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社会运行上的主要区别

二、两种社会运行上的主要区别

社会运行总是通过一定的机制体现出来的。一般说来，一个社会的运行机制是多种多样的，不同领域有不同运行机制，但就整体来看，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四类：一是利益激励机制，主要指利益是推动社会运转的力量；二是权力支配机制，主要指政治权力推动社会运转；三是制度约束机制，主要指国家各种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其他具体政策、法规对社会运行的影响；四是行为规范机制，主要指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对人们行为以及整个社会运行的规范作用。尽管每个社会都存在这些机制，但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中，其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运行机制上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传统社会中权力支配机制占主导地位，现代社会中利益激励机制占主导地位。由于这两种机制对社会运行的作用尤为直接，因而我们的分析主要围绕这两种机制来展开。

权力支配与利益刺激作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两种运行机制，是由特定的社会结构造成的。不同的社会结构首先造成了不同的运行主体。由于传统社会结构是一种未分化的结构，而未分化的结构必然产生未分化的主体。如东方传统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使运行主体高度集中化，全社会只有一个主体，这就是国家或君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由国家和君主决定的，国家和君主的意志就代表了全民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形成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全面依附，而这种依附除了所有臣民对这个国家都有的臣属关系以外，不需要更严酷的形式。“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1]正因为各种权力均集于国家一身，国家就是唯一的社会主体，因而国家完全控制了政治、经济生活，把任何可能含有变革种子的“异常的”次要团体都同化了，社会没有什么活力。与东方的情况相反，西方社会自中世纪末期以来，就逐渐走上了一种结构分化的道路。像“市民社会”的出现就是典型的分化表现。市民阶级的兴起，开始摆脱了封建社会的罗网，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体，它们可以自主决策、自主生产、自由交换，由此获得了独立发展的生命机制。因此，东西方社会的近代差别，与这种新型主体的出现是分不开的。

不同的运行主体必然产生不同的运行方式。在古代东方，由于社会成员缺乏主体地位，因而其活动方式以及整个社会运行方式是权力支配型的。马克思在谈到印度的封赐时指出：“根据印度的法律，统治者的权力不得在诸子中分配；这样一来，欧洲封建主义的主要源泉之一便被堵塞了。”^[2]这就是说，属于上层建筑的政治关系限制了经济关系向欧洲式封建主义的演变。俄国学者马·柯瓦列夫斯基在其《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中也曾经对古代印度社会的情况作过这样的描述：在“从耶遮尼雅瓦勒基雅法典和那罗陀法典开始到印度被穆斯林征服为止的时期，即从公元前9至5世纪到公元5至6世纪”，“公社氏族团体和农村团体被用之于行政和司法的目的。……中央行政机关将警察职权和司法职权，即治安的责任，委托给他们。这就意味着，这些氏族和公社已经由执行这些职能无关的独立的机关变为国家的最下级的警察和保安机构了”。^[3]从这里可以看出，本来作为国家存在基础的公社，现在获得了国家政治职能，成了国家维护自己政权的手段和工具；公社本身的法庭，千百年来形成的公社的习俗原本就具有公社范围内的法律效力，现在又同国家托付、责成和规定的司法与警察职能牢固地结合在一起，使公社本身的存在得到更加牢固的巩固。所以，公社制度基础上产生的国家权力对于整个社会生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的运行必然是超经济强制式的，权力成为社会依以旋转的轴心。“在埃及、厄特鲁里亚、印度等地，人们用暴力手段把人民集合起来去从事强制的建筑和强制的公共工程。资本则用另一种方式，通过它与自由劳动相交换的方法，来达到这种联合。”^[4]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把东方社会超经济强制型的运行机制非常简洁地勾画和概括出来了。

超经济强制往往给社会运行机制带来这样一些变形：在决策机制上，集中化的决策代替了分散自主的决策，一切重要的决策均来源于国家；在动力机制上，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完全是以权力为基本动力的，基层单位与组织缺乏真正的动力与活力；在信息传递机制上，信息源来自社会最上层，各种信息均通过自上而下的渠道进行传递，很少有横向的交流。总之，在这种超经济强制的作用下，整个社会是靠权力推动的，其运行的轨迹是自上而下的。这就是典型的传统社会运行方式。

与此形成显明对照的是，现代社会的运行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方式。由于现代社会是从市民社会中演变过来，而市民社会的经济本质上是商品经济，所以从市民社会中产生的各种生产者与经营者都在商品经济中获得了独立的主体地位。这样，整个社会的经济联系不是用权力来维持的，而是靠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来维持的；利益激励机制成为商品生产和整个社会运行的基本机制。受利益的驱动，现代社会运行无疑会凸显如下机制：

一是竞争机制。现代社会是建立在竞争之上的。因为现代经济就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必然突出竞争。“不管一个资本家运用了效率多么高的生产资料，竞争总使这些生产资料普遍地被采用，他的资本具有更大效率的唯一后果就只能是：要保持原来的价格，他就必须提供比以前多10倍、20倍、100倍的商品。……因为此时这种大量出卖不仅对于他而且对于他的竞争对方都成了生死问题，所以先前的斗争就会随着已经发明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日益激烈起来。”^[5]既然商品经济就是竞争经济，那么，各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和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正如在动物界中生存竞争很大程度上是一切物种的生存条件一样。事实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其巨大的动力源泉就来自于利益驱动下的激励机制。“竞争不过是资本的内在本性，是作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而表现出来并得到实现的资本的本质规定，不过是作为外在必然性表现出来的内在趋势。”^[6]竞争对社会运行所产生的实际影响是：它迫使所有的人的全部精力都极度地紧张起来，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谁也不敢疏忽、怠慢一步；它通过剧烈的角逐，加快了社会生活的节奏，改变了传统社会的悠闲生活方式；它突出了效率优先的地位，使社会资源与社会能量得到了充分利用与发挥，加速了社会生产以及整个社会变迁的步伐；它促进了工业化和科技现代化的大力推广，谁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占取现代化的风骚，谁就要关注工业化和科技现代化。总的说来，竞争是加速社会运行的加速器。有无竞争意识、竞争能力，对能否加速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二是创新机制。商品经济下的竞争必然突出创新，这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创造的关系。“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7]因为资产阶级要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受其利益所驱动，它必然要不断变革创新。比如，要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除了提高剥削率之外，关键是要不断改进机器与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资本有机构成。又如，开拓世界市场，要求资本主义在它所到之处，对妨碍它顺利运行的一切陈旧制度都进行体制改造和技术改造，以使资本主义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得到运行的自由。因此，“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8]正因为不断的变革、创新使资产阶级获得了巨大生命源泉，因而其所开创的现代社会比以往任何传统社会都具有更大的发展动力、更强的生命活力。也正因如此，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对于这种变革、创新机制的重大作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也曾作过深刻的论述，他认为：一个工业民族，当它一般地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也就达到它的生产高峰；实际上，一个民族的工业高峰是在这个民族的主要任务还不是保持已有的利润，而是谋取利润的时候达到的。就这一点来说，美国人胜过英国人。^[9]

三是交往机制。现代社会的交往，是由利益驱动下的现代商品经济所催生出来的。有商品经济，就要有市场和交换；有交换，就要有交往。随着市场、交换的扩大，必然产生广泛的交往。普遍交往的发展，首先使整个社会以至整个世界联为一体，形成一种整体发展，因而可以大大加快社会运行。其次，普遍交往的发展使各个国家、民族都可以打开门户，充分吸取、利用现代世界的文明成果，加速自己的现代化进程。另外，普遍交往的发展，对于主体的个性、主体的活动、主体的发展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主体的性格、资质、能力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通过交往掌握社会文化而逐步形成的；主体的发展也是与社会交往的发展同步的，因为主体的发展始终离不开社会发展；至于主体的活动，无论是认识活动还是实践活动，都离不开广泛深入的社会交往，尤其是在现代科技革命条件下，离开交往，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都无从进行。因此，交往的发展，是加速现代社会运行不能离开的重要机制。从历史上看，没有一个国家是在内外封闭的情况下迈向现代社会的。这种情况在亚细亚社会的长期发展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反证。亚细亚社会大多实行的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由宗法制度所形成的村社壁垒，使整个社会犹如一盘散沙，缺乏有机的联系，因而使整个社会运行起来非常困难。虽然专制王权通过超经济强制也可以对社会起到整合、推动作用，但在专制王权作用下的社会运行是非常笨拙的、缓慢的，因为这样的社会运行基本上是被动型的，缺乏健全的运行机制和内在动力。也正因如此，亚细亚社会只能长期缓慢延续。

既然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运行机制上的差别主要是权力支配机制与利益激励机制的差别，那么，在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是否完全取消权力支配机制而突出利益激励机制就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呢？并非如此。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不可能只有一种作用机制，而是各种机制都在起作用，只不过作用的程度不同。就我国来说，在目前条件下，解决社会运行矛盾的出路不在于对这两种机制完全作非此及彼的选择，而是寻求一种能够恰当反映社会运行实际需要的主导模式。具体说来，就是要伴随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从权力支配机制为主向利益激励机制为主的转变。以利益激励机制为主，事实上已经肯定了权力机制的作用。

所谓利益激励机制，其基本内涵是：利用各经济主体的利益需求和动机，通过各种经济手段，在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有意识地调整和改变利益关系，借此激励各经济主体自觉地依照社会宏观管理的要求行事，从而保证全社会有序、协调、高效地运行。在这里，利益激励机制就渗透着权力的作用或政府行为的作用。

这种利益激励机制的内涵实际上并不是在任何社会、任何历史条件下都可以得到充分实现的，即无论在何种社会、何种历史条件下，都可以通过利益关系的改变，激励经济主体自觉地按照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客观规律行事，从而保证社会有序、协调、高效地运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发展过程中，利益激励机制一般处于较低的层次，其特点是：政府仅仅设定经济主体之间经济交往的一般利益准则，以防止各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建立经济交往的一般秩序。这种机制通常很少反映政府组织、管理经济与社会的意志和要求，其理论依据就是亚当·斯密和配第等人的“自由放任主义”以及“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的思想。事实上，健全的利益机制的内容并不纯粹是自由放任的利益调节，它不能不受政府各种经济手段的制约。正由于自由放性的利益调节所带来的直接弊端是政府很难染指和影响资源配置、产业导向，因而才有20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计划性的增强，才有国家干预的出现。这种受国家宏观调控的利益机制，显然是一种高层次的利益机制。毫无疑问，在我国现阶段条件下所应、所能建立的只能是高层次的利益机制，这种利益机制既不同于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的利益机制，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的利益机制，其内涵要丰富、深刻得多，其性质也大不相同。

从我国改革的实践以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来看，培育和建立具有上述内涵的利益机制确实是非常必要的。其一，如帕森斯所说，权力机制是以特殊主义为明显特点的，它往往以单个主体的个别行为为作用对象。与此相反，利益机制则奉行的是一种普遍主义，由政府所建立的利益条件，对全社会各经济主体都普遍适用。这既使各经济主体能够有相对平等的竞争条件，从而避免权力机制下经济主体机遇不等的现象，又可使经济主体确立稳定的预期，注重长远利益的追求。

其二，利益机制与权力机制虽然都体现政府的意志，但利益机制不像权力机制那样用纯粹的权力或行政命令来使经济主体遵循政府意志，而是把政府意志具体化为某种或某些利益目标，通过经济主体自身的利益驱动而使政府意志现实化。在利益机制下，政府意志对于主体来说，已经不是外在的强制，被动地执行，而是成为经济主体的内在追求，经济主体的行为完全由自己所决定。从表面上看，政府对经济主体的实际控制弱化了，实际上却使政府的意志与要求得到了更有效的贯彻。

其三，权力机制由于是超经济强制的，因而其发挥必须借助于各级权力机构，自上而下地作用于经济主体。这样，一方面造就了重重叠叠的行政组织机构，另一方面又给决策的科学化和信息的快速传递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与此不同，利益机制并不需要多层次的机构，经济主体完全可以根据自我接收的利益信号，按照一定经济导向和价值偏好能动地选择自己的行为；而且，在利益机制下，具体经济活动的决策主体与执行主体以及利益承受主体是集于一身的，这既避免了权力机制下的决策与实际执行相互迟滞的现象，同时又由于决策与利益的结合，大大提高了决策的科学化，减少了决策的随意性。总之，建立新型的利益机制，这是现代社会运行的需要，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现代社会的发展本质上与利益机制是协调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