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理念的现代阐释

(二)中国传统哲学理念的现代阐释

寻找中国人心中活着的哲学传统，既是用中国传统哲学理念和思维方式把握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哲学工作，也是对中国传统哲学做出创造性转化的工作。没有中国传统哲学的理念、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我们就看不到、思不出仍然存活的中国哲学传统；如果不能对传统哲学做出创造性转化，我们就不能用当代人的说话方式说出和续写中国的哲学传统。而所谓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实质是在当代世界哲学和当代一般精神文化所规定的语境中重新阐释中国传统哲学的理念和思维方式。

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哲学并非是单纯的自身发展，它亦曾在与外来文化的对峙、互释和交融中改变它的理论形态乃至思维方式。至少在佛学传入中国以后，佛学的逻辑、论证方式及其精细的区分精神就极大地影响了后来宋明理学的发展，从而也间接地改变着中国人的心智结构。在学院化的哲学研究中，存在着两种两极相同的片面观点。一种是以哲学的普遍性为由，否定哲学的民族性特点，如黑格尔、胡塞尔都认为只有源自希腊理性精神的西方哲学，实质是德国哲学才是哲学的完成形态，才是真正科学的哲学，其他民族的哲学至多只是作为哲学完成过程中的材料或环节而已。另一种观点则以捍卫民族哲学的特殊性为由，否定哲学的世界性和理性的统一性，怀疑和否定吸取外来哲学发展民族哲学的可能性，这种观点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达到极致。极端的以世界哲学只有唯一形态的普遍哲学实质可能是极端的民族主义，极端的民族特殊性哲学实质也是在固守自身哲学的普遍性、统一性。其实，即便是某一民族自身哲学传统的传承和延续，也是在差异和同一、断裂和连续的紧张关系中实现的。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和发展，支撑哲学思考的民族语言也在不断变化，而在一定意义上说话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同时也是体验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变化。每一代人面对自己民族的古代哲学遗产也有时间乃至精神空间的隔碍，也必须在自己时代的理解方式中重新再造新的哲学传统。古今之别显然不完全相同于中外之别，但世界哲学发展的历史表明，没有任何民族哲学能够独善其身而不受外来哲学影响的。

到目前为止，哲学还没有自己的形式语言，也许哲学的本性不能做形式化的表述。哲学用各民族的自然语言在言说，它就必然说出这一民族自然语言中沉淀着的希望和梦想、愁苦和忧伤。哲学也许如赖欣巴哈所说是古老的诗歌，它表达着一个民族最深沉隐秘的历史情感。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看法，这是不能说的神秘的东西。但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当我们用思想或概念的方式说出某种情感，我们即已把情感变成了概念或思想，情感即成为可理解、可论证的东西。因此，各民族间的哲学的对话和交流即在不断扩展本民族的思想空间和哲学视域，这也必然不同程度地带来本民族哲学观念和哲学思维方式的改变。与此同时，发生对本民族哲学传统理解的改变。

自现代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几代哲学工作者在中西哲学比较、会通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随着对西方哲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对中西哲学的理论形态和思维方式的特质逐渐有了更清楚的认识。特别是由于后现代主义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批判，人们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优长有了更高的期望和更多的自信。但是，另一方面则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支撑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哲学理念和思维方式越来越成为支配我国现实生活的真实逻辑。历经多次文化批判、政治批判而未完全断绝的中国哲学传统，面临着被市场逻辑彻底灭绝的危险。此时思考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历史任务，显得如此紧迫和沉重。一些社会人士以各种方式力求掀起尊孔读经的热潮，大学里也纷纷在校内外、国内外建起国学院。一些对西方哲学造诣很深的学者随着对西方社会了解的日益全面和深入，走入用中国传统的优长治疗西方疾病的理路。表面看来，这是由西入中，但实质上仍是在西方的哲学逻辑中运思。在笔者看来，我们大可不必过于紧张和急切，从容中正，正是中国儒学的风范和态度。从大的历史尺度看，文化逻辑较之市场逻辑可能有更根本、更久远的规范力量。从根本上说，哲学是理性的事情，中国哲学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取决于中国人的理性能力，亦即有理讲理的说理能力，关键是对自己和他人讲清道理。

中国传统哲学注重内省、体验、感悟和直觉等，这似乎显得有些神秘。但黑格尔也曾谈到人们对思辨方法神秘性的指责，认为这是因为人们没有进入和理解思辨思维。对于没有科学常识的人来说，现代科学技术也是神秘的。因此，不能以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特殊性为由，拒绝与世界哲学的对话。胡塞尔的现象学作为哲学心理学已经尝试对本质直观、范畴直观等做出描述和构造，这既为说出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提供了借鉴，也为西方哲学理解中国哲学思维方式开启了道路。至于今天仍有生命力的中国传统哲学理念更应该做出清晰的阐释，如儒家的“孝道”至今仍是中国人际关系的基本规范。从其社会功能来说，不仅对中国家庭的稳定、延续和家庭成员的生活保障等起着作用，而且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时期，也大大减少了社会改革的代价和成本。人们通常所说的“啃老族”，是靠父辈的经济收入养活下岗、失业或未就业的子辈乃至孙辈。这不仅使政府、企业减少了社会保障支出，也使社会稳定、社会秩序得到保证。中国家庭也为子女教育投入了高昂的费用，这使中国高等教育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实现了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为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进而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的说法是“父慈子孝”，中国家庭为子女付出的如此之多，也使“孝道”的长期延续具有合乎经济理性的现实基础。儒家以孝为教、以“孝道”治国的家庭伦理和政治伦理，建立在“亲亲”的自然血缘基础上。“亲亲”是群体性动物所具有的自然倾向，在哲学上可以说是有先天或先验的根据，中国传统大家庭的社会构成，是“亲亲”和“孝道”的后天经验基础。正因如此，“孝道”既不简单地是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而是有充分哲学理由的原理和规范。如果说“亲亲”、“父慈子孝”至今仍是有合理性的原则，那么把父子关系外推为君臣关系则是意识形态的欺骗。父子有血缘和家庭共同生活的自然亲情，而君臣则是缺少自然情感基础的陌生人之间的关系。父父子子到君君臣臣的道德推理没有理性的根据或必然性。所以，家庭伦理的“孝道”可能将继续绵延，作为政治伦理的“孝道”则是腐朽的封建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