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认识自己和自我同一性
一般认为,古希腊哲学起源于纯粹的理论兴趣,不为任何功利目的、实用目的的单纯的惊讶、好奇推动纯粹学术的研究,由此形成了西方文化所特有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理性精神。但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这种无目的的理论兴趣恰是有一个严肃的、深沉的目的,苏格拉底的名言“认识你自己”道出了其中的秘密,即只有认识自己,才能过上清醒、明白、有意义的生活,知识首先是关于自己的知识,就是美德。否则,我们即便是一切言行都中规中矩,模范地遵守法律和伦理规范,对我们自己的理性生活却毫无意义。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规范的根据和理由,不知道自己遵守规范的根据和理由,不知道这些伦理行为的目的和意义。在苏格拉底的视野中,认识自己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我们对自己毫无所知,我们却愚蠢地自以为有知,所以,自知无知是真正的智慧起点,而且只有认识自己才能使自己真正存在,即真正理性地生活。苏格拉底被称为“存在哲学家”,他执着地理性追问,天才地预见了20世纪哲学家们的存在关切,认识自己的思维取向,规定了西方哲学的理论视域和思维方向。
认识自己不能为自己带来实用的、功利的好处和价值,如苏格拉底那样,在与别人,特别是权贵者的论辩中揭露他的不自知和无知,只能招来杀身之祸。但认识自己的呼唤并不是苏格拉底的个人偏好,它潜在于每个人的精神深处,一旦有了闲暇或痛楚,它就像魔鬼一样缠住人的灵魂。我是谁?我能知道什么?我能做什么?这些难以祛除的形而上学的幽灵总是要到场显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人的自我认识史。对世界的认识,对认识的认识,总是关涉到人的自我认识。高清海先生说,“人是哲学的奥秘”,人怎样认识自身,就怎样认识世界。哲学作为通常所说的世界观的理论,是人内在于世界的世界观,是基于人的自我认识的世界观。西方哲学关于人的自我认识的理论成果,是它贡献于人类的宝贵精神遗产。在现代性中迷失、丧失自我的当代人类,不能指望更高级的外星文明教我们怎样找回失落的自我,即便如海德格尔所说,“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人类也必须利用哲学史的资源作创造性的思考,以准备条件期待“上帝”的到来。
西方哲学在人的自我认识的思想道路上经历了诸多的徘徊和歧路,经历了许多思想的冒险。哲学地认识自己不同于日常生活的自我理解,它要寻求的是自我存在的终极基础、人生的终极意义和自我认识的绝对确定性等形而上的东西。哲学无法在经验直观中满足自己的认识要求,而它思辨寻求的东西也无法得到经验直观的证明。在认识自己的哲学悖论中,如果说西方哲学并没有为人类提供普遍有效的自我认识,那么,它至少积极地探索了认识自己的诸多思想道路,训练了人的理性思维能力。更重要的是,它标示出许多思想路标,探测到了一些思想的绝路或死胡同。比如,按照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看法,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是人的本质的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这其中的委曲在于,自柏拉图以来哲学的重要任务是为有限的人的存在提供无限的、绝对的存在基础。人通过超越感性的理性能力能够回忆或反思到先验的理性结构和机能,并用范畴的形式把它揭示和确定下来,这在认识论的原理上是难以否证的逻辑真理。但认识论上先天范畴的实在性诱惑哲学家给予它以存在论上的实在性,否则,它总是虚灵不实的东西,所以,精神的物质化、实体化就难以避免。认识的先天根据实体化为先天的理念存在或上帝存在,不仅为先验认识论提供了存在论基础,也为人的有限存在提供了绝对的基础,满足了人的生存意义的寻求。但人的本质对象化为绝对的上帝,出现了生存论意义上的哲学悖论,上帝存在的公设和信仰本来是为了给有限的人类生命以终极意义的支撑,但上帝作为神圣形象却否定了有限的世俗生活的意义。所以,整个近代哲学又不得不开始一个漫长的上帝自然化、上帝人本化的进程,消解上帝的神圣形象。
在上帝人本化的哲学进程中,德国古典哲学获得了丰富的人的自我意识的理论成果。康德以人为自然立法、人的自由意志的实践理性公设是上帝存在的基础,建立了人本主义的形而上学或者说是主体形而上学。德国古典哲学对人的意识能动性、思维能动作用的规律的研究,达到了深邃、细密、精致的研究高度,它可能像中国的唐诗、宋词一样,成为后来者难以企及的文明的高峰,对现代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具有永恒的启示意义。认识自己和自我理解,也是认识和思维,只有把握认识、思维的规律和原理,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理解自己。康德以先验自我的统一性统摄人的感性、知性和理性,以人的自由和自律确立人的本体地位,以人是目的宣告了人的绝对价值。更重要的不是这些伟大的哲学洞见,而是关于这些先验原则的论证和证明。在艰巨繁难的论证中,康德以思想建筑师的严谨和劳动展示了思维能动作用的基本构造,具体地刻画出人的伟大和尊严。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不仅是要论证数学、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先验基础,而且说明了人的经验世界是人类思维能动性的产物。思维能动作用的规律就是人性规律,意识原理就是人性原理,认识自己就是要反思和认识人类认识的规律和思维的规律。黑格尔批评康德对思维规律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理解的局限性,力求从思想内容自己运动的逻辑中揭示思想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力求把关于思维规律的逻辑学和关于存在规律的形而上学统一起来,从而把思维能动作用的规律和原理的研究导向了历史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方向,直接为马克思的人性理解铺平了道路。
如一些现代哲学家主张的那样,两千年的西方哲学是柏拉图主义的不同形式,在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这个核心问题上,德国古典哲学与柏拉图主义有着本质的一致性。理性、精神的自我意义和不同程度的理性、精神的本体论,是西方哲学人类自我意识的本质要素。随着时代生活和时代精神的变化,生活世界中的人的自我理解发生了巨大变化,个体的感性欲望的满足成了人们的首要关切;宗教的虔诚,哲学的思辨,诗意的生活,美德的价值,这些随着神圣形象的消解而逐渐失去美丽光环的东西,只是作为精神的奢侈品偶尔被人们想起。能够开发欲望、生产欲望和满足欲望的工具是技术理性、经济理性,它取代了传统哲学的普遍理性成为人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的基本规定,技术人、经济人和具有身体欲望的人是新的人类自我意识。按照进化论的文明史观,上述人类自我理解的变化可看做理性的进步,从抽象的、普遍的、无限的理性自我意识,到具体的、现实的、以个体为主体的理性自我意识,使理性成为存在,理性还归于每一个体本身。但历史的辩证法再一次雄辩地证明自身,个体理性、技术理性、经济理性必然成为非理性,它难以成为安置人的灵魂的精神家园,它必然造成人的自我意识的分裂和碎片化,使自我同一性破碎和丧失。
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谈到了后发展国家在移植现代性制度时出现的本体安全的焦虑和自我认同的危机;吉登斯和乌尔里希·贝克等在《自反性现代化》中也谈到了专家知识的不确定性和现代性的自反性、高风险性等[2];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则从语言的延异、知识考古学和语言游戏的不可通约等,消除了主体和自我意识的统一性;海德格尔则明确地断言制造原子弹等的技术理性是理性的疯狂[3]。个体理性、技术理性和经济理性等之所以不能成为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同一性的稳固的基础,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它否定了两千年来西方哲学的根本洞见,即理性是人类理性,理性不是个体的工具,而是目的。西方传统哲学本质上是一种超越的生活理想。古希腊哲学家也知道人要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但这只是与动物相去不远的生活,人的更高需要是运用理性、实现理性,过一种合乎理性目的的生活,这是人所特有的接近于神的生活。在拒绝和批判西方哲学的精神本体化的统治和压抑时,舍弃了超越的理性生活理想,把理性变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这就是认同一种高等动物的生活,这也就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进化论的理性理解。这种动物性的自我意识也必然陷入动物生活的逻辑,即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也使人的自我同一性在不同的生存竞争场域中破碎、分解,人离开了人类理性的根基,就如同海德格尔所说“人被连根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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