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的合理把握

一、权威的合理把握

推进现代化进程，不能离开政府强有力的作用。但是，政府的作用不能仅靠权力，还要靠权威。一般来讲，权威需要一定的权力来加以支持和保证，但权威又是正确实施权力的必备条件。早在1872年，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就强调了权威的重要性，认为权威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必然趋势。恩格斯指出：“我们能不能——在现代的社会关系下——创造出另一种社会状态来，使这种权威成为没有意义的东西而归于消失呢。我们只要考察一下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即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就会发现，它们有一种使各个分散的活动越来越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1]“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2]实践表明，越是社会化大生产，越是现代社会运行方式，越需要权威。尤其在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如何建立和维护领导权威，这是事关成败的重要一环。因此，有必要对权威问题加以正确的认识和把握。

要树立领导权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树立正确的权威观；而要树立这样的权威观，必须走出权威认识的误区。具体来说，就是要在权威认识上划清这样两个界限：

其一，权威与权力的界限。权力是一定的职位所具有的相应职权。所谓有职就有权，就是这个意思。不管这种权力是正确行使还是错误行使，它的力量都是存在的。而且，在现实生活中，权力越是被错误地行使，它所显示的力量越是大，甚至可以被衍化为煊赫一时的特权。这种特权显然超出权力的正常界限。权威则不然，它尽管与权力有直接关系，但并不是权力的伴生物或必然产物。有权并不见得有威。权威是权力正确行使的结果，是公众对权力认可的产物。在一个国家内部，上至政府，下至一个部门、单位，如果只有权力而没有相应的权威，或者只要权力而不管权威的话，那么，权力与“垄断”、“专制”就无什么区分。纯粹以权力而不是以权威来执行领导职能，这样的领导方式难免蜕化为专制的领导方式。尽管这种领导方式在短期内对于控制社会政治局面是有用的，但对于领导和组织整个现代化进程则是不行的。

其二，权威与权势的界限。无论是权威还是权势，实际上都反映的是权力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但二者的来源不同：权势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主要来自权力居高临下的“势能”，而权威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则主要来自权力逐渐形成的威望与威信。权势可以压人，但权威不能压人。权威不是靠权力压出来的，而是靠权力得到公众的拥护而树立起来的。权势易得，权威难求。从历史发展来看，权势是同封建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而权威则是同现代社会相适应的。

在社会转型的巨大变革时期，社会发展遇到了许多与以往不同的新情况、新矛盾，社会稳定与秩序面临新的挑战，因而领导权威也日益突出。从某种意义上讲，权威就代表着领导的形象，也代表着现代化的希望。因为靠一个没有任何权威的软弱的政府来组织与推进现代化，这是没有多少指望的。因此，正确认识和理解权威，不断提高领导水平，这对于顺利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就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而言，权力危机与权威危机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但更重要的是权威危机。政府权力太大而权威太低是发展中国家一种普遍现象。为何会产生这种现象？这里有其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就历史原因来看，这些国家大都是刚刚获得独立的国家，政府的主要任务是用于平息社会动荡、解决社会冲突，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还没有形成民众公认的领导权威——领导权威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就现实原因来看，这些国家在领导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开始就面对两难困境：一方面，在一个大变动的社会中要启动和推进现代化，就必须善于利用不平常的集中手段；另一方面，这种集中手段也处于不断变革之中，总不能用一种固定不变的管理模式来对待日益变化的发展实践。这样，在集中与变革的关系问题上如果处理不好，便会直接影响到领导权威的确立，即政府能否以一个现代化领导者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转型时期，既是需要强化领导权威的时期，同时也是容易出现“权威真空”的时期。由于旧的权威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等)被打破了，而新的权威基础还没有建立起来，这样就很容易导致权威真空、领导失灵。假如一个国家长时间缺乏有效的领导权威，那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将会严重受阻。尽快克服权威危机，这是取得现代化胜利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