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哲学观与现代西方哲学

(三)马克思的哲学观与现代西方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的命运随着马克思主义实践运动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升降起伏而变化，这也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性理论的特征。与此同时，马克思的理论著作也作为一种语言的现实和社会的实在而存在，任何真正的哲学理论创造都不能回避马克思的哲学理论贡献，都必须在与它的对话和交锋中检验自己理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我们可以说，通过马克思可以走向各种现代西方哲学，绕过马克思只能走向坏的哲学，走向已被马克思颠覆的传统哲学。马克思的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观是现代西方哲学的真正起点，而现代西方哲学中真正的理论成果也可以帮助我们更为透彻地理解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的内涵和意义。

马克思内在于实践的理解事物和世界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终结了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有效性，使“独立的哲学”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因而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颠倒。在马克思哲学观出现约五十年后，英美哲学在与新黑格尔主义的斗争中发生了所谓“分析革命”，并由逻辑实证主义打出“拒斥形而上学”的旗帜，开始了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全面批判，从形而上学产生的心理根源，到形而上学对逻辑的混淆和语言的误用，再到维特根斯坦所谓的对“语言游戏规则”的误解，分析哲学以其精巧的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指出了形而上学的诸多谬误，为摧毁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提供了许多似乎无可怀疑的论证。但后来分析哲学的发展却不断揭示出自身包含的形而上学教条，如奎因所说的“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罗蒂所说的对“逻辑和科学的崇拜”，以及真理符合论的教条，等等，分析哲学显示出某种程度的形而上学复归。在分析哲学运动的这种反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分析哲学具有形而上学的残余，因而它注定不能真正克服形而上学。分析哲学的一个根本失误就在于寻求隐蔽的绝对确定性，并由此达到对逻辑和科学的盲目崇拜。无论是对逻辑真理的分析性、必然性、先天性的论证，还是对科学真理的证实或证伪原则的信赖，分析哲学家们都在力图拒斥形而上学中保留着的形而上学的永恒、绝对真理的信念。分析哲学所寻求的绝对确定性是意识中的确定性和理论的确定性，因而它并未脱离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框架和视野，只是把确定性的理论形式从哲学转到逻辑和科学而已。

在我们看来，分析哲学最有意义的成果是最接近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的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尽管我们从来没有看到维特根斯坦引证马克思的话。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从生活形式的观点去理解语言和意义，把生活方式、说话方式和思维方式看做统一的语言游戏或活动过程，揭示了语言游戏的多样性和不可还原性，使语言哲学或分析哲学意义统一性的形而上学承诺受到了质疑和批判。维特根斯坦关于“私人语言”的理论揭示了语言的公共性、实践性特点，这与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多有契合之处，在维特根斯坦影响下的奥斯汀、塞尔等人的语言行为理论，具体地分析了“以言行事”的语言功能，为我们理解和接受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思维方式提供了语言哲学的论证和说明。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和思维方式与维特根斯坦和日常语言学派的观点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们之间之所以有相互阐发、借鉴之义在于它们都是后形而上学哲学思维方式的尝试，都力求在话语实践或生产实践之中理解语言和事物的意义，而非传统哲学外在于语言游戏或实践活动的神圣的理性观察者的描述和概括，可以说，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都提供了一种实践者的世界观。

20世纪欧陆哲学拒斥形而上学、抛弃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过程更为艰难，笛卡儿、康德、黑格尔等“幽灵”更多地纠缠着大陆哲学家们。胡塞尔的现象学是一次形而上学的辉煌的复兴，胡塞尔对严格科学的哲学的追求，对意识自明性领域的拓展，对绝对的、终极的直观确定性的寻求，显示了马克思之后形而上学的活力。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中我们称之为意识观点的思维方式似乎有难以克服的逻辑力量，其或隐或显的论证是：不管是何种形式的哲学理论都是哲学家意识和思维的产物，因而其确定性只能是意识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只能在意识的反思或直观中获得。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内在意识论的形而上学。如何超越这种形而上学，成为欧陆哲学家特别关注的悖论式的难题。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将生存论作为基础的本体论的优先地位，人们的生存状态特别是对生存状态的领悟成为一切意识和理解的先行条件，这似乎超出了内在意识的视域，后期海德格尔更加强调存在作为使一切意识得以可能而自身不能为意识所规定的“在场”和“澄明”，这是对主体形而上学或内在意识形而上学的超越，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把传统作为本文的集合、视做超越个体意识的先行存在，并认为传统、本文、语言占有人和主体。这也意味着主体意识被传统这种语言的实在所占有和建构，本文至少超越了个人主体意识的界限。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更加激烈地拒斥和拆解传统哲学的实体本体论和理性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以“不在场”颠覆“在场”，以“边缘”颠覆“中心”，试图通过“延异”的语言之流破解任何确定的中心和意义。福柯则揭示出各种知识作为权威话语而具有的权力、暴力、压制、统治的力量。利奥塔用语言粒子语用学、局部决定论和小叙事，替代传统哲学的无叙事、宏伟叙事，力求用新的语用学招数或误构获得思想创造的力量。欧陆哲学的种种创新，都是超越内在意识形而上学的顽强探索，都是超越传统哲学观的思想冒险。

欧洲大陆学者大多有同马克思思想接触的经历，马克思的名字也经常出现在他们的著述之中，遗憾的是他们往往从马克思理论的实践挫折中理解马克思，从而并未真正领会马克思哲学观的实质，仅就超越意识内在论的形而上学而言，马克思的观点也是他们所不能企及的。在马克思看来，意识观点的思维方式是抽象地发展了意识的能动方面，它“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10]。只有从实践的感性活动的视野才能能动地理解事物和现实，才能真正懂得意识的被给予性和事物现实的超越意识的客观性，也只有从实践这种真正的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出发，才能实践地给出理性思辨的界限，从而使“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例如意识能否超越自身的问题)作为经院哲学而废弃。^[11]就此而言，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的颠倒，马克思哲学观的变革和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在今天的欧陆哲学中仍是不可超越的。

马克思的哲学观和思维方式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受到种种质疑与批判，这些批判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种批判是认为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和颠倒不够彻底，仍保留了传统哲学的痕迹。比如利奥塔、吉登斯等人把马克思主义看做“解放政治”的宏伟叙事，伯恩斯坦则认为“马克思的理论确定性观点和革命者的自信”过度相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或历史的逻辑，犯了历史乐观主义的错误^[12]。应该说，马克思的观点与后现代主义、实用主义、新实用主义等观点确有原则性的区别。马克思否定了脱离历史和现实的抽象意识能动性、人的自由本性、普遍的绝对的理性或规律，但马克思肯定了在感性活动即实践中意识的能动性和人的自由，肯定了不脱离现实的理论概括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因此，马克思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视域中能够保留德国古典哲学意识能动性和理性自由的合理内核，并坦然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但马克思的哲学不是主体形而上学，因为他把主体看做历史的，主要是生产关系的人格化，把人的自由和解放诉诸现实历史运动的实践过程。主体、理性、自由等不再是抽象的人的本性，而是具体实践活动中的人的自觉，并在自觉实践中生成和发展的文明成果。

对马克思哲学观和思维方式的第二种批判是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的批判，包括对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批判。这是具有更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论战领域。资产阶级学者从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断言马克思的失败，宣告“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终结”，宣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全球性和永恒性胜利。对这种真正浅薄的“历史乐观主义”不值得作深刻的哲学批判，这是早已被马克思颠倒的绝对真理、永恒正义一类传统哲学观念的意识形态语言。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全球化时代如何真正理解和掌握马克思的思维方式，消除对马克思哲学观和思维方式的误解，避免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新的危害，在实践中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可能的广阔空间，从而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才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5～106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5]［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44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15、19、122、48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4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

[12]［美］伯恩斯坦著，郭小平等译：《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2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