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作为起哲学奠基作用的生存转向
近十年来,我国哲学界十分重视西方哲学的生活世界转向和生存论转向,就此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和论著。一些研究成果以科学进步式的思维看待生存论转向,一些成果以经验科学,特别是经验人类学的思维研究生活世界和生存状态的问题,并以为这就是中国的生存论哲学。我们认为,这种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思维方式也许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据,但肯定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转向背道而驰。
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和评价有重大的分歧,对哲学的未来展望和致思取向也有原则的差别,但他们共同促成的生活世界转向或生存论转向却有共同的目标,即限制物理学客观主义或控制论思维方式的有效范围,寻求先于自然科学并使自然科学得以可能的生活世界前提,并在对生活世界的先验的或超越论的反思中,重新为哲学奠基或为哲学终结之后的形上之思奠基。因此,生活世界转向就不仅仅是哲学兴趣、关注的问题和研究领域的转向,而是思维态度、思维方式的根本变化。胡塞尔明确区分对生活世界的自然态度和哲学态度的不同作用和方向。以自然态度,以反映论的心理学看待生活世界,至多只能成就效仿自然科学而又缺少自然科学精确性的经验人学,最终难免陷入怀疑主义、相对主义的反理性主义的精神困倦,这对我国的生存论哲学、人学和文化哲学研究无疑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警告。
以哲学的态度、超越论的态度去研究生活世界,按照现象学的要求首先是对自然态度的悬搁,按照我们的说法是对素朴实在论信念的悬搁,由此才能进入区别于日常思维和自然科学思维的哲学思维,这是我国哲学工作者必须跨越的门槛。胡塞尔晚年提出“生活世界”这个陌生的词,是要探寻一条“通过从预先给定的生活世界出发进行回溯而达到现象学的超越论哲学之道路”。粗略地说,这条道路具有肯定和否定,或者筑基和清除的双重要求,从否定的意义说,通过预先给定的生活世界的先在性,表明物理学客观主义和精密自然科学思维并不是唯一的理性类型,在一切科学之前总已有生活世界的存在,以至科学本身也只有从生活世界的变化之中才能被理解。自然科学的客观存在和客观真理,只是人们的一种理性信念,这种理性信念和方法不能为包括精神科学在内的精神世界提供普遍理性的基础,避免不了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因此,从生活世界出发的超越论哲学必须对物理学客观主义加以悬搁或清除。从肯定的方面看,生活世界的现象学之路,生活世界的意义在于它显现了意向性构造或成就的原始性和多样性,对生活世界的先验还原或超越论反思,可以提供理性的本质类型及其统一性,从而使哲学还归于理性本身,以超越论之哲学为人类的认识、审美和道德实践提供终极确定性的基础,达到人的自我辨明。
海德格尔从《存在与时间》即已开始的生存论转向,同样没有离开西方哲学对终极确定性寻求的思想道路。生存论之所以具有基础本体论的地位,在于生存领会是先于一切科学认识和哲学认识的前提,一种在本真的时间领会中形成的本真的生存论领会,不仅是此在的真实意义,也是本真的追问存在意义的前提。后期海德格尔的思路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生存论的视域仍是他思考的地平线,福音式的诗意的箴言始终有一个根本的主题,即改变人们的生存态度从而改变西方乃至人类的历史命运。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就是西方的历史命运,从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用思维规定存在,进而把存在价值化,用思维去控制或宰制存在,这种主体形而上学的视域在现代科学技术中得到完成,从而哲学终结了,世界到了最黑暗的午夜。至此,只有用一种非规定性的思,思入存在的疏明之境,取回存在的光亮。非规定性的思是存在之思,是大地的言说,它召唤主体的倾听,归属或跳入,是庭前花开花落,是天上云卷云舒,是自然的绽放,是存在和无的自在运作。这种诗意的玄妙的思我们难以经历和把握,但它力求改变人的生存态度的意向是明确的,并且把生存态度的改变诉诸哲学变革或哲学终结的思之转变也是明确的,在这样的意义上,海德格尔与他反对的西方哲学传统相去并不遥远,他的存在论转向也要为某种形上之思奠基。
上述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生存论转向的粗略勾勒,并不是对他们思想的准确陈述,我们只是强调两位哲学家生存论转向的要旨在于为哲学或形上之思奠基的作用。如此理解的生存论转向仍处于西方哲学寻求终极确定性的思想之途。因此,用自然态度的思维,用物理学客观主义的立场理解生活世界转向或生存论转向,我们就只能把它理解为哲学兴趣、领域、主题的转向,我们就会以部门哲学的眼光看待生存论哲学,我们甚至会陷入对生存状态的描述、分析和经验概括的物理学客观主义之中,这虽然可能具有经验科学的意义,但这绝不是哲学。
真正的哲学问题是,作为起哲学奠基作用的生存论转向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充实和巩固了哲学的基础?生存论转向能否完全替代哲学的存在论、认识论(更准确地说是意识论)基础而为哲学提供终极的确定性和明证性?
就第一个问题说,生存论转向确实是西方哲学意义重大的发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以其清晰的思路和有力的论证揭示出先于科学的生活世界所具有的哲学意义,至少对限制物理学客观主义和控制论思维方式的有效范围具有令人信服的论证力量。胡塞尔对欧洲科学危机的洞察和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追问都敏锐地表达了西方文化精神的内在要求,显示出哲学所特有的巨大的思想穿透力和厚重的历史感。就西方哲学的内在逻辑说,生存论转向的更为根本的意义在于它把西方哲学固有的一个思想维度,即哲学作为生活理想的意义提升为系统的理论论证,从而一定程度地巩固了西方哲学在现代亦即科学主义时代的存在的合法性和它本有的高贵和尊严。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莫里斯曾认为,哲学即是对某种生活方式的辩护,亦即对某种生活、理想生活原则或生活样式的优先性的辩护。但实用主义不懂得西方哲学不是简单的对某种好的生活的论证,而是对某种绝对的唯一的符合人性生活的寻求,因此它要求绝对普遍性和确定性的基础。正是因为对绝对确定性的寻求,才使西方哲学远离了生活的主题,它或者从某种终极的绝对确定的存在出发,或者从某种自明的不可怀疑的意识事实出发,表现为存在论或意识论的哲学形态。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转向的意义主要不在于使哲学回到了生活世界的主题,而在于从西方哲学的内在逻辑中,拓展出一种新的终极确定性的论证结构,使哲学的地基被重新清理,哲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前期海德格尔以本真的生存论领会作为自由和真理乃至一切哲学话语的前提,胡塞尔晚年从生活世界出发回溯意向性构造或成就的先验基点,都显示出哲学思维可能达到的惊人的深度和力量。
对我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即生存论与存在论、意识论复杂纠结的开释,需要作专门的研究,下文只能简要地指出它们之间的循环论证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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