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条件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条件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可能

当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马克思主义时，中国正开始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对它一无所知。到了19世纪后半期，中国人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但并没有对它发生兴趣，那时先进的中国人所注意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及多种社会学说和近现代的自然科学。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了由胡贻谷译的英国人克卡朴所著的《泰西民法志》(即《社会主义史》)，该书首次向中国人民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平及其学说，介绍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1899年，广学会出版的不定期刊物《万国公报》刊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译、蔡尔康撰的《大同学》，文中多次谈到马克思、恩格斯，称马克思为“百工领袖著名者”，“讲求养民新学者”。在20世纪初，中国人更多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如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如孙中山、朱执信、马启武等，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以及海外的留学生都零星地介绍过马克思主义。但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前，中国由于其经济的落后，还没有形成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基础，那时还不可能有人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接受、领会马克思主义。所以在十月革命之前，还说不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正式传播，那时的零星介绍只能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萌芽阶段。

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到底何以可能呢?

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少数留学生、知识分子便知道并介绍过马克思及其学说轮廓。其中，朱执信是最著名的一位，但在中国及知识界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此，毛泽东在1949年总结中国革命历史并宣布基本国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十分准确的。马克思主义是与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一起，被中国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所欢迎、所接受、所传播、所信仰。与俄国曾经经过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多年介绍、翻译、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具有思想理论的准备阶段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开始便是作为指导当前行动的直接指南而被接受、理解和运用的。这种现实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天所展现的便是这种革命实践性格。中国没有俄国那种“合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许多基本理论著作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中译本，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许多中国最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并没有读过许多马列的书，他们所知道的，大都是来自于日本人写作和翻译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东西，因此，一个问题自然摆在了我们面前，那便是，在异常丰富复杂的马克思主义中，他们到底注意、理解、选择了些什么?他们是如何选择、运用的?这种选择和运用是如何可能的?

1918—1919年初，李大钊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表示了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赞赏支持。1919年5月，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可说是第一篇真正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长文，也标志着中国最早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理解。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十月革命的成功和河上肇等日本人的第二手翻译著作，使中国这些知识分子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要点，迅速和果断地接受了它，成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如此，首先是近现代救亡主题的急迫现实要求所造成，同时也是中国的传统实用理性的展现，即要求有一种理性的信仰来作为行动的指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十月革命的实践效果使这种潜在的可能变为现实。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条件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五四前后的广泛传播是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的需要。

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那时起，这个古老而积弱不堪的东方大国内忧外患，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灭顶之灾，如何富国强兵，成为贯穿整个中国近现代的中心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成了国人关注的焦点。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各个阶级阶层的人们，曾经先后设计过种种蓝图、方案，提出了种种主张，但在实践中却逐一失败了，即使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命运也是如此。要正确回答和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有科学的世界观和彻底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鲜明的科学性、实践性和阶级性使它成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抨击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的思想特征，革命精神极强，这对于饱受列强侵略之痛，又经过五四洗礼的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来说，极易引起共鸣，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一文中这样写道:“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地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含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社会所暴露的危机及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端有预见的揭露，更加深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赖。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鲜明的阶级性、先进性及博大、切实的思想特征，与当时风行国内的各种外来思潮相比，对那些急于寻求救国之路的青年人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五四运动前后的广泛传播，不只是适应了解决当时社会矛盾的需要，还因为当时中国社会有了一个新的生产力的代表——中国无产阶级。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阶级基础。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因而中国的民族资本有了较大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日益壮大。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已达200余万，工人阶级的力量在罢工斗争中不断得到发展，并且越出了经济斗争的范畴，开始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急迫地要求有一种革命的科学理论来武装自己，指导争取解放的实践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本质上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五四运动前后得到广泛传播，是中国无产阶级由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的需要。

第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十月革命对于中国人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将社会主义由理论转化为实践、由理想转化为现实的成功范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力量。毛泽东曾精辟地阐明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关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¹⁾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运用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主义有各方面的丰富内容，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曾指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是马克思的两个重大发现。剩余价值理论本来就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石。但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刚刚起步，无产阶级也非常薄弱，连进行宣传鼓动的厂矿企业都少的可怜，这一基本学说的实用性质和范围都非常有限。因此，尽管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介绍马克思主义时，都要介绍剩余价值学说，但如果细看一下，便会发现，他们介绍的重点，真正极大地打动、影响、渗透到他们的心灵和头脑中，并直接决定或支配其实际行动的，更多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中，又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李大钊曾说:“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分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人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离了他的特有的唯物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是不可能。因为他根据他的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预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运命……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所以他的唯物史观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的历史。他的《资本论》也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²⁾

与李大钊一样，陈独秀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变为国家社会主义……也叫做社会民主主义，因为他主张利用有产阶级的议会来实行社会主义，所以也叫做议会派，内中无论是柯祖基(考茨基)的正统派或是柏因斯泰因(伯恩施坦)的修正派，都不过大同小异罢了。在俄国才还了马克思的本来面目叫做共产主义……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两种社会主义，究竟应该采用哪一种呢?……阶级斗争的观念确是中国人应该发达的了，再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有产阶级的政治家、政客的腐败而且无能和代议制度的信用，民主政治及议会政策在中国比欧美更格外破产了。”⁽³⁾

如前所说，中国知识分子是通过十月革命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因此李大钊、陈独秀所接受的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又是与列宁坚决反对第二国际的议会道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但直接决定了他们对中国现实斗争道路的选择，即不走社会民主党的和平道路，而是走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暴力革命道路，而且也决定了他们所接受和理解的唯物史观总是与激烈的阶级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

但是，中国知识分子有着自己的长久的文化传统和观念遗产，这些传统与遗产与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不但毫不相关，甚至互相冲突;那么，这种对于他们是全新的观念、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地被他们所接受呢?接受这一观点，除了救国这一现实需要外，有没有什么文化心理结构上的依据或条件呢?

从晚清起，严复翻译、介绍的进化论，在中国便一直深入人心，风靡不衰，从饱读诗书的士大夫到年轻一代的知识者，曾非常迅速地抛弃千百年“一治一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论历史观和“复三代之盛”的历史退化论，似乎并无任何思想困难或情感障碍便接受了以生物学为基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现象值得注意。它似乎说明，中国由于没有真正强烈的宗教信仰，知识者仍然习惯于用自己的理性来判定、衡量和估计事物，这种理性是一种经验论的理性，排斥着纯粹的抽象思辨和非理性的情感狂热，而与现实生活的经验感受和积极意念连在一起。所以它没有“上帝造人”之类的思想情感上的阻碍，也没有从宿命论角度来安然接受“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结论，而仍然追求和呐喊着自立自强和刚健奋起。“自强”、“刚健”本是儒学传统，它却可以在西方输入的进化论观念下成为近代精神。可见，尽管近现代传来的好些西方学说，在某些具体内容，观念上与儒、道、墨、法的中国传统相背离，“弱肉强食”、“生存竞争”与“和为贵”(儒)、“弱者道之用”(道)的矛盾，却可以在更深一层的文化心理结构，即“民族精神”、“国民性”上接受和融合他们。这所谓“更深一层”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一种基本特质，便是求现实生存，肯定世俗生活并服务于它的实用理性。

也正因为中国的实用理性使情感经常处在理智的控制、干预和渗透下，使人们的意念、信仰、希望以及意识形态经常要求某种理性的解释，进化论在中国便主要不是作为一种实证的科学学说来对待和研究，而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信仰、一种生活动力、人生观点和生命意念而被接受和理解。人们是怀着一种情感态度去接受、理解和信仰它的，但这是一种理性认识后的信仰，而不同于纯情感的倾倒或服从，正如同以前中国士大夫之信仰孔夫子不同于西方人崇拜上帝相信耶稣一样。进化论观念作为意识形态和情感信仰，指导中国知识分子去生活和奋斗，具有着理性的特征。

显而易见，由进化论走到唯物史观，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顺理成章、相当自然的事。李大钊、陈独秀当年便是如此。李大钊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陈独秀、鲁迅等人，他们都曾是进化论的信徒。

唯物史观之所以能代替进化论，它优越于后者之所在，对当时先进知识分子来说，至少有突出的两点。第一，它更为具体实在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不再是一个相当简单的生存竞争原则或比较空泛的社会有机体观念，而是以经济发展作为基础来解释社会的存在和各种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观念体系以致风习民情，具有很强的理性说服力。中国一直有着“经世致用”，重视功利的儒学传统，有着从经济，地理各种社会物质存在条件或方面对研究和论证政治盛衰、民生贫富的思想学说。早在春秋时期，便有“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和“庶之、富之、教之”(《论语》)的思想观念，它们一直未被人们所遗忘。尽管有宋明理学的冲击和统治，历代治世能臣从桑弘羊到张居正的形象，不但被史书所详加记录，而且基本上为士人们所肯定。这种文化心理结构的积淀，对不断地向西方寻求救亡真理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选择进化论后又选择了唯物史观，应该说是起了作用的，尽管不一定自觉意识到，但思想传统、情感倾向和心理结构上的认同，亦即没有在情感、观念上强烈的排拒感、难以接受感，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对比中国人由于长久的传统观念和伦理情感的排拒，一般较难接受弗洛伊德学说和极端个人主义，对比具有强烈宗教信仰者难以接受“猴子变人”的进化论，似乎也表明这一点。

其次，就具体内容说，中国社会思想中一直有乌托邦的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是希望”夏三代之治”，道、墨甚至佛教也各有其不同的乌托之邦或极乐世界。到近代，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更分别构造了他们的“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的大同远景。以空想社会主义为自己现实奋斗的最终目标和远大理想，是这些志士仁人进行实践斗争的一种巨大的动力。因此，由空想社会主义到唯物史观的“科学社会主义”，在思想进程上也有顺水推舟易于接受的便利。

这里，重要的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唯物史观与进化论一样，不是作为具体科学，不是作为某种客观规律的探讨研究的方法或假设，而主要是作为意识形态，作为未来社会的理想来接受、来信仰、来奉行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格非常符合中国人救国救民的需要……重行动而富于历史意识，无宗教信仰却有治平理想，有清醒理智又充满人际热情……这种传统精神和文化心理结构，是否在气质性格、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上，使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呢?”⁽⁴⁾其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主要作为一种历史观与中国文化心理尊重历史经验富有历史观念历史情感，更有相互接近的地方。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和解放初关于“社会发展史”，即唯物史观的大规模宣传，使中国大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好些宗教徒和非马克思主义甚或反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教授、哲学家、历史学家，都自觉自愿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1949年以后，许多有自己明确的哲学观点、信仰甚至体系的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如金岳霖、冯友兰、贺麟、汤用彤、朱光潜、郑昕等人，也都先后放弃或批判了自己的原哲学倾向，并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尽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了解的准确度和深度还可以讨论，但接受的内在忠诚性却无可怀疑……这与他们由热情的肯定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使国家不受外侮从而接受马克思主义有关;但这种由‘人道’(政治)而‘天道’(哲学)的心理转移，不又正是中国的思想传统么?他们不正是自觉不自觉地表现了这一传统么?”⁽⁵⁾甚至像熊十力、梁漱溟，也都在他们的晚期学术著作中，表露出或反射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某种程度上的认同或肯定态度。

当然，还有一大批知识分子(主要是大陆以外的)并没有接受甚至还激烈地反对马克思主义。除了政治原因外，思想上的一个主要焦点是他们反对阶级斗争学说。承认或否认从而积极参加或消极拒绝阶级斗争，便几乎在中国成了是否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上的区分界线和标准尺度。1949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中的马克思主义者绝大多数是中国共产党员。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主要是以其唯物史观中的阶级斗争学说而被接受、理解和奉行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⁶⁾，这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亿万人民无数次高声诵读的语录，虽然并不能概括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毛泽东本人对唯物史观的全部看法，因为阶级斗争并不就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也远不止是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作为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内容，数十年来对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来说，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共产主义作为唯物史观的未来图景，提供的只是革命的信念和理想，阶级斗争作为唯物史观的现实描述，才既是革命的依据，又是革命的手段和途径。于是它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最根本的理论学说和基本观念。

所以，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常常是从阶级斗争来看一切，包括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形势和要求来认识，研究以至描述、区别阶级。无论是陈独秀于1923年发表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或毛泽东1926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都主要是从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情况的角度和层面来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因此着眼点和着重点主要不在于各阶级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历史位置的具体科学考察，不在于对中国社会作严格的结构性的阶级阶层分析，不在以比较严密的数量统计为基础的所有制和财产分布的描述研究，而主要在描述各阶级在当时经济特别是政治上的处境、状态和它们在经济特别是在政治上的态度和可能性。从而收支状况、生活水平代替在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中的结构性的地位，常常不是生产中的地位，而是分配消费中的地位，不是经济条件，而是政治态度。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这种阶级分析和阶级观念更接近于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战略论著中的阶级分析，而不接近《资本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础分析。它实际是从阶级斗争(政治)来观察、论证阶级，分析阶级也是为了明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是为了当前革命的急迫的实用需要。

阶级斗争学说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率先传播，得到大批青年欢欣鼓舞地接受后，很快就有具体行动的落实。首先是建党，其次是到“民间去”。

建党是列宁主义的基本学说。以职业革命家为主体，有严格组织和铁的纪律的共产党组织在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相继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开始领导、组织工人进行斗争。上述思想理论上的阶级分析也正是有了这种阶级斗争实践之后才来进行的。中国共产党没有马列主义创始人以及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那种多方面多层次的理论论著，中国现代紧张的政治局势和救亡斗争，使得人们在主客观上很少能有足够的条件来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书斋研究，而把主要的力量、时间和注意，集中在紧迫的斗争实践上去了。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中的实用理性和集体意识无疑促成了这一特征。所以，从唯物史观到阶级斗争，无不涂上这样一种直接为急迫的现实斗争，为当前的社会需要服务的色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和革命性，在中国现代特定的环境下，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的渗透下，具有了这样一种单纯和直接的实用特征。

有学者研究胡适时，曾解释为何杜威和罗素大体同时来华讲学，杜威的影响却比罗素要大的多，认为“杜威的实验主义通过胡适的中国化的诠释之后，这种‘改造世界’的性格表现得更为突出……杜威和马克思之间有许多根本分歧，但在‘改变世界’这一点上(包括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他们的思想是属于同一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继实验主义之后炫惑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这也是基本原因之一”⁽⁷⁾。其实，更重要的是，一方面，在上述中国现代条件下，本来十分重视理论，具有一整套完备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在中国也被染上了“有效即真理”和要求直接服务于当下实践的实用主义的因素。这一点影响了它在中国的发展方向。但另一方面，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继实验主义之后炫惑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呢?即是说，马克思主义如何比实用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有更大的可接受性呢?

除了要求救亡图存的现实理由，又似乎仍有其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原因。就传统心态说，中国的实用理性有与实用主义相近的一面，即重视真理的实用性、现实性，轻视与现实人生与生活实用无关的形而上学的思辩抽象和信仰模式，强调所谓“道在伦常日用之中”。但也有与实用主义并不相近的一面，即实用理性更注意长远的效果和具有系统内反馈效应的模式习惯，即承认有一种客观的“道”支配着现实社会和日常生活，从而理性并非只是作为行为的工具，而且也是认识道体的途径。正是实用理性这一特点，使中国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之间，在文化心理结构上更易倾向于前者一些。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但有其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和未来社会的理想，而实用主义的理论建立在生物适应环境的基础上，没有这种理论和理想，而且马克思主义是肯定客观世界及其普遍规律的存在，是重视对这种规律的认识和论证的，而实用主义则从理论上排斥这一点。所以，从一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像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等人就写出了有关中国现实局势和奋斗前景的好些颇有理论水平的文章，今日看来，也远远超过了当时其他党派和其他的思想理论学说(例如胡适的政治文章)，他们对中国革命状况和政治斗争的分析论证，比其他理论学说有更强的说服力和深刻性。这倒正是他们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即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来观察论证的结果。因为当时中国确实处在日益紧张的社会斗争和阶级斗争之中，处在日益加剧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形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