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形而上学时代”我们还能问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吗

(二)在“后形而上学时代”我们还能问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吗？

经过整个20世纪对传统哲学的批评，传统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的知识形态已经声名狼藉。即使如哈贝马斯这样被认为仍未完全摆脱形而上学怪影的哲学家，也明确使用“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判断。看来形而上学真的已经“终结”或“完成”了，当代哲学的任务只能像维特根斯坦那样为了取消哲学而研究哲学，但这样的判断也许过于轻率。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有两千年历史的西方形而上学并非是完全同样的货色，也并非是某种单一的思维方式。至少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发表后，已经有知性形而上学或独断论形而上学与理性形而上学的原则区分。西方现代哲学一百多年拒斥形而上学的论证，大多是对知性形而上学的否定，并未动摇理性形而上学的根基。^[3]问题似乎非常简单：是否有有限的经验对象与无限的超验对象、有限的知性思维规定与无限的理性观念的真实区分？是否存在经验科学的知性思维方式与理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真实区分？像康德、黑格尔所说的世界、灵魂、自由、上帝等理性观念是否与经验科学的基因、电子等概念性质不同？这些观念没有与其相应的经验直观，不能用经验科学的方法做出有限的思维规定。如果用经验科学的方法去规定这些对象，只能是独断论的形而上学。或者承认有无限性的观念，但认为这些无限性的观念只是诗意的想象或单纯的信仰，而不是可以逻辑地思考的对象，那么也没有理性形而上学。现代西方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论证，只是证明了不能用经验科学的方法去规定那些无限的观念，证明了哲学不是经验科学。但这是康德、黑格尔早已明确论证的结论，而它并未证明没有一种理性的高级的思维方式可以思辨地解决这些无限性的问题。至于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思辨唯心主义宏大叙事、马克思的“解放叙事”的批判和怀疑，很难说是严格的反驳和论证，而更多地是有些牵强的联想，甚至是文学的想象。比如，利奥塔认为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是“死亡哲学”，要对奥斯维辛大屠杀负责。人们都知道，黑格尔强调内在必然性的自由，主张在客观的伦理秩序、法律规范中才有人的真实自由，这使黑格尔哲学具有保守的国家主义倾向。但据此并不能直接逻辑地或事实地推出奥斯维辛的悲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形而上学，包括理性形而上学是哲学意识形态，但它并不直接就是政治法律形式的意识形态，更不直接是如纳粹主义这样的具体意识形态。所谓形而上学恐怖一类的指控可能是隐喻的、修辞学的策略，并不具有摧毁理性形而上学的论证力量。

我们尚不能轻言进入了“后形而上学时代”。按照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只有现实社会生活不再产生和制造形而上学的无限性观念，只有现实的社会关系不再受抽象的形而上学力量的统治(如资本统治)，形而上学才能真正终结。我们的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多了一些形而上学的力量，跨国资本的全球流动，资本主义制度的跨时空的移植，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座架”的逼索，以及文化资本化、市场化运作而生产的大众文化，等等，都使我们的现实社会生活受到某种抽象实体的支配，我们生活在从未如此强大的形而上学的时代。后现代主义哲学对渗透于几乎是全部社会生活领域的体制性、结构性的同一性的揭示和拆解，不是说我们真的走到了“后形而上学”的时代，而恰恰是说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已经完全统治、规范了我们的生活。经过几十年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拆解、解构、摧毁和炸裂，我们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形而上学似乎并未因之而减弱，至多只是多少改变了一些人的观念，使人们对形而上学多了一些警惕和厌恶。这又一次证明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理性，“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4]。仔细思考我们时代的形而上学问题，即使仅从理论上考虑后现代主义的形而上学批判，也有一些疑问需要澄清。如果人本身就有康德所说的自然形而上学倾向，人的意识必然产生超越的无限性观念，那么人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存在。如果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的普遍交往，随之必然产生规范交往的秩序和规则，普遍的、抽象的、实体的统治就难以避免。最为重要的是，如果像黑格尔那样理解人的自由，自由不是主观任意，因为主观任意的自由是受人的自然生命情欲支配的，因而恰是自然的偶然性，不是自觉自为的自我决定的自由。因此，作为内在必然性，亦即人自我发展规律中的自由，一定是在普遍的、客观的规定性中才有真实的存在，自由就是规律和规则。所以，没有为了个体自由而厌恶形而上学普遍性、同一性的理由。如果以上三点都有合理性，那么不仅要在理论形态上区分知性形而上学和理性形而上学，还要在社会现实中区分合理的形而上学同一性和不合理的形而上学暴力，亦即在理论和现实上都有好的或坏的形而上学的区分，而不是简单地拒斥一切形而上学。

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分析和批判比后现代主义哲学更为深刻和全面。马克思既认识到如黑格尔哲学那样的形而上学的思想的由来，即思维极度抽象的结果，一切事物的最高抽象是逻辑范畴，一切运动的最高抽象是抽象形态的运动，从而有纯粹逻辑范畴的运动^[5]；马克思也指出黑格尔逻辑学形而上学的现实根源，即资本的抽象统治；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并未简单抛弃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而是把思辨唯心主义的叙事改造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理论学说。人的自由不再是个体精神在逻辑范畴和历史客观规定性中的自觉提升，而是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改变的实践中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同步发展，是幸福和德性与现实、现世的统一。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批评马克思“解放叙事”的形而上学，批评马克思的历史必然性的信念，批评马克思改造现实社会的理性规划对自由的威胁，用罗蒂的说法这是“对怀疑的怀疑”^[6]。在我们看来，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确实以一种怀疑主义的解释学颠倒了内在意识形而上学，终结了独立存在的理论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秘密就在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之中，形而上学问题的解决，也只能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活动中创造条件。首先是创造物质生活条件，其次也需要先进分子创造理论和精神条件，最终在历史过程中得到解决。马克思否定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形态，但并未抛弃形而上学的目标和理想，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目的。

按照我们对马克思哲学观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叫做区别于理论形而上学的实践形而上学，马克思自己的说法是“实践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特殊的理论性质，使其具有一种内在的张力。一方面，它作为理论的实践，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过程，而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起伏曲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声望和历史命运也在变化。另一方面，它作为实践的理论，也要反思、规划实践的方向和道路，从而具有理论的形态，具有超越现实、构建现实的前提性理论预设和理想性目标。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在活的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由于东西方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条件、不同阶段的实践任务各不相同，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不同的致思取向和理论形态。粗略地说，在东方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政党要组织动员人民群众参加革命和建设，就必须强调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给予人民以确信不疑的解放承诺，这就是苏联模式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实践根源。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面对的则是有较高教育和文化素质的群众，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具有文化的先进性，掌握思想文化的领导权，才能吸引和组织人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哲学主体性原则的实践根源。但历史的吊诡之处是，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争取人民群众的过程中不得不适合人们现实的物质利益要求，从而滑向工联主义、工团主义，而一些东方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往往背离自己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所突出强调的客观规律和客观性原则，陷入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理想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理论和实践、理想和现实、主观和客观的内在张力，把握住其作为实践形而上学的理论性质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