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基本保证

一、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基本保证

发展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下进行的。失范的社会秩序不可能有健康的社会发展。虽然秩序对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是重要的，但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发展中国家除了含有所有国家现代化过程的一般矛盾之外，还含有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不曾有过的特殊矛盾。所有这些矛盾集中在一起，便使秩序的维持格外困难。

同发达工业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所遇到的特殊矛盾与困难主要体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1.自然与人为的冲突

历史上，西方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都是一步步地“自然”发展过来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所需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都是基本协调的。尽管不少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曾遇到过剧烈的社会动荡，如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反复较量以及国内外的连年战争，但由于这些国家有其数百年的发展历史，因而可以有相当充裕的时间来从容地化解这些矛盾，不致因这些矛盾影响现代化进程。发展中国家则失去了这种似“自然”性的条件和优势，现代化的巨大压力，迫使这些国家进行人为的赶超，由此便引发了发展中“自然”与“人为”的矛盾。如有些国家在现代化的起码前提与条件还未具备时，就匆匆启动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甚至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现代化的高速度，结果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始料未及的困难与问题。这些困难、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进而使现代化受挫。不少发展中国家就是这么发展过来的。像中东地区许多国家的发展就比较典型。这些国家虽然在独立后已经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但由于没有有效地清除部族政治、家族政治这些政治障碍以及传统宗教势力的影响，因而国内冲突接连不断，发展阻力相当之大。应当指出，我们讲“自然”与“人为”的冲突对发展中国家发展会产生不良影响，决不意味着贬低“人为”的重要作用，因为没有人为的赶超，就没有发展的巨大跃迁，就没有同发达国家现代化距离的缩短，而旨在提出，人为的赶超应当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以不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为限。要不然，人为的赶超会变成人为的破坏。

2.转型与发展的交织

就世界现代化的进程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大致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先是转型，而后是发展，即发展以转型为基础，二者表现为一个前后相继、承上启下的过程。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在17世纪、18世纪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制度变革即社会转型之后，才开始经济起飞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则与此不尽相同，虽然一些国家是在伴随民族独立实现社会转型之后开始发展的，但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则是转型与发展同时启动的，转型与发展交织在一起。因而这些国家的发展又称之为“转型发展”国家。我国目前的发展就基本上属于这种情况。“转型”是指我国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发展”是指我国正在从不发达状态向现代化转变。体制转换和经济发展同时成为我国面临的两大任务。这两大任务交织在一起，便使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尤为错综复杂，这里既有转型中的问题，又有发展中的问题。要在这双重压力下推进现代化建设，唯一正确的办法是兼顾转型与发展，使二者相对协调、平衡，力求做到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

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以改革促进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让企业具有活力。唯其如此，发展才有动力，才有后劲。所谓在发展中转型，就是要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深化改革。通过经济发展，增加了社会对改革的承受能力，改革才会减少阻力，才会不断走向深入。像我国现阶段所遇到的经济问题，如就业、社会保障、地区差别、收入差别等问题，都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得到解决。因此，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对于稳定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局动荡、社会秩序动荡，往往不是出现在一般发展时期，而恰恰是出现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时期。这是研究发展时必须注意的问题。

3.历史与现实的集结

所谓历史与现实的集结，主要是指本该在历史上就已解决的问题结果放到今天来解决，致使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集结、纠缠在一起。这种状况的出现，既增加了解决的难度，同时也容易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在这方面，迟发展国家与早发展国家显示出明显的不同。就以现代化所需的社会结构来说，早发展国家从近代以来经历的第一个重大变革就是社会结构的分化：教会与国家的分化导致世俗力量独立于宗教权力的控制；城市与乡村的分化导致城市脱离乡村的封建网络，成为经济、政治、文化的自治中心；政治与经济职能机构的分化导致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活动蓬勃开展。这些分化直接打破了妨碍现代化进程的各种社会体制障碍，使经济、社会能够快速、健康地发展。只是在这种分化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就是过度的分散需要某种力量加以协调的时候，整合的作用才变得重要起来，于是开始调整法规，社会呈现出某种形式的集中趋向。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与此相反，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多是从民族独立运动起步的，它们往往经历了多年的战争，内部的经济困难和外部的政治压力客观上都要求集中的保护作用，而分化只能在集中的保护下来进行。^[1]这样，集中与分化就叠加在一起，历时性的解决变成了共时性的解决。但是，要同时解决这两大社会结构问题，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过分的集中会使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失去应有的活力，过分的分化又难以保持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二者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牵制，这就是一个深刻的矛盾。处理不好，就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直至影响到稳定。过去我国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常常陷入“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之中，实际上就是没有恰当处理好这一矛盾的结果。要使我国现代化建设能够顺利进行，必须跳出这一怪圈。

4.期望与满足的矛盾

现代化起步的阶段，同时也是民众期望值加剧提高的阶段。尤其是在国门打开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文化、观念、意识形态因素的渗入，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强大的示范作用和社会动员作用，它能激起某种价值导向和社会情绪，影响人们的行为和社会发展进程。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最为突出的现象是民众对政府的期望比较高，这种期望不仅反映在经济领域，而且扩大到政治领域，诸如要求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保护自身利益和权利，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等。民众的这些期望在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中，本来属于一种正常的现象，而且对于调动民众的热情与干劲也是非常有益的，但是，如果期望值太高，加之引导不好，超过了社会和政府所能满足的限度，就可能产生不良的效果，甚至引起民众与政府的对立与冲突。在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常常可以看到民众的参与意识与社会政治生活民主化水平的矛盾、权力要求同法制建设不完善的矛盾等现象，这些均是期望与满足相冲突的具体表现。如果民众的期望不能有效地疏导和满足，那么社会生活就会潜藏不安定的隐患，偶有风吹草动，便可能酿成社会动乱。

5.外部势力与内部生活的冲突

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后，原来的宗主国并不甘心完全失去对这些国家的控制，它们一方面给这些国家制造主权上的麻烦，如人为地划分出新的疆界，把不同民族、种族整合到一起成为一个国家，或者把相同的民族、种族分割开来成为两个国家等；另一方面又利用国际经济联系，通过经济控制、不平等贸易和所谓的“经济合作”来达到“新殖民化”的目的。此外，为了维护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还寻找机会直接插手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事务，将发展中国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英国《卫报》1991年1月29日曾刊出评述海湾战争的《一场殖民战争的危害者和受害者》文章，说这场针对第三世界人民、捍卫西方利益的战争，采用21世纪的技术，但却是“典型的19世纪的旧式战争”，“对于美国来说，干涉的政治和推翻不顺眼的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已形成一种臭名昭著的模式：我们不喜欢格林纳达的统治者，我们就派军队去消灭他；我们不喜欢巴拿马的统治者，我们就去消灭他；我们不喜欢伊拉克的统治者，我们就派军队去消灭他。这就是美国要求我们欢迎的世界新秩序”。^[2]由此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的秩序稳定与否，不光同本国的内部原因有关，而且直接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这些国家要想快速发展，必须有一个重新独立的问题。

总的说来，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秩序和环境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安定社会环境的创立，是这些国家持续、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当然，在现代化启动和发展过程中，要求社会环境绝对不出现一点波动也是不现实的，但剧烈的动荡是无论如何要不得的。

能否保持一个良好的秩序和环境，关键是政府作用的问题。因为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原有的秩序被打乱，新的秩序还没有完全形成，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只能靠某种力量来组织、维持，这种力量主要来自政府。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直接关系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否。一般来说，政局或政府的不稳定主要是由社会的混乱秩序引起的，而政局或政府的不稳定又会反过来造成以至加剧社会的无序和混乱。因此，政府是现代化顺利推进的基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