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俄国公社发展道路探索的历程

二、对俄国公社发展道路探索的历程

马克思对俄国公社的研究，并非始于晚年，实际上从19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早在1853年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中，就曾谈到俄国公社的问题^[4]，而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俄国公社的看法不断深化。不过，在70年代之前，马克思基本上把俄国公社与其他国家农村公社等同看待，认为俄国公社没有什么特殊性。在读了毛勒关于德国的马尔克乡村制度的近著之后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还说：“我提出的欧洲各地的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都是原始形式，这个观点在这里再次得到了证实。这样，俄国人甚至在这方面要标榜其独特性的权利也彻底丧失了。他们所保留的，即使在今天也只不过是老早就被他们的邻居抛弃了的形式。”^[5]而且，“这种公社里的一切，直到最细微之处，都同古日耳曼公社完全一样”。^[6]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认为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非西方社会农村公社的解体是不可避免的，其他公社的命运也就是俄国公社的命运。在马克思看来，俄国社会要有所前进，必须在俄国有一场革命。为此，他在俄国农民改革前后，对俄国的农奴运动给予极大关注，认为“俄国的农奴解放运动……很重要，因为它标志着这个国家的一段国内历史的开端”。^[7]

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马克思对俄国公社有了新的认识。造成这种变化的契机，就是《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俄国人准备将其翻译成俄文出版。这一事件使马克思与俄国学者和活动家有了更多的往来，同时也引起他对俄国更大的关注。另外，在研究和整理《资本论》后两卷时要涉及地租，为此就必须研究各国的土地所有制和土地关系。所以，马克思指出：“我发现有必要认真学习一下俄文，因为在探讨土地问题时，就不可避免地要从原文材料中去研究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关系。”^[8]

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俄国公社的认识逐渐加深。马克思研究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经济学著作，也研究了丹尼尔逊寄来的各种关于俄国公社的材料，从各种材料钻进去之后，疑问自然而生。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关于俄国公社可以在发展中保存下来，不必经过资本主义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非常重视，从这些人的观点中觉察到俄国公社与其他公社有所不同。此时，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者瓦格纳为了反对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集体所有制决议而写了《土地私有制的废除》一书，其中引证了契切林一系列有关俄国公社土地占有制的观点，认为农奴制和农村公社有着密切的联系，农奴制的废除引起了公社的瓦解。这些观点引起马克思研究俄国公社土地所有制历史起源问题的兴趣，于是在1873年3月22日给丹尼尔逊写信提出疑问：“这个制度在所有其他国家是自然地产生的，是各个自由民族发展的必然阶段，而在俄国，这个制度怎么会是纯粹作为国家的措施而实行，并作为农奴制的伴生现象而发生的呢？”^[9]因为马克思以前认为公社在所有的国家都是一样的，是自然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俄国公社是否像契切林所讲的那样，只是作为国家措施而施行，作为农奴制伴生现象而发生的吗？俄国公社究竟是怎么起源并将如何发展呢？这一问题的提出，促使马克思进一步研究、思考。

在新的研究过程中，马克思认识到俄国公社与西方其他公社确实不同，它的形成和发展有自己的特点，其未来发展也可能有自己独特的道路。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在《资本论》法文版中，将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明确地限于欧洲各国。这一思想又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得到了清楚的表达。就在同一封信中，马克思阐明了对俄国社会发展新的看法，明确指出：“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10]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信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对俄国社会的发展提出了一种新设想，更重要的在于它确立了探讨具体社会发展道路的方法论原则，因而更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从信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俄国公社未来发展道路的看法和表达是比较含蓄的，并没有作出一个明确的判断和结论，但其思考问题的方法却是非常清晰、明快的，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在纠正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的错误解释过程中，马克思实际上表述了从世界历史观的高度来理解和把握具体社会发展道路的重要方法论：其一，对于《资本论》中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论即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不能超出西欧而任意扩大适用范围。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1]其二，西欧的道路并不就是其他国家因循的道路。因为每个国家的情况都是特殊的，很难共同走一条“一般发展道路”。“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12]其三，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必须注意处理好“极为相似的事情”与“不同的历史环境”的相互关系。因为极为相似的事情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13]在这里，马克思重点突出了“历史环境”的作用，反对机械套用一般发展模式，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四，各个国家、民族应该而且必须走不同的发展道路，但走的最后结果则是“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14]这里又重申了未来社会主义的两大规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使社会主义的追求有一个共同的、确定的目标，不致因为发展道路、发展方式的不同而降低目标的标准。

1879年到1881年间，马克思摘录了大量的古代社会史笔记，特别是对俄国学者马·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所作的摘要，使他对公社的起源和发展有了清楚的认识，从而形成了对俄国农村公社的正确看法。这些看法主要反映在1881年2月至3月间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四个草稿里。

在复信及其草稿里，马克思对于俄国公社前途命运问题的回答同样是审慎的，但所作的具体分析表明，他对俄国公社发展的认识还是大大深化了。与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不同，马克思在这里不是一般地谈论考察具体社会发展道路的方法论，而是用这种方法论具体分析俄国公社的内部条件和历史环境，从而对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作出了详细论证。

马克思认为，正像地质的形成依次经历过原生的、次生的、再生的形式一样，原始公社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并表现为不同形式，俄国公社就是“古代社会形态的‘最新形式’”。俄国公社未来怎样发展，发展结局如何，不能抽象议论，必须注意“它的构成形式和历史环境”。^[15]就其构成形式来看，俄国公社具有这样几个特点：(1)它是最早的没有血缘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联合。(2)土地公有。公共的土地是不准转卖的公共财产，定期在公社成员中进行重新分配，各家庭独立地耕种分到的土地。(3)在农村公社中，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归公社社员私有。(4)产品私人占有。(5)动产私有权已出现，不动产的私有权正在萌芽。因此，俄国公社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公社摆脱了牢固而狭隘的血缘关系，扩大了对外交往和联系，同时又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这就使公社具有牢固的基础。另一方面，各个家庭单独地占有房屋和园地、耕地的小块经营和产品的私人占有，既促进了个人的发展，也使得经济与社会的平等受到破坏，并促使公社逐渐解体。公社本身这种二重性，既是它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源泉，同时也是它走向瓦解的破坏性因素。那么，俄国公社未来的结局究竟如何呢？这要看二者的发展状况。“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只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先验地］说，二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需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16]

所谓俄国公社的“历史环境”，主要指其外部环境，即公社所处的世界历史环境。在马克思看来，俄国公社所处的历史环境与西欧公社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是不同的，其特点是：第一，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资本主义生产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这就为公社提供了向资本主义生产学习的机会，可以把资本主义长期发展所积累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吸收过来。第二，它与世界市场相联系。借用世界市场的力量，可以获得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从而加快发展的进程，以至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如果‘社会新栋梁’的代表要否认上述现代农村公社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末，可以问他们，俄国为了获得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呢？也可以问他们，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股份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17]第三，它度过了没有被资本主义触动过的时期。它不像印度公社那样，成为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而是欧洲唯一在全国范围内保存完好的公社，这就避免了公社的畸形发展。第四，西方资本主义经历了多次危机，表明这个社会制度同生产力的发展是不相容的，其存在是暂时的；而发达国家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正在力求打碎私有制的枷锁，以合作生产来代替资本主义生产，以“古代”类型所有制的最高形式，即共产主义所有制形式来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这就为俄国公社的新生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良机。

依据公社构成形式和历史环境的分析，马克思得出这样的看法：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

然而，马克思在论述俄国公社实现“跨越”的可能性的同时，也看到了跨越的不利因素。除了公社二重性中私有因素的存在和发展之外，公社本身也面临着危机。这主要是指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给公社带来的重大影响。国家借助于政权力量压迫农村公社，使公社处于不正常的经济条件下；国家力量对农民不断进行剥夺，超限度地从农民那里索取他们的农产品，使农民负担增加，困苦不堪；国家靠牺牲农民的利益而发展资本主义的一些部门，丝毫不发挥农业生产的潜力，使得地力耗尽，生产下降；国家还客观上帮助那些吮吸着农村公社本来已经涸竭的血液的资本主义寄生虫发财致富。所有这一切，都加剧了公社的危机。

面对这种情况，俄国公社的出路何在？马克思明确地指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18]因为只有革命才能消除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才能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的条件，才能医治它蒙受的各种创伤。除此而外，别无他途。因此，“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19]

这一思想在给查苏利奇的信中提出后，又在1882年1月《〈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作了更明确的阐述，并且把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除了迅速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俄国公社这种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所有制形式呢？还是必须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0]

通过俄国革命与西方革命互补的方式实现跨越的思想，完全是建立在对俄国自身条件和所处历史环境的分析基础之上的。因为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还占统治地位时，俄国仅凭自身的条件，很难突破资本主义的重围，单枪匹马实现共产主义；而且，在世界资本主义处于危机状态时，如果没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这种跨越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当俄国革命引发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并且互相呼应、互相补充之时，整个资本主义统治才能被推翻，俄国公社才能真正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