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的前提

(二)隐蔽的前提

一方面，现代西方哲学对传统哲学的消解和批判固然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即便是很难借助哲学史来理解的维特根斯坦哲学，也可用黑格尔式的辩证理解把它中介在哲学发展的链条上。另一方面，哲学又是自己时代精神文化的产物。哲学家不仅受到哲学史疑难的挑战，而且受到自己时代深层疑虑的召唤。因此，在20世纪精神文化的一般表现中透视意义的标准和理性的限定，我们更容易找到各种理论所体现的共同倾向和它所据以思考的前提。

20世纪是继19世纪之后科学不断获得巨大成功的世纪，科学无疑成为哲学特殊瞩目的思考课题。各种意义证实和意义标准的理论都或隐或显地包含在对科学的哲学理解之中。18世纪的康德哲学就已受到科学的鼓舞，一方面要为科学何以可能提供合法性的证明和认识论的基础，另一方面要限制理性的运用，反对形而上学的独断。康德关于分析和综合命题的区分长期成为现代经验论哲学的教条，他的现象主义立场也支配着英美分析哲学运动。到弗雷格的时代，随着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哲学几乎已无立足之地，所以弗雷格和恩格斯并非偶然地都主张哲学只能作为逻辑学而存在。弗雷格的逻辑哲学和语义理论直接成为英美分析哲学的理论来源。可以肯定地说，对科学和逻辑的盲目崇拜实际上是经验论更为深刻、更为隐蔽的教条和前提。维也纳学派的意义标准显然是以科学为典范而设定的，科学是理性最杰出的作品，理性也就被限定为片面的科学理性。

在对科学意义标准、科学分界、科学的逻辑基础和科学发展的逻辑的寻求中，包括逻辑实证主义在内的科学哲学走向了自我否定。奎因批判了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维也纳学派意义证实理论的基础崩溃了；波普尔对归纳逻辑或然性的理解，不仅使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标准失效，而且也埋下了否定自己证伪主义的逻辑因子；库恩的历史主义导向了费耶阿本德的认识论无政府主义，等等。科学的逻辑基础和科学合理性的信念仍在科学发展中发挥着作用，但在追根究底的哲学分析中却失去了它的必然性和确定性，以科学的意义标准拒斥形而上学，却在形而上学的魔力中使科学也失去了意义标准。现代经验论大致重复了近代经验论的过程，以寻求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始，以走向某种怀疑主义终。在维特根斯坦这个当代休谟的推动下，经验论哲学合乎逻辑地走向了自然主义的实用主义。想到休谟的一句名言——“自然决定了人们怎样呼吸，也就决定了人们怎样思维”，对我们理解罗蒂和奎因所说的自然主义或自然主义的实用主义肯定大有裨益。科学、理性和逻辑都是人的自然实践本能的产物。没有什么理性目的能够照亮人的生活，人类只能在种种偶然机缘中摸索前行。这就从片面的科学理性走向了实用主义的工具理性，走向了自然主义的非理性。人类理性信念在不断地失落。

胡塞尔看到了这场科学、哲学和欧洲文化的危机，他在经历了巨大的思想折磨之后，提出了现象学。他自命要拯救欧洲的理性主义传统，使精神的不死鸟在无信念的大火中重新站立起来，可以说胡塞尔哲学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是最后一次理性主义的冒险。他力图以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确定性、本质直观的确定性，发现和确定意向性构造的理性主义根基，使希腊普遍的无限的理性主义复活，并用以克服欧洲文化的片面的理性主义。当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在摸索中的时候，海德格尔和萨特却把现象学方法运用在某种本体论的构造中，从现象学方法中产生了胡塞尔晚年竭力反对的“反理性主义的精神困倦”。

在反对单纯效法自然科学方法，反对工具理性和所谓控制论式的思维方式方面，海德格尔是胡塞尔的同道。科学只是人的多种活动方式之一，而且并不是人的最本己的活动方式，科学已经受到前科学意识的定向，英美经验论的科学崇拜助长了欧洲思维方式的偏离，等等，这些是胡塞尔可能接受的。但是海德格尔对科学的理解、对科学前提的追究，却走向了胡塞尔无法容忍的反理性主义。海德格尔认为，西方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和近代科学遗忘了存在的意义，甚至遮蔽了存在的意义，在此他表达了同英美经验论完全不同的意义标准。存在的意义不是存在者的意义，是“此在”或我们才带给事物以意义，因此要了解存在的意义就必须追问作为此在的我们。这样意义就不是语句或命题的意义，而是在时间中的有限人生的意义。海德格尔把生存论作为基础本体论的环节而提升到一种优先地位，把具有生存论意义的“烦”看做人生的本真状态，这种不是为何事而烦的本体论的烦虽然也是我们与世“共在”的逻辑说明，但它也是需要体验的典型情感。这就使海德格尔哲学表现出反理性主义的倾向。

如果从对科学的哲学理解，从时代精神的变化方面去透视海德格尔意义标准的隐蔽前提，我们很容易看到它源于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化。伽达默尔认为海德格尔以特殊的方式在黑格尔身边流连，而尼采哲学无疑是海德格尔思想的催化力量。包括黑格尔辩证法在内的浪漫主义哲学或诗化哲学始终是消解传统实体本体论的努力，而这一摧毁和解构的宗旨就是要确立主体性原则，就是要使人的自由、人生的意义成为哲学的主题。

从我们对意义标准的隐蔽前提的揭示中可以看到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的某种共同趋向，就是对主体性原则和实用态度的强调和执着，这与其说是理论论证的逻辑结果，不如说是现代文化的一种信念。维也纳学派的意义标准多少还保留着一些客观性的尺度，而维特根斯坦的行为主义语义论和自然主义的意义论已经完全抛开了外在实在的问题。科学、理性和语言都是主体活动的工具，人的日常生活和实用态度得到了哲学的论证和支持。海德格尔在对科学理性的否定性理解中也同样把人或主体提升到本体论的优先地位，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古希腊人的生活经验成为他灵感的源泉。对无限理性追求的厌倦，对任何先在本质决定的拒绝，使欧洲人似乎真的可以作为无拘无束的自由主体而自然地生活。但是种种偶然的机缘，种种不确定性的困扰，乃至绝望和信心的不断更替，似乎又显示出丧失了绝对的普遍的理性信念的欧洲诸民族真的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