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困而后学与视界的开放
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15]就成年个体来说,人们的学习动机可能多是因为有所困惑、有问题、有压力才去学习,是所谓“因而学之”。就一个民族来说,可能也大致如此。在内忧外患、民族危亡的时刻,一个民族才能打开自己的思想视野,真心实意地学习外国的先进东西,或者是重新发掘、阐释、创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困而不学”,则这个民族就必然“为下”,甚至灭亡。
我们刚刚讲到的亚里士多德所表达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思想的哲学视界,被胡塞尔视为欧洲命脉的“希腊理性精神”,可能属于“学而知之”的层次。亚里士多德明确讲,只是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之后才有自由的学术研究。生活在雅典城邦民主制度中的自由人,才有条件、有兴趣开启一个纯粹理论态度的学术传统,所谓希腊理性精神或西方哲学的视界,就是古希腊自由人纯粹理论态度的视界。同是在原始宗教世俗化时期的东方帝国,思想家们却没有古希腊人幸运。贵为王子的佛陀,贱如需要借粮的庄周,面对的是人间的悲苦,思的是如何解脱痛苦。而积极入世的儒家看到的是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社会现实,如何说服、教化统治者知仁行义,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是他们的所思所想。儒家学说是否可以称为“精英政治的伦理学和教育学”?总之,东方思想是基于生存困境的思想,是“困而学之”。“学而知之”与“困而学之”是东西方思想在起点上的生存论差异,是否有纯粹理论态度的思维是东西方哲学的视界差异。
在德里达的视界中,中国知识分子可能有太多的实用理性,而缺少自由知识分子的学术“职志”,所以,他要讲“无条件的大学”,不受限制的学术自由。殊不知,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困境中,“睁开眼睛看世界”,西方的各种理论如走马观灯似地进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中国知识分子也许是视界最为开放的思想者。俄国的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使许多人接受了“利益最大化的叙事”,或者说是理性经济人的形而上学。中国现代化的曲折与艰难,也使中国知识分子对后现代主义兴趣甚浓。大概不会有人怀疑,中国学界对西方学术和思想的了解远远高于西方学界对中国的了解。“困而学之”,特别是生存困境所产生的学习要求,较之优裕从容的“学而知之”,具有更为紧迫强烈的驱动力,尽管有时会有些急功近利。
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现代科学技术是西方哲学开启的视界的完成,现代科学技术或现代性的危机,亦即是西方哲学视界的危机。至此,才有跳出西方哲学视界开启新的思的视界的可能,才有古老的东方传统真正进入西方视界的可能。因此,后现代主义哲学才有与东方思想遭遇的可能,后现代主义与东方思想才是真正的理论话题。但是,西方学界能够接受海德格尔的判断吗?后现代主义哲学能够向东方思想开放视界吗?问题在于西方哲学是否会在现代性中耗尽自己,现代性是否会在现实世界中陷入绝境。不困不学,困而后学。
西方哲学为学术而学术的理性乐观主义已经多次遭到重创。阿多尔诺和利奥塔把德国纳粹的奥斯维辛大屠杀看做西方哲学的终结。阿多尔诺沉思道,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我们的感情再也不会接受形而上学的空谈,“奥斯维辛集中营证实纯粹同一性的哲学原理就是死亡”[16]。利奥塔则把奥斯维辛大屠杀作为反对黑格尔的论证,也作为反对海德格尔的一个论证。按照我们的看法,说黑格尔哲学或海德格尔哲学是纯粹同一性的死亡哲学,或许有些牵强,但说他们的哲学不能防止或避免奥斯维辛则是正确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哲学都是“思之强力”的哲学。无论是黑格尔的具体同一性,还是海德格尔的“苍劲者”,都缺少东方思想和平、柔顺的精神气质。
奥斯维辛事件暴露了西方哲学的困境,当代全球性问题显示出西方现代性的危机。但是西方的主流文化却陶醉于“历史终结”的胜利凯旋之中,以致有的评论家谴责美国人的麻木和迟钝。如果说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仍有困惑和问题,那就是如何让非西方世界接受西方的理性和共识。有人指出,在西方理性看来,阿拉伯人没有理性,中国人有一些实用理性,因而难以进行理性的对话和交往,这就使罗尔斯关于正义的建构难以形成“重叠共识”,也使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难以形成普世伦理。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对西方理性的拆解,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颠覆,从而展示出“思想”的多种可能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西方理性的狂妄和傲慢,为西方哲学向东方敞开视界创造了条件。但是,用马克思的说法是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在一个单极化的世界中,意识形态的霸权和形而上学的恐怖是难以避免的。东西方思想的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只能在一个相互制衡、多元化的世界秩序中才有可能。有限理性,有限的国家、民族利益,有限的自由行动空间,即有所制约,有所困顿,从而才有了解“他者”的压力和需要。
当西方人真的开始认真对待东方思想传统的时候,他们将看到一个具有巨大思想潜能的文化宝藏。古典东方思想大致都可以说是“心性之学”,都力求通过心灵的修养而获得一种秩序良好的社会或获得心灵的安顿。仅就儒家学说而言,似乎可以用“关心”二字体会其主旨。孔子曾用“爱人”解释他的核心思想“仁”。孔子也特别看重朋友、友情的价值,他把“朋友信之”作为一个人生目标。至孟子,儒家已发展出“尽心,知性,知天”的全面的心性论。孟子通过“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等“四端”的论证,打通了个体心灵之间的阻隔,“关心”即因为心心原本相通,“爱人”即因为它是人心固有的良知良能的自然倾向。只要人心不放,即不失、不丢弃,就会有人与人、人与天、内与外的和谐统一。
基于个人自由的西方理性精神把“他者”和“在者”全部纳入逻辑的范畴之中,这是否会丢失了某些最重要的东西?与他人共在、与宇宙交流的存在感,无法用范畴概括,在范畴边缘跃动的生命感受,是否只能用某种“情思”来沟通和理解呢?东方思想的心性之思、仁爱之思、慈悲之思等,有可能启明西方哲学的思的视界。但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这需要耐心地等待。
【注释】
[1][法]利奥塔著,罗国祥译:《非人——时间漫谈》,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4页。
[2][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哲学的终结和思想的任务》,《哲学译丛》,1992年第5期。
[3][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05页。
[4][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12页。
[5][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12页。
[6]《孟子·尽心上》。
[7][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41页。
[8]《老子》七十八章。
[9]《老子》七十六章。
[10]《老子》三十一章。
[11]詹明信,张敦敏:《回归“当前事件的哲学”》,《读书》,2002年第12期。
[12][美]科布著,邵刚、杨金颖译:《怀特海哲学和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世界哲学》,2003年第1期,第34页。
[13][美]科布著,邵刚、杨金颖译:《怀特海哲学和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世界哲学》,2003年第1期,第34页。
[14]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页。
[15]《论语·季氏》。
[16][德]阿多尔诺著,张峰译:《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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