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社会历史的新视野

三、考察社会历史的新视野

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理论贡献，不仅仅在于它提出了多少结论性的意见和具体观点，更重要的是在于它提出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就是在考察社会历史问题时，不能仅仅从一国的视野来考虑，必须同时具有“世界历史”的眼光。这种思维方式的转换，对于正确认识社会历史，合理引导社会发展，是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按照这种新的思维方式，有关社会历史的这样几个重要问题需要作出新的解释。

第一，关于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超越问题。

按照一般的理解，社会制度的发展在特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超越(即“跨越”)的，但其所经历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则是绝对不能超越的。有时在谈及经济技术发展战略时，又认为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并不是那么刻板地排列的，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实现某种超越完全是有可能的。这两种看法自然带来一种理论上的困惑：生产力发展阶段既是不能超越的，但又可以实现某种超越，这从理论上作何解释呢？

其实，如果对上述两种看法加以深入分析的话，不难看到产生困惑的症结：关键是怎样看待生产力。即在讲到生产力发展阶段的不可超越性和可超越性时，我们究竟分别指的是何种范围、何种意义的生产力。

如果就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来讲，它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确实是不可超越的。因为生产力是一种既定的物质力量，人们只能继承它，利用它和改造它，而不能随意离开或取消它。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尤其是对于每一代生产力的“先行者”来说，都必须在继承前一代生产力的基础上“拾级而升”，而不可跳过其中的任何一代。人类不要说从石器时代无法跳到自动化时代，就是从蒸汽时代跳到自动化时代也绝无可能。

但是，如果就其某一国家、民族社会发展来看，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超越个别生产力发展阶段则是完全有可能的。何以可能？原因就在于世界历史的出现。由于科学技术与生产日益国际化，因而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产力发展就不仅受本国生产状况的制约，而且也受到全球科学技术和生产状况的影响。这种国际间的相互作用，便有可能造成不同国家、民族在生产力发展上的独特道路，即有可能使某些国家、民族利用世界先进技术的成果来实现生产力个别发展阶段的超越。这种超越之所以能够实现，正是由于世界上经济技术联系改变了生产力发展的重复性。诚如马克思所说：“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6]事实正是如此：一个国家、民族孤立地发展，必然带来的是技术发明创造的重复性，因为毫无借鉴、继承可言，一切都得从头做起；而只有在开放的世界历史条件下才会打破这种重复性，使某些国家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有可能出现跳跃，因为落后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向先进国家学习，直接吸取新的发明创造，从而绕过“重新开始”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现个别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跨越是完全有可能的。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些国家的超常发展屡见不鲜。

显然，如果不是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问题，就很难理解一个国家为什么会出现个别发展阶段的超越。从一国范围来看表现为超越，而从世界史或人类史来看则是未超越。一国的超越性是以世界已经经历过这一阶段为前提的。而且，这种超越也不可能表现为对同时代世界生产力最先进水平的超越。

第二，关于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

如果说生产力的超越主要涉及的是生产力本身的事情，那么，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则主要涉及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联系。按照唯物史观，任何社会发展都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然而，如何理解和把握这种矛盾运动，则有一个方法论或视野上的问题。一般说来，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是由该国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引起的。但是，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条件下，这种情况就变得比较复杂了。由于世界上各种联系的普遍加强，这种矛盾运动已经不完全具有“民族性”，而是更加具有“世界性”，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逐渐成为一种“胶着”状态。因此，在世界历史条件下，每一国家、民族的发展不仅取决于本国、本民族自身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社会基本矛盾的制约。虽然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但由于世界各个国家、民族的相互作用，“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7]正因如此，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民族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便形成了这个时代每一民族的国际历史环境，并造成不同民族的特殊发展道路。所以，从“世界历史”的视野来考察社会矛盾运动，这是我们选择社会发展道路时不可忽视的重要前提。

有鉴于此，我们今天讲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必须给以全面的、辩证的理解。中国的“特色”固然不是要走别人走过的老路，但这种独特并不是离开世界整体联系的独特，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大道的独特，不是与资本主义世界隔绝的独特。独特不等于孤立，不等于封闭。经济上的全球化使得各国生产与世界经济密切相联，一个国家要想真正保持经济独立性，走出一条独特的富国之路，就只能加入世界经济联系之中，注意吸收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不断增强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取胜，使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具有独立性或独特性。因此，我们所讲的“特色”是从世界历史中获得规定的，是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联系中引申出来的。

第三，关于“国情”的认识问题。

一个国家的发展，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国情。但何谓“国情”？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但恰恰在这浅显的道理之后包藏着深刻的辩证法。这里主要涉及一个内外因的确定与理解问题。

谈到社会发展，人们习惯于将国际环境与本国实际看作外因与内因的关系。一般来说，这样讲并无什么过错。但要仔细深究起来，似乎还有进一步说明的必要。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在一个国家还未进入世界历史之前，它与世界的关系是游离性的，因而其本国实际与周围的国际环境，是典型的内外因关系。但是，自从世界历史开创以来，特别是该国进入世界历史即加入世界体系以来，由于它与世界的关系已由原来的游离关系转化为整体与部分或“有机体”与“器官”的关系，因而不能把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简单地看作是这一国家社会发展的外因。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在大系统和小系统(或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之中，大系统可以看作是小系统的外部环境，然而大系统质的规定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小系统质的规定性。如果把整个世界历史同其中某一国家的关系看作是大系统与小系统的关系，那么，这一国家的“国情”显然带有世界历史的规定性。这样讲，绝不是要来抹煞内、外因之间的原则界限，也不是要完全否定国际环境的外因作用，而旨在强调，对于社会发展内、外因关系应当有一个新的认识，有一个辩证的理解。也就是说，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内、外因的界限与关系只有相对的意义，不可作绝对化的理解。

因此，要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国情”，同样应当有“世界历史”的思维方式。在这一问题上，首先应当承认，讲国情绝对不能离开本国实际，离开这样的实际来谈时代发展和全球化问题没有意义。因为不管全球化的程度多么高，它总不能离开和最终取代各个国家的发展。但是，同样应当承认，不能完全撇开世界历史的大背景单独谈论国情，因为越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世情”就越是成为“国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我们常常讲中国以至其他发展中国家自近代以来的基本国情是经济文化落后，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不利，发展的空间比较狭小，等等？这些国情并不完全是本国内部土生土长出来的，而是长期以来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关系发展形成的。如果不从世界交往的观点看问题，要准确地认识这些国家的“国情”，则是不可思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