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纯粹理论生活的态度与知识本体
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通过词源学的追寻回到了他所说的古希腊哲学的伟大开端,考察了古希腊哲学的“存在”如何演变为柏拉图的“理念”,与“存在”相属的“逻各斯”如何变成了思维的“逻辑”,属于“存在”的“思”如何变成了脱离“存在”而又规定“存在”的范畴作用,等等。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西方哲学思想的演变,就是西方乃至人类的历史命运,这些词义的转变是最平静而又最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海德格尔的词源学的探求不管是否具有语言学的充分根据,但他毕竟开拓了一条理解西方哲学的思想道路,伽达默尔认为这是黑格尔哲学之后消解实体本体论的一条道路。[1]但在我们看来,按照海德格尔开创的生存论视界,古希腊哲学思想的演变可以作出更为简单明了的解释和说明。
古希腊思想和哲学的出现既是平常又是反常的事情,说它平常,是因为按照今天的文化史常识,我们知道在古代中国、古代印度等地也都几乎同时出现了哲学思想的开端;说它反常,是因为苏格拉底之后的古希腊哲学确实具有独特的精神气质,古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对西方乃至人类的历史命运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所以问题在于古希腊哲学的独特的精神气质和理论形态的根源何在?按照我们极其贫乏的希腊史知识尚不能确切断言是古希腊城邦的政治经济制度造就了古希腊精神,是城邦制度基础上形成的纯粹理论生活的态度和理想成就了希腊的系统的理论形态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这肯定是探索古希腊哲学奥秘的一条思想道路。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事物的惊异;……他们探索哲理只是想摆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这个事由事实为之证明: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都获得了以后。这样,显然,我们不为任何其他利益寻找智慧;只为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以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2]在这段颇有些历史唯物论意味的哲学起源和性质的论述中,明确地指出了哲学的物质生活前提,只有在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才能有纯粹理论兴趣的哲理探索。显然,古希腊的奴隶制度为哲学提供了物质生活的前提。问题并未到此为止。我们知道,在古代社会的各民族中都先后出现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为什么偏偏是在希腊才有童贞的对自然事物的惊异或惊讶,才有人本自由和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的生命领会,才有为学术而学术的自由学术?
纯粹理论生活的态度和理想不仅需要物质生活的前提,也需要特定的政治制度的前提。叶秀山先生在分析古希腊哲学起源时指出,“不是一般的奴隶制度,恰恰正是古代希腊(雅典)的奴隶主民主制,提供了早期希腊哲学思想的产生、繁荣和发展的社会条件”,因为哲学发展和繁荣需要自由讨论、辩论,而古希腊城邦民主制度为各个学派提供了相对比较自由的论辩环境。[3]法国古希腊研究专家韦尔南在《希腊思想的起源》中深入探索了城邦民主制度与哲学思想内容的密切关联:“在哲学的黎明时期,正是这样一种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调节的社会宇宙的图景,被伊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们投射到了自然宇宙上。……伊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们建立的新的世界模式,从其几何框架来看,是与城邦特有的制度形式和思想结构密切相关的。”[4]这是一种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外推式思维方式,有了对自身的自由理解,有了对人与人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的平等原则和秩序的理解,才有了对自然宇宙程序的规律性理解,才有了包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普遍理性精神,也才能有纯粹理论生活的态度和理想。
按照上述对古希腊哲学起源的理解,应该说是种种历史机缘造就了希腊精神。奴隶劳动为哲学家提供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城邦民主制度为哲学家创造了自由论辩和思想的空间,促发了哲学家人本自由的生存领会,民主制度的规则和秩序被外推到对自然宇宙的规律性理解,一种以学术为生存目的的人生态度成为可能。至少从苏格拉底以后,“知识和生命彼此的绝对统一”似乎就成为古希腊哲学家的原则。生命的意义即在于获得知识,知识是生命存在的理由。为学术而学术的无限理性追求不可避免地把哲学导向对终极原理和原因的探求,形而上学或第一哲学的产生就是必然的。
没有任何实用目的的哲理探求,是纯粹理论生活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基于哲学家对人的自由本性和理性本质的自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把人的理性看做区别于动物性而接近于神性的存在要素,也都把理性的成就看做使人获得不朽和永恒的唯一道路,因而理性既具有存在论意义,也具有生存论意义。但这两位古希腊哲学的完成者并未从根本上脱离古希腊哲学的本质精神,即对自然的惊异和好奇,他们并未像西方近代哲学那样自觉地确立主体性原则和唯心主义原则。柏拉图虽然把“存在”确定为“理念”,但“理念”仍是超越意识的客观存在,而不是内在意识的理性本质;亚里士多德虽然创立了两千多年难以超越的逻辑科学,但逻辑规律、思维规律并不具有规定存在规律的意义,把握存在本质的范畴仍是描述存在而非规定存在。海德格尔所说的“思”从“存在”的脱离,进而“思”的规定成为“存在”规定的哲学演变,在古希腊哲学中只是有了萌芽而尚未真正完成。其根本原因在于古希腊哲学保持着纯粹理论生活的态度,至于实践的智慧,亚里士多德把它明确地从理论理性中划分出去。概括地说,古希腊哲学的本体论是纯粹的知识本体论,而无实践的维度。
用现代哲学的眼光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学本体论,它犯了实体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错误。原因在于,超越经验界限的本体无法获得经验的直观,因而也无法用经验检验其真理性。此外,超越经验的本体既然不是经验知识的对象,它也就不能是类似经验对象的实体。所以,按照现代的知识概念,知识本体论就是自相矛盾的说法。这就是人们批判柏拉图以来两千多年实体本体论和拒斥形而上学的主要理由。但是,我们的知识概念已是经验知识、实证知识乃至可操作性知识,它与亚里士多德所说仅是为了满足好奇心的纯粹理论知识具有不同的意义。基于纯粹理论生活态度的哲理探索,仅仅是为了探索性地解释宇宙和自然之谜,它所给出的解释空间远远超出了我们今天划定的知识领域。因而知识学本体论对世界最高原理和原因的回答具有作为纯粹理论知识的合法性和必然性,问题显然在于,要理解古希腊哲学的本体论,就要进入古希腊哲学家的理论视野,其前提是要进入他们的生存论状态和结构之中,接受他们的生存论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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