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的转向

二、研究方法的转向

人学主题的转变，并不仅仅是研究重点上的转变，同时也伴随着研究方法上的重大转变。从主题转变的轨迹中，我们至少可以明显看到这样一些方法论上的转向或变化趋向：

第一，从研究外围转向研究自身。在马克思之前，一切旧哲学在人学研究上的共同特点，就是离开社会现实来理解人、说明人，如唯心史观用理性和自我意识来说明人的本质，旧唯物主义用人的自然本性来理解人。显然，要正确地说明人的本质、本性等问题，必须改变这种研究方法。为此，马克思主要把考察人的现实活动作为科学解决人的问题的方法论原则。按照这一原则，要说明人的本质，就必须充分揭示人所处的各种社会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等关系)，而要揭示这些关系，就要分析人所从事的实践活动。也就是说，要对人加以说明，就必须跳出人自身，这正是马克思考察人的基本方法，也是他的人学理论的基本特点。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人的研究逐渐由外围转向人自身。在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仍是“我们时代的不可超越的哲学”，仍是认识人、考察人不可取代的理论，但它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这就是人的内在心理、意识、情感、个性等的分析。因为经济对于人的思想、行为的影响并不是直接作用的，而是通过内在的心理倾向而产生效应的。同样，一个社会的统治，必须有赖于该社会法则在人们心理结构、性格结构中的内化、固置。所以，他们提出要用弗洛伊德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并由此建立起了各种心理结构、性格结构理论，用以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各种社会现象和人的问题。这种尝试试图在心理与社会之间搭建一座桥梁，但其搭建并不是成功的，有些解释是比较极端的、片面的。当然，也应当看到，这种尝试给我们开启了一条研究人学的新思路，这就是要注意人自身的研究。因为人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动物，其属性是多方面的，除了可以进行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的研究外，还可以进行生物学、心理学、生理学、遗传学、文化等方面的探讨，完全可以把人作为各门学科综合研究的对象。许多国家关注人的综合研究，实际上就反映了这种趋势。

第二，从理性分析转向非理性分析。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人学理论时，由于要奠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基础，因而主要侧重于对人性、人的本质等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其方法偏重于理性分析。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此不同，虽然它并没有彻底抛弃这种理性传统，但其方法逐渐转向对人的问题的非理性分析。一方面，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人的存在与行动，把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归结为非理性的心理行为，从性格、个性、本能等方面去寻找原因，轻视以至降低理性对于人类行为、人类道德的意义与作用。另一方面，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用经验分析来代替理性分析。他们都不是一般地谈论人的本质、本性等抽象问题，而是更多地关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如工作、消遣、饮食、娱乐以及恐惧、绝望、情感的崩溃、信仰的危机等，通过这些经验性问题的分析来具体研究人。这些非理性的研究方法确实反映了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不满情绪和敢于揭露这种现实的勇气，而且研究也走向现实生活，但由于停留于对现实生活的一般分析和直观体验，因而很难真正透彻地解释这些现象，也很难走向历史和人学的深处。

第三，从政治、经济探讨转向文化探讨。经典马克思主义在阐述人的理论问题时，出于研究主题的需要，往往把重点集中于政治、经济方面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的问题的阐述，大多渗透于对政治、经济的研究当中。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开始把新人的问题作为审视的焦点，并把新人的塑造转向文化方面，认为自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来，文化革命最重要的条件已经有了，那便是群众的觉醒，群众对文化的企求。一代新人，“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1]可是，由于列宁逝世过早，他只是提出了这一问题，作了粗略构想，并未来得及详细展开和深入探讨，因而留下了许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对人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化方面切入的，其人学理论的基本特征就是文化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所信奉的箴言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解放是人的主体性的解放。要实现主体性的解放，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包括主观革命、意识革命和心理革命在内的文化革命。这就要求从“物化意识”中解放出来，改变深层次的心理结构和性格结构，摆脱日常生活的“消费控制”、“物欲”侵袭，恢复被撕裂了的人性。为此，必须进行“大众文化”批判、日常生活批判、“文化工业”批判。通过这些文化上的批判，逐渐唤起人的自我意识，重塑人的个性，从而达到异化的废除和人类的真正解放。虽然这种文化革命的道路至今未能走通，但值得肯定的是，它确实是从文化方面研究人的一种新的探索。

上述这些变化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本方法确有很多不同，但也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这些方法尽管有不少局限，但还是从某些方面开启了新的视角，拓宽了新的道路，不失为有益的探索。合理地吸收和借鉴这些方法，是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学所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