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研究

二、经济学研究

1943年10月，马克思迁居巴黎。由于解剖市民社会本身的需要，开始把理论批判的对象由“副本”转入到“原本”，潜心研究经济学。在巴黎期间，马克思先后仔细阅读了斯密、李嘉图、萨伊、西斯蒙第、斯卡尔培克、穆勒、特拉西、舒尔茨、麦克库洛赫、布阿吉尔贝尔等15位作者的19部经济学著作，做了许多摘录和笔记，写了许多评论，这就是著名的《巴黎笔记》(现保存下来的有7个笔记本，其中5本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关)。笔记虽然没有专门探讨“世界历史”问题，但在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事实上提出了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有关世界历史的看法，从而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积累了宝贵财富。

在充分体现《巴黎笔记》研究成果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主要是用异化劳动理论来考察社会历史问题的。由于他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劳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把社会历史归结为劳动异化和扬弃这种异化的过程，因而合乎逻辑地把生产劳动看成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自然也看成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2]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将世界历史归结为某种精神力量创造物的观点，为科学地说明世界历史的成因及其发展找到了一个正确的出发点，尽管这一出发点还需要加以科学的规定与完善。

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理论出发，具体研究了各种经济现象的形成及其本质，并在研究过程中探讨了它们在形成广泛社会联系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是对货币与世界历史关系的分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货币》章中，马克思首先从货币的本性研究起，认为“货币的特性就是我——货币持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3]，“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4]而后又从货币的本性引发出它的实际作用：“如果货币是把我同人的生活、把我同社会、把我同自然界和人们联结起来的纽带，那么货币难道不是一切纽带的纽带吗？因此，它难道不也是普遍的离间手段吗？它既是地地道道的使人分离的‘辅币’，也是地地道道的结合手段；它是社会的化合力。”正因为货币具有这样的化合力，所以马克思同意莎士比亚这样一种看法，即货币“是人们和各民族的普遍牵线人”。^[5]在这里，马克思虽然不是直接论述货币与世界历史形成的关系，但实际蕴含了货币对于促进广泛的社会联系以至世界联系的作用的思想。

其次是对资本和私有财产打破地方限制作用的分析。马克思一方面看到异化劳动对人性的扭曲，另一方面又用历史性的眼光来看待工业资本家与土地所有者的关系。“从现实的发展进程中(这里插一句)必然产生出资本家对土地所有者的胜利，即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胜利，正如一般说来运动必然战胜不动，公开的、自觉的卑鄙行为必然战胜隐蔽的、不自觉的卑鄙行为，贪婪欲必然战胜享乐欲，公然无节制的、圆滑的、开明的利己主义必然战胜地方的、世故的、呆头呆脑的、懒散的、幻想的、迷信的利己主义，货币必然战胜其他形式的私有财产一样。”^[6]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肯定了资本和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于战胜封建主义、开创世界历史的重要意义。在接下来对私有财产本质的分析中，马克思进一步明确认为，资本和私有财产的发展打破了封建土地关系的地方性的、民族性的限制，“从而使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发展起来”。^[7]

再次是对动产与不动产对世界历史影响的分析。所谓动产，主要指工业资本；所谓不动产，主要指封建地产。在封建社会，不动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动产则取代不动产的地位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霸主”。此时的土地所有者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土地所有者，而是“通过租地农场主本质上已变成普通的资本家”。^[8]当然，不动产与动产总是不会轻易忘记对方的出身和自己的来历的，因而相互攻击。但是，马克思认为，动产战胜不动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就二者的地位来说，动产更能显示工业和运动的奇迹，它是“现代之子、现代嫡子”，因为“与资本不同，地产是还带有地方的和政治的偏见的私有财产、资本，是还没有完全摆脱周围世界的纠缠而回到自身的资本，即还没有完成的资本。资本必然要在它的世界发展过程中达到它的抽象的即纯粹的表现”。^[9]资本或动产为什么会具有这样的世界性和超越性？或者说，为什么会表现出这样的抽象性和纯粹性？马克思借用国民经济学的表述认为：“据说，动产已经使人民获得了政治的自由，解脱了市民社会的桎梏，把世界连成一体，创造了博爱的商业、纯粹的道德、温文尔雅的教养；它给人民以文明的需要来代替粗糙的需要，并提供了满足需要的手段。”^[10]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工业资本战胜封建地产的历史。从历史上来看，“地产是私有财产的第一个形式，而工业在历史上最初仅仅作为财产的一个特殊种类与地产相对立，或者不如说它是地产的被释放了的奴隶”^[11]，而到了近代，工业资本或工业财富则成了“私有财产完成了的客观形式”，即典型的形式，“只有这时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的力量”。^[12]所以，世界历史的出现是与资本的发展相伴而生的。

此外，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关系的研究，开始意识到“工人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密切关系，从而以一种“世界历史”的眼光来关注工人阶级的命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不仅把私有财产理解为异化劳动的结果，而且还论证了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乃是消灭私有财产的重要条件：“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13]这一思想实际上已经触及到马克思后来所表述的一个重要观点，即“共产主义”与“世界历史”不可分割的观点。

《巴黎笔记》虽然没有专门阐述“世界历史”问题，但在其经济学探讨中大大深化了对世界历史的认识。马克思已经逐渐在社会生活的深层领域——经济领域——找到了世界历史的真实联系，这就为他形成科学的“世界历史”思想作了理论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