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全面发展与哲学的精神维度

(三)人的全面发展与哲学的精神维度

工业化所释放的巨大社会生产力，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打开了可能的空间。普通大众的物质生活需要是无限差异、多样的偏好体系，它孕育着无限多样的生活方式。异质性、差异性、难以为普遍性所包容的不规则性，与工业文明或资本的逻辑所要求的普遍性、普世性、通用性、齐一性等发生对抗和冲突，由此产生了反思、批判现代性的后现代理论，产生了影响当今世界格局的文化冲突。在我们看来，这种生活方式、生活风格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化，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与人性自我意识互为因果的。人们怎样生活，就成就怎样的人性；人们怎样理解和规定自己的人性，就怎样生活。从马克思时代以来，现实的具体个人成为自己的精神的太阳^[4]，个人主体自我意识空前觉醒，传统哲学作为人类主体自我意识的普遍理性精神的太阳已经陨落。古典经济学个人理性选择的人性假定成了新的形而上学。个人偏好、个人选择、个人权利等成为与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一样的神圣教条。在这种个人本位的人性理解中，必然导致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和文化的冲突。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人的发展必经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人的发展必将超越这个阶段，达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联合形态，从而关于人性的理解也将发生新的变化。

在工业文明的个人主义形而上学时代，“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成为资本主义文化和个人自我意识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要求人的独立性、差异性和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风格；另一方面，人的独立性依赖于无差别的资本和货币，一切个人价值只有转化为无差别的一般劳动、转化为一般商品等价物即货币才能实现和交换。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概念，表达了在资本统治的社会中个人无法逃避的资本化、商品化或物化的命运。个人独特的精神价值与个人不可避免的物化的矛盾，成为后现代与现代、形上精神与形下欲望的文化冲突。从而，哲学终结或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上之思仍然是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精神维度。

个人对资本、货币、商品或物的依赖，是个人获得独立性并进而获得体能、智能、技能等全面发展的必经环节，人的物化或异化同时也是人的对象化的自我实现和自身发展。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或所谓经济全球化，世界范围的商品、劳务、信息交换，使个人日益成为世界历史的公民，人的本质力量在交换中获得更为强劲的发展。按马克思的看法，在物与物的交换背后，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的社会关系的全球化，意味着地域、民族、传统等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对人的发展的限制日益减少，一种跨时空的全球性的人性理解具备了现实条件，一种马克思所说的“世界的哲学”即人类普遍的自我意识或“类哲学”具有可能性。

世界历史人性的生成和自觉必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正是因为人的社会关系的全球化和普遍的世界交往，使文化的、宗教的、哲学的等罗尔斯所说的“全整论说”的差异和冲突日益鲜明和尖锐。这说明即便是我们今天这个物化的时代或物质主义的时代，各民族的世俗的或宗教的世界观理论仍在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广义的哲学或形上理论是所谓“文明的冲突”最深层次角逐的战场，文明的冲突或文化冲突，其根本是哲学的、宗教的世界观冲突。罗尔斯认为，在存在着“全整论说”差异的条件下，人们可以在事关重大的政治决策领域建立起公共理性，形成某些“重叠共识”，确立秩序良好的社会的正义原则。罗尔斯这种社会正义的证明理论，仍然显示出英美分析哲学的精神。把世界观信仰与公共理性区分开来，把实质性的、实在论的契约学说转变为思辨的设计，把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划清界限，等等，说明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难以摆脱某种“全整论说”的形而上学，他所寻求的“重叠共识”仍是西方主流哲学背景下的一种共识。哈贝马斯则寄希望于他的“普遍语用学”或“对话伦理学”，希望人们在遵循对话、交往的某些基本规则的基础上，能够产生实质性的共同理解，重建某种社会同一性。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思路较为接近，他自认为与罗尔斯的分歧是“家族内”的分歧。这就决定了他的理论也难以避免西方现代哲学这个家族的根本弱点。一方面，哈贝马斯也欣然接受哲学终结的论断，明确地断言今天的时代为后形而上学时代，传统哲学至多只留下了某些“语义学的潜能”^[5]。另一方面，他似乎也难以避免德里达对伽达默尔的批评、对话，交往的前提是“真诚”，这种“真诚”或“善良意志”的先验设定难道不是康德的“绝对命令”吗？

中国有句古话：“解铃还须系铃人。”哲学的冲突、世界观理论和信仰的冲突，仍须以哲学或形而上学的方式加以解决。轻率地断言“哲学的终结”或“后形而上学时代”，实际是回避了令人头痛的哲学冲突，也忽略了形而上学对当代文明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巨大作用。按照我们对哲学终结的理解，它只是用思想把握世界的方式的唯一性、绝对性的终结，是对人性作为纯粹思想、普遍理性的唯一规定性的理解的终结，但不是思辨地把握世界方式的终结，不是说人没有纯粹思想、普遍理性的人性规定。哲学的终结只是意味着人类主体自我意识有了更为现实、丰富的人性内容，人的全面发展仍然包含着思辨能力或“理论思维能力”发展的重要维度。而且，某些基于人性理解的差异的哲学冲突，只能用哲学的发展来解决。

无论是个体生活方式的差异，还是不同生活方式作为不同语言游戏的差异，乃至不同民族文化的世界观差异，固然不能用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和绝对理念思辨地给予同一性加以解决，这种同一性难免形而上学的专制和恐怖，但也不能认为哲学的思辨对这些差异完全无能为力。不难认为任何理解、化解这些差异的哲学思考都是同一性的死亡哲学，在充满差异、竞争、对抗的世界中，人类要生存、发展，就必须承诺或设定人同作为人的等质性和等价性，亦即必须承认人性的自然统一性。否则，不仅是哲学需要沉默，一切关于人类、文化的话语都是无意义的，只能凭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发挥作用罢了。如果承诺了先验的人性自然统一性，那么个体的、民族的、文化的差异，即是后天生活方式和人性自觉的文化差异，其中最根本的差异就是人性理解和人性信念的主体自我意识的哲学差异。所以，不是一般的对话和交往，也不是公共理性的“重叠共识”，仍然是哲学的对话和交往，或者说是哲学的“他者”，才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基础。这不是主张基础主义的形而上学，而是强调人类交往的哲学维度。如果人类共享自然人性的统一性，后天人性理解的文化差异就有了相互理解的自然基础。其结果不是西方的或东方的人性理解成为普遍的、普世的真理，而是在“以他平他”的“和而不同”中，东西方各自不同的人性视域有了向“他者”、“异质性”扩展的可能，随着普遍的世界范围的人类交往的发展，历史生成的人类性或“类哲学”成为实际可以期待的东西。

【注释】

[1]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1页。

[2]［法］韦尔南著，秦海鹰译：《希腊思想的起源》，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5页。

[3]［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44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5]［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付德根译：《后形而上学思想》，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