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进程中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

三、在全球化进程中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

历史跨入21世纪之际，我国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伴随全球化的发展，我们不仅要迎接全球化的各种挑战，而且要推进我们自身的改革与发展；不仅要进行各种体制的改革，而且要实现整个社会的转型；不仅要加快传统工业化的进程，而且要迎头赶上新型工业化的浪潮；不仅要加快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要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所有这一切，都突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没有这样的精神支撑，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无实现的可能。因此，今天讲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恰逢其时，极为重要。

应当看到，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极大地唤起了民族热情，振奋了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自豪，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令世人刮目相看。中华民族精神确实显示出巨大的感染力、吸引力、凝聚力。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在全球化、现代化以及市场浪潮的冲击之下，我国的民族精神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其存在的问题是不可忽视的：

其一，人文精神程度不同地遭到削弱。在市场利益的驱动和西方一些消费文化的刺激下，不少人更倾注于现实的功利追求和感官享受，满足于生活的物欲宣泄。而这种人生的感性化和平面化，客观上又导致人的精神追求上的肤浅和低层次，从而淡化人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早在20世纪之初，鲁迅就曾经深刻揭示了因物欲膨胀、精神委顿所造成的社会病态，指出如果只注重外表，不问内心，只取物质，遗弃精神，芸芸众生为物质欲望所遮蔽，社会将憔悴，进步将停止，一切欺诈虚伪的行为就会乘势萌生，人的精神光芒就会趋于暗淡。鲁迅先生意味深长的话语，今天仍然不失为警世之言。

其二，文化格调出现扭曲。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大众文化不断呈现发展的势头。应当肯定，大众文化的出现是一种文化进步。它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形成文化产业，有利于打破旧的文化模式、文化体制；它更贴近大众的生活，满足他们对一般知识的获取和闲暇的享用；它借助现代传播媒介，使文化具有更大的社会共享性，从而使文化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成为多数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它可以通过文化知识的传授和娱乐、消遣的方式，使某种时代精神或文化精神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和表达。但是，也要看到，由于流行的大众文化受西方消费文化的影响较大，而且主要受市场规律支配，因而文化格调受到较大的扭曲，文化价值出现了弱化。在大众文化面前，任何严肃的文化、高雅的文化，任何崇高与理想，都会变得“斯文扫地”，受到冷落与冲击。而且，大众文化仅仅把文化作为娱乐、消遣的方式，否定和轻视文化的思考性、启迪性和教育性功能，这种娱乐、消遣性质的盲目扩张，必然会导致某种程度的低俗化倾向，进而造成消费者精神生活的单调平庸以及消费者人格的片面化。

其三，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出现迷惘与困惑。在传统体制和封闭的环境里，人们的思想、观念倒是相对一致的，但那是以抑制人们的思想自由为代价的。伴随改革开放和新旧体制的转变，不少人从过去的“精神王国”走出来之后，在精神生活里又陷入了混乱与迷惘：理想主义不神圣了，崇高信仰动摇了，精神世界走向无序。与此相应，在价值观念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范，“自我”的膨胀越来越明显：为了实现我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为了达到我的目的，可以为所欲为。许多合理的价值准则受到了嘲讽和戏弄，不少崇高的东西遭到了鄙视与践踏，人世间的真善美失去了往日的光辉。人们不禁为此发出一阵阵感叹。

总之，今天突出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培育，这是社会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要有效地应对全球化，顺利地推进现代化，必须加强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培育。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在全球化进程中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由于民族精神始终是在民族文化的母体中存在和发展的，因而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里仅就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提出一些原则性的意见。

1.提高“文化自觉”。有没有文化自觉，对于回应全球化至关重要。失败与挫折往往落于那些无思想准备的民族手里。强调文化自觉，事实上就要求突出文化的“民族意识”或“主体意识”。民族意识不过是民族利益的抽象表达和观念反映。只要有民族利益的存在，就有这种意识存在和发展的理由。现在无论在网上还是在市场上，文化战所争夺和捍卫的并非仅仅是纯文化，而实质上是民族的经济与政治利益。既然民族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就无需讳言文化的民族意识。

民族意识作为文化自觉的要义，首先有赖于民族“自我意识”的增强。每一个民族当然是一个独特的“我”，但并非任何民族都有一个清醒的“自我”。为什么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逐渐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为什么这些国家日益蜕变为西方文化的游乐园？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精神上丧失了“自我”。一旦失去这种“自我”，其结果必然是不知不觉地跟着西方文化随波逐流，最后一步步走向文化殖民。如果此时再来谈论民族文化的发展，不过是天方夜谭。当然，突出自我意识，并不是要排斥全球意识。正像一个人的“自我”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意识到一样，一个民族的“自我”也只有借助于“世界历史”之镜才能得到真正认识。没有对全球化的充分理解和把握，就很难滋生出关于“我”在世界的存在及其价值的自觉意识。

增强民族意识，实现文化自觉，还有赖于“危机意识”的强化。全球化条件下的文化互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最大危机可能是文化的“认同危机”。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曾用“文化上的精神分裂症”来形容那些文化上无所依归的民族的精神状态，不管其用意如何，这种状况确实是存在的。从文化上的精神分裂走向民族心理上的分裂，将是这些国家、民族发展的最大悲哀。要走出这种困境，必须唤起民族的忧患意识；要唤起忧患意识，又必须从自我反省开始。因为真正可怕的不是西方文化的威胁，而是我们自身的麻木不仁。在文化上不能自觉发现问题，就不会有求改进；没有改进，也就不会变被动为主动。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谁能发现问题，谁就先胜一筹。

2.调整文化心态。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人们的心态非常复杂。在我国，有人欢呼中国文化将进入新的繁荣，有人则悲叹中国文化正遭受重创，也有人认为中国当代的文化逐渐走向“后殖民文化”。不同的意见当然可以讨论，但要引导文化健康发展，必须克服情绪化的偏见，健全文化心态。这就是要用一种理智的、客观的眼光来看待全球化条件下的民族文化发展。健康的文化心态，应该是开放的、发展的、平等的、互相尊重的。任何以全人类的名义大行其道的“文化霸权”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一概拒斥西方文化的“唯我独尊”也是需要克服的。我们必须坚持文化的民族性，这一点丝毫不能含糊，因为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但是，对于民族性也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何谓“民族的”？取消原有的民族界限固然荒唐，而固守狭隘的民族主义也非合理。民族化本身就含有世界化的规定。自觉使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实际上就是一个将世界的东西民族化、把民族的东西世界化双向并进的过程。

在这里，应当正确区分文化孤立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界限。在近年来的文化讨论中，这两种理论倾向常常混在一起，以至模糊了人们的视线。其实，二者仅有表面的相似，而实质上是不同的。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批评是在全球化语境中，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出发为自身的文化特点寻求定位，旨在推翻西方文化霸权对发展中国家文化的殖民统治，像以赛义德、斯皮瓦克等人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大致如此。文化孤立主义则是无视历史的发展，无视全球化进程中各个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只刻求于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修复、构造自己的文化原型。这样一来，就必然导致文化上的排他性，排他的结果只能是回避挑战，畏惧变革，最后导致本民族文化的停滞、衰微。因此，校正文化心态，增强文化上的心理适应能力，这是推进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一环。

3.推进文化整合。在全球化条件下，各种文化蜂涌而至，不出国门就卷入了国际文化“漩涡”。这种错综复杂的文化格局给民族文化发展带来了无序的干扰，客观上要求文化整合。

文化整合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谁来进行整合？或者说，谁来“整合”谁？这实际上涉及一个整合的主体问题。应当说，不管全球化的形势发生怎样的变化，文化整合的主体绝不可能只是西方文化，也不可能是所谓的“全球文化”，而只能是自己的民族文化。失去主体的文化整合事实上不成其为“整合”，毋宁说是“被同化”。过去要做“化外之民”的思路固然不可取，但要沦为“外化之民”的结局也不能轻意接受。正确的主张应该是以我为主，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无论怎样整合，最后的结果总不能失去了民族性、丧失了民族特色。

与整合的主体直接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整合的标准，即以什么样的文化标准来整合。虽然民族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文化整合的主体，但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民族文化又具有不同的内涵。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讲的民族文化，决不是一般的传统文化，而主要是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要说文化整合，只能按照这样的文化标准来进行。凡是符合这种文化要求的就应该吸纳，凡是与之对立的就应该拒绝，一切都要接受这一标准的检验。不如此，整合是难以顺利实现的；即使勉强得到了整合，其发展也可能是跛足的。在这里，应当特别提起注意马克思考察社会有机体的方法论思想。马克思认为，社会“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14]这一思想实际上提出了社会有机体活动的两条基本原则：一是使各种要素“从属于自己”的原则，一是使“器官”不断创造、完善的原则。这两条原则同样适用于文化整合。文化整合不是把各种文化因素(包括残留的因素、外来的因素等)简单地组合在一起，而是有主有从，突出消化吸收；文化整合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即文化结构不断重组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各种文化因素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得到新的调整，同时新的文化因素应运而生。研究这些特点、规律，对于把握和实施文化整合是非常重要的。

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整合往往是和文化冲突相生相随的，并且是在不断冲突中进行的。这样，自然又遇到如何对待整合与冲突的关系问题。不容否认，目前的世界文化交流确实是不和谐的，其间充满着文化冲突，但是，对于冲突也不能仅仅作消极的、否定性的理解。从一定意义上说，有冲突、有碰撞，才有文化的火花，才有思想的活力。正是在碰撞、交流过程中，可能包藏和萌发着民族文化新的发展生机。从文化交流史来看，民族文化的更新与创造往往是由外部的刺激引起的。异质文化的碰撞对于文化自身的发展有其重要的意义，有时还会催生新文化的降临。我们虽然在文化冲突问题上不主张浪漫主义，但还是要求以一种理性的方式来看待和应对文化冲突问题。正确的主张应该是：既要使文化冲突保持一定张力以求发展，又要警惕过分的冲突导致民族文化的萎缩。为使文化得以有效的整合和快速的发展，必须注意把握好这一分寸。

4.促进文化创新。民族文化的兴衰，全在于创新与否。看一种民族精神的气质和活力，主要看其创新意识的强弱；看一种民族文化的发展程度，主要看其创新能力的高低。创新成为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的不竭动力。全球化所导致的国际文化竞争的加剧，使得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日益成为一个国家文化竞争力的关键性因素。培育民族精神，重在培育创新精神；培育创新精神，重在文化创新。

民族文化发展虽然是以传承为主线的，但传承决不是把过去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拿来用于现在，而是需要经过提炼改造。这样，否定便成为传承的必要环节。这里所讲的否定，并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以扬弃的形式保持了传统文化的肯定因素。传承就是要有所超越，有所创新。没有否定性作为媒介，文化发展就只能在原有的水平上踏步，就不可能在新的起点上得到传承。事实上，一种文化要想生存下来并持久地延续下去，就必须不断自我更新，以适应现实的需要。也只有这样的创新，才能促进社会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各种文化的内在民族精神不断展示自身创造力、生命力的过程。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之所以在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取得了加速的发展，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受益于西方社会从古希腊开始就形成的理性的民族精神。古希腊理性文化经过亚历山大帝国的“希腊化”运动，又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的弘扬，在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成为西方主导性的理性文化，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民族精神的基本特征，对于西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的文明，在其五千年发展史中，历经磨难，百折不挠，其顽强的生命力就来源于其特有的中华民族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许多国外思想家都感到十分敬佩。“中国——东亚文明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稳定性和安定性，这是一种绝无仅有的、令人惊叹的伟大统一力。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15]

在当代中国，文化创新应在时代的高起点上，以内容形式的改革创新增强文化的吸引力、感染力，以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增强文化发展的活力、动力，以传播手段的改革创新增强文化的控制力、影响力。通过这样的文化创新，不仅可以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而且可以提升整个民族精神，从而促进社会发展。

5.从实践中吸取智慧和营养。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时代性。体现时代性，是任何民族精神得以延续传承、振兴发展的必然要求。一种民族精神如果不能应时达变，必然会遭受冷落和淘汰。历史上一些曾灿烂于世的古代文明，之所以从辉煌走向衰落，其主要原因就是在文化精神上没有适应时代发展潮流。民族精神只有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拓展其时代内涵，开辟出新的生长点，才能使民族精神注入新的活力。体现时代性，增强现代性，最重要的是立足现实，从实践中吸取新的智慧和营养，不断丰富自身内涵。民族精神的智慧和营养的源泉最终来自社会实践。正是实践的各种创造，为人们提供了鲜活的经验和智慧；正是实践发展的需要，呼唤和催生出新的精神和观念。例如，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就要着力培育平等观念、主体观念、民主观念、自主观念、法制观念等顺应历史潮流、反映时代精神的新人文精神；要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就要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核，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相衔接的现代文化精神。保持民族精神旺盛的生命力，迫切需要从社会实践中开掘出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总的说来，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必须加强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