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双重属性

二、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双重属性

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有它特有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深深植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由文化传统积淀孕育而成，因而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基础和依托，民族精神则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民族文化中的主导精神。既然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母体和依托，那么，要理解民族精神与全球化的关系，必须首先把握民族文化与全球化的一般关系。事实上，全球化正是通过对民族文化的作用而影响民族精神的。

就文化视角来说，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直接根源于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正是文化的这双重属性，造成了文化的民族性发展和世界性发展。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够融入世界文化发展大潮，就源于它本身所具有的世界性；民族文化与全球化之所以会产生冲突与融合，就源于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内在矛盾。民族精神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发展方式与历史命运，是同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及其相互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世界文明体系中，每一种文化都有其明显的民族性。首先，从其产生来看，每种文化都是特定民族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特定的自然环境、社会历史条件和活动方式中形成的。不同的环境、条件和活动方式，造就了不同民族文化各自独有的风格、特征。如受自然环境与生活方式的影响，汉族人多崇拜土地神、五谷神，原始艺术多与土地、河流、气候和农业有关；希腊人崇敬海神，碧波大海成为爱与美的神灵诞生的摇篮；而草原上的牧民则往往会向神灵祈求水草的丰盛与畜群的繁盛，等等。其次，从其具体内容来看，每种文化都是对特定民族社会生活的反映。一个民族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既是该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又是其发展的动力之源。“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7]由于特定的社会生活实践构成了民族文化的源泉，因而这种实践方式的每一次变革必然会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从而使文化生产的内容发生相应的变革。再次，从其表现形式来看，每种文化总是通过不同的风俗习惯、民族感情、民族语言、民族宗教、艺术风格等形式得以具体表现的。这些民族形式最明显地体现了文化的民族性。例如，“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正象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一样”。^[8]掌握了一种语言，就意味着取得了“进入”一种民族文化的通行证。又如作为文化最抽象形式的哲学，其民族特色也非常明显。不同的民族有其不同的哲学。东方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即使同属东方哲学，中国哲学也不同于日本、印度和朝鲜哲学；同属西方哲学，欧洲大陆哲学也不同于英美哲学。

每一种文化不仅具有民族性，而且具有世界性。世界性即指文化的共通性和普遍性。不同的民族文化尽管千差万别，但总是包含着某些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和文化精神，因而具有共通性；不论哪个民族的文化，作为人所特有的把握世界的方式，都要遵循同样的规律，坚守文明大道，因而具有普遍性。文化的共通性和普遍性是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条件，是人类文明共同进步的动力。

文化的共通性和普遍性，根源于社会实践的普遍性品格。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处于怎样的环境、条件，都必须首先以一定的方式解决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问题，必须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生产实践中所要解决的矛盾及其解决方式往往具有普遍性，这就使得不同民族可以交流、探索。文化的共通性和普遍性就是在解决实践中这些共同的矛盾的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正因为实践活动具有这样的品格，因而不同的民族即使在没有相互沟通的情况下也可能通过对实践矛盾及其发展规律的探求，得出基本相同的看法，进而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例如，美国历史学家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通过对北美印第安人的独立研究，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9]恩格斯指出，“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上古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10]伴随人类实践活动范围的扩大和实践活动方式的改变，文化的普遍性也会不断增强。各种文化事实上都起源于对实践以及实践过程中人的存在和发展各种重大问题的思索和解决，各自从不同侧面体现着对人类发展的现实关切和价值关怀。

交往作为实践活动的重要方面，对于文化世界性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特别的意义。交往的普遍性必然增进文化的普遍性，从而缩小各民族文化的差距，使各民族文化相互理解和沟通的内容日益增多。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间的交往扩大到世界范围，形成了世界性的普遍交往，民族历史也由此转变为世界历史。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1]这里所说的“文学”，实际上就是指由科学、艺术、哲学、政治法律思想等构成的观念形态文化。文化的世界性就来自交往的普遍性，因为交往的普遍发展消解了民族文化之间的隔膜，使各民族文化可以相互了解与沟通，从而逐渐被赋予世界性的内涵。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不仅使各民族的现代发明成果迅速广为流传，获得普遍的意义，而且使许多富有民族特色的古代文化成果经过交流、传播，获得永久的世界历史性价值。

全球化的出现和发展，使文化的世界性特征更为凸显。随着世界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交往也日益密切。特别是数字化、网络化以及各种大众传播媒介的快速发展，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手段，使各民族的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以至使各个民族的文化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像今天这样联系如此紧密，渗透如此深入。然而，文化世界性的增强，并不意味着文化民族性无足轻重，更不可能排斥和取消民族性。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是世界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都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发挥着独特的功能。本尼迪克特曾指出，人类文化好比“一条巨大的弓形弧”，“一种文化之所以能保持自身的同一性而存在，正因为它选择了这条弧中的一部分内容。世界各地的每一种人类社会，都在其文化制度方面作出这样的选择”。^[12]如同自然界需要多种多样的生物、物种才能保持生态平衡一样，世界文化的正常发展也有赖于多种文化的存在及其相互影响。

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既不是相互对立的，也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的。一方面，文化的世界性存在于文化的民族性之中。失去了文化的民族个性，文化共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不存在独立于各种民族文化之外的世界文化。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性包含着文化的世界性。不同民族文化在展示自己个性的同时，都以某种方式体现出文化的共同性和世界性的蕴涵，完全不包含、不体现人类文化共性的民族文化是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的。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推动文化发展与进步。

正确把握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相互关系，对于推进文化健康发展有其重要意义。既然文化的世界性存在于民族性之中，那么，文化的发展必须是多样化的发展，不能以一种模式取代各种文化的丰富个性。在文化领域，没有了差异，没有了竞争，也就没有了生机活力，自然也就没有了整个人类的文化进步。既然文化的民族性包含并体现着文化的世界性，那么，民族文化的发展又必须融入全球化的大潮，自觉参与世界文化交流与合作。只有在与世界各种文化的积极交流和对话中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竞争力，才能真正保持住民族文化的自主性。

在全球化条件下，既要使民族文化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又要使民族文化适应全球化的大潮，这确实是一个新的课题。这一课题解决得如何，对民族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首先应当肯定，全球化并不等于同质化。没有民族文化的独立，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恩格斯指出：“欧洲各民族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只有当每个民族在自己家里完全自主的时候才能实现。”^[13]然而，如何才能卓有成效地保护民族文化的独立？民族文化的独立固然不是要依附于其他外族文化，尤其是强权文化，但这种独立又不是离开世界文化整体联系的独立，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大道的独立，不是与全球化隔绝的独立。独立不等于孤立，不等于封闭。全球化的特点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发展必然是一个世界性的过程。全球性的文化互动使得各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密切相联，一个国家要想真正保持文化独立性，走出一条健康的文化发展之路，就只能通过开放，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不断增强自己的文化竞争力。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文化舞台上取得强有力的发言权，才能切实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因此，民族文化的独立与对全球化浪潮的适应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总的说来，在全球化条件下，无论是民族文化的维系，还是民族文化的传承与积累，都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作为民族文化核心和灵魂的民族精神，其发展必须适应这种新的变化。也就是说，今日民族精神的发展，并不仅仅是“民族”的事情，同时也是“世界”的事情，不可能离开世界孤立地寻求民族精神的发展。而且，全球化不仅是民族精神发展的一种环境和条件，同时也是当代民族精神内涵的一种内在要素或内在规定，它在内容上、基本构成上深刻地影响民族精神的发展。因此，在民族精神发展问题上，必须充分注意当代民族精神发展的新特点，对全球化予以积极的关注。一方面，要注意研究全球化给民族精神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自觉应对挑战，以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同时要充分吸纳当代全球化所形成的有益的文化精神，充实和完善自己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推进民族精神的发展，应当有新的全球思维方式。这就是在考察和探索民族精神发展时，应当有全球的视野，不仅注意“国情”，而且关注“世情”，自觉按照全球化的发展规律来看待和推进民族精神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