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在早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中的发展形态及特点

第二节　唯物史观在早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中的发展形态及特点

马克思主义有着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就这一学说的整体而言，它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大部分。就其中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是由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两个部分所构成，这些内容，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初传时，曾大部分被人们所接触到，但当时先进分子所感兴趣并大力介绍的，还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其与之密切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学说，其中又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与社会革命理论，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重点的。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翻译简况

五四运动时期及以后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介绍以唯物史观为重点，首先反映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翻译介绍上。仅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前后后这短短一段时间内，国内翻译介绍唯物史观的著作，就有二十余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19年8月1日发行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该文当时的译名为《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译者是李泽彰，除此，还有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译本。至于该时期介绍唯物史观的杂志，更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五四运动后的一年间，全国范围内出版了四百多种刊物。这些刊物，虽然思想倾向各有不同，但都或多或少地宣传过某些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其中一些影响较大的刊物，都竞相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唯物史观。例如，当时有较大影响的北京《晨报》副刊，于1919年5月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性译著和马克思生平简介。有时，还连载马克思原著的译文。其中为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零一周年而译载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河上肇著，渊泉译)一文，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并对其中难懂的概念范畴，如“社会生产”、“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作了注释。在前期新文化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新青年》杂志，经过五四运动，也逐渐变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为向广大读者介绍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李大钊在1919年5月担任编辑期间，把他主编的第六卷第五号编为“马克思主义专号”，在上面发表了自己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的基本内容，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其中直接援引的《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序言》和《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段落，是第一次见诸中文。其他杂志，如北京的《每周评论》、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南京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月刊》等，也都不同程度的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著。

五四时期，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传播，以唯物史观为重点，还表现在他们都以唯物史观的研究宣传作为自己理论活动的中心内容。如李大钊在五四后不久，便开始了集中对唯物史观的宣传工作。短短几年中，先后发表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一系列文章，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五四时期身在日本的李达，为系统地向国内宣传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以顽强的毅力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等书，寄回国内出版。其中《唯物史观解说》，作为李达的第一本哲学译著，辑录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中阐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对于我国人民直接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述中准确把握史观的内容，具有重要意义。值得一提的是，李达对唯物史观的介绍活动，一直持续到大革命失败前，其标志是他的《现代社会学》一书的刊行。这本书，相当完整准确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和国家、社会革命、社会意识以及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一系列基本原理。陈独秀也于1922年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社会主义批评》、《马克思学说》等文章，积极宣传历史唯物主义。

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以唯物史观为中心，也表现在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诸如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分析中国社会的各阶级状况等等。其中突出的代表是毛泽东。早在1920年，他就在与蔡和森的通信中探讨要以唯物史观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1926年，毛泽东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这是把马克思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初步尝试，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同时，也是这一时期以唯物史观为重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的必然产物。

总而言之，从五四运动到一战时期，对唯物史观的宣传介绍，一直是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的中心。李大钊在描述这一时期的状况时说:“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乎无人不被唯物史观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⁸⁾

二、唯物史观在早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中的特点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一开始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重点，并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而是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环境，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以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所具有的理论素养等诸条件所决定的历史逻辑的必然反映。

前面提到，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开始的。而俄国革命的胜利，恰恰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真理的一次历史性证实。因此，致力于中国劳苦大众解放的共产主义先驱们，在决心走十月革命道路的时候，便不能不把自己的理论注意力指向唯物史观。在他们看来，十月革命的胜利，实质上就是唯物史观的胜利。如蔡和森就曾认为:俄国革命的出发点=唯物史观。这样他们就必然把对唯物史观的宣传介绍作为中国革命的前提条件，作为自己理论活动的头等任务。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唯物史观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在内容上直接揭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揭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论证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和阶级斗争对于人类社会变革的巨大作用。从唯物史观中，可以直接引申出革命的结论和行动的口号，这就使它较容易为人民大众所接受，李大钊在传播唯物史观时，就曾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中，引申出广大无产阶级行动起来，通过自觉的努力去建设一个无产阶级新世界的口号:“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个伟大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现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努力，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⁹⁾陈独秀也从阶级斗争的原理出发，预言“有产阶级之倾覆以及无产阶级之胜利，都是不能免的事”，并号召中国无产阶级行动起来，夺取政权，建立劳农专政的新型国家。由此可以看出，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部分来说，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刚刚觉醒的，并渴望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苦难深渊中挣脱出来的中国无产阶级，无疑更具有亲切感和可接受性。这正如李大钊所说:“中国人民在近百年来，即被那些欧美把长成的资本主义武装起来的侵略的帝国主义践踏摧凌于他的铁骑下面，而沦降于弱败的地位，我们劳苦的民众，乃在二重乃至数重压迫之下，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¹⁰⁾

其次，五四运动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任务，也决定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必然把理论注意力集中于唯物史观。这是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要革命，就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¹¹⁾。而要建立这样一个政党，就必须有一种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真理作为其理论基础。在早期共产主义者们看来，唯物史观正是这样一种真理。毛泽东和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在关于建党问题的通信中，反复强调“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根据”，⁽¹²⁾正是先驱们这种认识的集中反映。其次，新成立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必须先“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以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¹³⁾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只有借助于唯物史观才有可能。

最后，历史唯物主义首先得以在中国传播，还因为当时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主要是围绕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历史观诸问题展开的。由五四运动带来的思想解放，引起了一场宣传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潮;十月革命的胜利，更激起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热切向往。这一切，使得一些人趁机把各种假社会主义，如基尔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等等，竞相向国内介绍。胡适也在宣传社会改良论。一时间，人们对社会主义真假难辨。因此，阐明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划清真假社会主义的界限，便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迫在眉睫的任务。

这一时期出现的批判各种假社会主义的文章，如陈独秀编辑的《社会主义讨论》、《讨论无政府主义》，李达写作的《劳动者与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商榷》，蔡和森、李大钊分别发表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和《再论问题与主义》等等，大多是联系科学社会主义来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的介绍，是以唯物史观为主要内容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早期发展的这一特点，完全是由这一时期的社会条件、理论斗争任务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所决定的。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驻足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科学根据，同时也为中国人民重新观察国家的命运提供了科学的认识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