证主义的美学引入马克思的理论吗?^[17]

在这样一些基本观点上的妥协和动摇说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并没有真正深入到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这个基础中去，而各种即使是出于良好意愿的“附加”又正好说明了这个基础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已经得到真正理解的东西。因此，对于当时流行的各种唯心主义的批判，他们也往往只是诉诸于实证主义的或庸俗的唯物主义。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点:“普列汉诺夫批判康德主义(以及一般不可知论)多半是从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而很少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因为他只是不痛不痒的驳斥他们的议论……马克思主义者们(在20世纪初)批判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多半是根据费尔巴哈的观点(和根据毕希纳的观点)，而很少根据黑格尔的观点。”^[18]

正是由于这种情况，由于庸俗唯物主义不可能在这个时代真正有效地同唯心主义作战，所以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尽管只是隐约地，但却同样不可避免地显露出他们同唯心主义妥协的迹象。因为既然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能动的”、“革命的”唯物主义，而且既然我们的理论家没有(或不可能)在哲学世界观的基础上来说明这种能动性和革命的方面，那么，为庸俗唯物主义留出地盘也就直接意味着为发展了能动方面的唯心主义留出地盘。例如，在梅林看来，叔本华之所以成为统治阶级的第一位时髦哲学家，是因为他用“意志”向机械唯物主义宣布了不妥协的战争。但是，叔本华“并不能长久地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他不只是他们的第一位时髦哲学家，他也是我们的最后一个伟大哲学家”。^[19]同样，在说明“革命意志”的时候(而且是在题为《康德和马克思》的论文中)，梅林根本就无意于谈论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见解，而仅只引用“无产阶级的子弟”费希特。在其他一些同类主题的论文中，他给予“唯心主义者”拉萨尔(作为费希特的继承者)以同样无批判的颂扬。

毫无疑问，叔本华的“明亮闪光”以及费希特的哲学功绩是不容争辩的。但是，这些“闪光”或功绩是不是在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的基础上确定了位置?也许在谈论革命意志时，梅林不过是想用包含在马克思世界观中的“费希特因素”(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来加以说明，但是，这个“因素”难道可能同费尔巴哈的基础或“机械唯物主义”的基础相协调，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得到合理的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