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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疑难和实践的困惑

时间:2023-11-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而由于“真理标准”讨论和经济体制改革都缺少深入细致的理论准备,诸多理论的疑难必然产生实践的困惑。对实践标准的另一种曲解是科学主义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真理是客观的,实践证明思维的客观真理性,这实际是说,真理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对复杂的哲学理论问题做简单化的处理,必然造成实践上的困惑和迷茫,甚至使实践陷入失败。

(二)理论的疑难和实践的困惑

“真理标准”讨论和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带来了全民族的思想解放,为实现战略重点的转移,为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做了思想和理论准备。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也使全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人们容易直观到经济建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却不容易洞察到民族精神生活急剧变化的思想戏剧。从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使亿万农民作为独立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进入经济过程之中。对于几代已经习惯了依赖集体、服从集体而毋须做任何经济思考和决策的农民来说,必须把他们久已闲置的经济理性能力重新启动起来。特别是当他们要面对市场去配置资源并使其经济利益最大化时,他们已经作为独立的经济人、理性人而运作于市场经济之中。亿万农民进入市场经济体制,运用经济规律、市场规律去思维和行动,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生活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和历史性的转折,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均难以估量,它对未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纵观二十年来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层变化,我们直观到民族精神的科学理性化和经济理性化的发展趋势,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既是“真理标准”讨论推动的结果,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压力迫使人们做出的适应。而由于“真理标准”讨论和经济体制改革都缺少深入细致的理论准备,诸多理论的疑难必然产生实践的困惑。

如前所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它在全民族中传播了实验、探索的科学精神。但是,真理及其检验标准的问题原本十分复杂,绝非几个理性命题就能说清和解决的。对实践标准的常识性宣传和解释,也必然带来对它的误解和曲解。

首先是对实践标准的素朴经验论解释。马克思强调实践是思维的客观真理性的证明,思维的现实力量的证明。显然,没有思维,没有理论,就没有什么需要证明,从而也就没有真理和真理的检验过程。把实践检验真理朴素和庸俗地理解为实践不依赖于理论的绝对优先性,甚至漠视和否定理论的作用,必然使实践成为丧失了“普遍性品格”的日常行为,或盲目的感性活动。这必然大大弱化全党和全民族的理论思维能力,使社会主义改革缺少坚强的理论思维能力,使社会主义改革缺少坚强的理论支持。如果说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难以挣脱教条主义理论模式的束缚,因而必须对原有理论加以“悬搁”,这是正确的消解策略,那么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诸多矛盾的展露,我们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失去了理论思维的实践,只能运用黑格尔所说的物质思维或表象思维,亦即感性具体水平的思维,实践只能在可以触摸到的物质材料和个人利益中探索,所以,这又必然造成对实践标准的实用主义理解。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对个人物质利益的承认和肯定,充分地利用了全民族的人力资源,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但是,按照黑格尔对实践活动的分析,利益是感性欲望最有内容和最有思想的形式,利益不能同自私自利混为一谈,更不能是自然情欲冲动,因为这种冲动是“愿望的不自由的、直接规定的、低下的能力,人在追求这种愿望时是作为自然物质进行活动的”[5]。毋庸讳言,我国民族精神中缺少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和经济理性的传统,当人们淡忘了高远的政治理想、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之后,实用主义、利己主义乃至一定程度的纵欲主义确有兴起之势,经济生活中的假冒伪劣和投机行为,政治生活中权力的腐败行为,文化中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颓败,乃至多少有些疯狂的消费浪潮,都表明仅靠感性欲望和物质利益的驱动无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从理论上说,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绝不是以人们的感性欲望的满足和物质利益的实现作为真理的标准,否则,全民族难免掉入纵欲主义的陷阱。按照黑格尔的逻辑,自然冲动、欲望、利益、倾向和意志,只有达到了理性意志才摆脱了片面的主观性,才是具有普遍性品格的实践观念,而只有这样的实践观念才能与理性观念实现统一,从而达到真理。改造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语言,我们可以说,只有超越了自私自利的主观意志和实用主义的主观性,才有客观真理可言;只有内含理论思维的实践才能检验理论思维的客观真理性。

对实践标准的另一种曲解是科学主义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真理是客观的,实践证明思维的客观真理性,这实际是说,真理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抛开现代哲学所揭示的符合论真理观的种种疑难不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观包括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理论命题,是否仅仅认识论的问题,客观真理是否价值中性的?从科学理性和科学主义的观点出发必定做出肯定的回答,而从道德理性和人本主义的观点出发则必然做出否定的回答。

从“真理标准”讨论以来,我国哲学力求挣脱政治权威标准的束缚,力求从弥漫民族精神生活的政治中心主义、政治理性统治中挣脱出来,理所当然地强调真理的客观性,强调科学理性的独立性,这一定程度地促进了全民族科学精神的发展。但是,现代西方哲学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也警示我们,科学主义也可能成为新的意识形态,成为新的专利力量,形成新的话语霸权。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命题说,实践内含的理论思维都思维着什么?思想中有待证明的客观真理内容是什么?显然,其中不仅包含关于自然对象的内容,也包含人与人的关系等社会对象的内容。真理的客观性不仅是认识与自然对象的符合,也是与人的普遍历史要求的适合,即包含着正义、公正的价值内容。设想真理是价值中性的,与正义、道义无涉,真理就失去了它激动人心的力量,也就失去了它的人道主义价值。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强大的科学精神和力量的支持,现代化建设似乎不可避免地需要科学理性、技术理性的设计和运作。但我们要警惕科学主义变成敌视人的东西。社会秩序的设计和控制、种种制度安排,不仅仅要有技术的合理性,而且要有道德上的正义性,否则,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难以获得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推动。

以上几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理论命题的曲解,显示了哲学理论的疑难。对复杂的哲学理论问题做简单化的处理,必然造成实践上的困惑和迷茫,甚至使实践陷入失败。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理论是无害的、自由的,人们尽可以在思想中驰骋想象,只要它没有付诸实践,就不会对自然、社会或他人造成损害;实践则是有责任的,所以应是审慎的、负责的。如此看来,我们确实需要“赞美理论”,需要付出更大的理论热情,不畏理论的繁难和玄奥,创造更为丰富的多样化的理论资源,以备实践筛选和检验。唯此,我们的实践才会有更高的普遍性品格,才会有更多的客观真理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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