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独特贡献

第五节　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独特贡献

一、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

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瞿秋白的贡献都是不可磨灭的。瞿秋白同千百万个牺牲的革命者一样，以“他们留下来的血创造了伟大的历史光荣”⁽⁵⁴⁾。瞿秋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道路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所谓承前，就是继承了李大钊、陈独秀宣传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于中国革命的工作，进一步推广到辩证唯物主义领域;所谓启后，就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全面发展开辟了道路，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如此。从此以后，中国就出现了完整的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象。

自1923年瞿秋白从苏联回国后，他撰写了诸如《自由与必然世界》、《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新哲学——唯物论》等一大批文章和著作。他的这些论著集中宣传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结束了人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理解为唯物史观的状况，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的发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那么，瞿秋白在理论上的具体贡献何在呢?

第一，对哲学基本问题作了首次明确的表述。

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因此考察以往的哲学发展，分析评判当代的哲学流派，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瞿秋白以前甚至是同时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基本立场和方法还不曾有过明确的认识与论述。而瞿秋白在理论上的贡献之一，就是对此作了首次明确的阐发。他指出:“人者想哲学问题——就是他想组合一更稳固的‘宇宙’观——他立刻就遇到难题:‘我’与‘非我’的关系，‘认识’与‘实质’以及‘灵魂’与‘自我’的关系……直到如今，这一问题还是哲学乃是哲学基本问题。”这就是说，思维与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乃是哲学基本问题。任何一种哲学学说，一种系统的世界观的建立，都是以对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为前提的。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所能见到的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最早表述。

瞿秋白不仅对哲学基本问题作了首次明确的表述，而且还依此为标准去考察人类理论思维发展的历史，批判哲学史上的各种唯心主义，在他看来，哲学上的唯物主义以客观为出发点，而唯心主义，则以主观为出发点。与此相联，瞿秋白还分析了唯物主义哲学形成的基础和唯心主义哲学产生的根源，指出唯物主义是产生于以科学的观点去考察世界的。他说:“以科学观点考察自然便是不能以‘某一现象为某一神灵的动作’来解释，而要以自然界的法则(公律)来解释。人对于自然增进自己的权力，只靠着探悉自然现象的规律，知道的愈多，权力也愈大。”⁽⁵⁵⁾至于唯心主义，瞿秋白指出，它的产生与人类初期的万物有灵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人类在其初期还不能科学地解释各种自然现象，从而便以为一切现象的背后都有一个冥冥之物在支配着，以为一切现象都有与人类似的灵性。“既然信仰宇宙为某一神灵所创造，即此便是以主观为出发点的各种哲学系统之基础，而这种信仰本来就不期而然的引导到‘客观(自然)之存在受主观的规律’等类的学说”。⁽⁵⁶⁾因此，“凡是与唯物论对抗的哲学，都是由初民万物有灵论里出来的”。⁽⁵⁷⁾在瞿秋白看来，唯心主义的产生还有社会方面的根源。他说:“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各社会间交通日益繁多，往往骤然发现整个儿的一部分现象，以前向来所没有研究过的，只能暂时是归之神归之于上帝。”“一个民族之内的斗争，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以及通商事物里，常常发现以前所不可能的事，而大家所期望的事反不能实行。这种状态更可巩固对于天神力量的信心，而增长依赖天力援助的倾向。”⁽⁵⁸⁾

瞿秋白关于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产生根源的分析，揭示了唯心主义与宗教迷信、唯物主义与科学的内在相关性，证明了唯心主义哲学与科学是根本背离的，促进科学的发展同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第二，对世界物质性原理作了新的说明。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社会政治斗争的急切需要，五四时期的共产主义先驱者多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与社会生活有直接的密切联系的部分，注意能够从事直接引申出行动口号的社会结论方面。至于对宇宙本原问题，世界物质性问题等等方面的内容，则无暇顾及。这一方面的不足，由瞿秋白作了重要弥补，他在《社会哲学概论》和《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中，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和物质范畴作了较为充分的阐发。

在瞿秋白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归根到底都是物质的种种表现形式。“全宇宙只是统一的物质之种种组合成混合的方式。”⁽⁵⁹⁾关于世界的物质性，瞿秋白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其一，整个宇宙由无限多样的物质所构成，物质永恒运动，依一定的规律由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其二，生命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物质形态，是蛋白质的存在方式，而蛋白体即是在一定自然条件下不断进行新陈代谢、自我更新的过程。其三，意识是物质长期、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一种特别组织的物质”的属性，是现实世界的反映。经过上述三个方面的论证，瞿秋白最终得出结论: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当然是宇宙间一切现象之根本”。

瞿秋白不仅详尽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物质性原理，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作了尝试性的说明。

在瞿秋白看来，作为宇宙本原和统一基础的物质，其根本特性就是客观实在和永恒运动。具体就是“精神不外乎物质而存在，物质却能外乎精神而存在”，“各种物质并且经常在变动、转动、变化之中”。此外，瞿秋白指出，物质还有其他一系列基本特征，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具有质量、占有空间和无限可分。

为了说明物质的客观实在性，瞿秋白特别强调物质的质量和空间特性。他在给物质下定义时说:“凡是可以用我们的外部感觉去接触，并且有分量体积等可以称量的东西，都是‘物质’。”这一定义，表现了瞿秋白试图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在自然科学已有的成就上去概括物质特性的努力，是十分可贵的。但他却把自然科学的物质概念与哲学上的物质概念混为一谈了。以“能够称量”去证明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便会割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物质统一关系，把人类社会排除在物质范畴之外，实际上，社会存在也是一种物质现象，它客观存在却无法“称量”。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只能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中去说明。

瞿秋白还论证了物质无限可分的特性，指出:“凡是一个‘物’必自成‘系统’——从许多小部分结合而来的。所以个体之中又有个体。然而一个‘物’之外必定有环境，所以总体之外又有个体。”

瞿秋白对物质概念内涵的这些规定，在总体上已突破了旧唯物主义关于物质概念的解释，接近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念，代表了当时中国唯物主义哲学的最高水平。但是，其中也还残留有旧唯物主义影响的痕迹。

第三，对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首次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

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在传播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不仅主要侧重于唯物史观，而且把历史唯物论作为唯一的人生观、社会观和社会科学方法。这种看法，显然是造成后人们把马克思主义仅仅理解为唯物史观的原因之一。但到了瞿秋白那里，情况发生了变化，这突出表现在他以唯物辩证法作为宣传介绍的重点，以“互辩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根本的世界观和主要的方法论，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说明宇宙间的一切，包括人生、人类社会及其历史。

首先，瞿秋白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乃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基础，只有唯物辩证法才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最根本的方法。

瞿秋白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社会观、历史观，同时也是自然观、宇宙观。而且，这两者是统一的。其统一的基础，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即“互辩的唯物论”。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还是宇宙观，在本质上都是关于物质世界及其运动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揭示了各种自然现象，在本质上都是物质的、运动的，而辩证唯物主义恰恰是揭示物质运动的最一般规律的。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对于宇宙、自然界、人类社会之统一的观点，统一的方法。何以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以及社会观是统一的呢?因为他对于世界里的一切现象，都以‘现代的’或互辩法的(Dialectical)——即第亚力克蒂的唯物论观点去解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所谓马克思的哲学。”

在瞿秋白看来，既然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既然马克思主义对现实世界的一切现象，包括社会现象都用辩证唯物主义去解释，那么，辩证唯物主义便理应成为一切科学，包括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他说:“宇宙间的一切现象，既然是永久动的，互相联系着的，社会现象亦是如此。所以，社会科学中，根本方法是互辩的唯物主义。”⁽⁶⁰⁾

瞿秋白的这些论述，把辩证唯物主义放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首要地位，它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性宣传介绍活动，已经发生了由历史唯物论到辩证唯物论的转移。从此，人们不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根本基础的完整体系了。其次，瞿秋白阐明了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乃是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并初步探讨了这些规律间的关系。他提出，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作为唯物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并不是互不相干的，而是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关系的，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着事物的运动变化。

综上所述，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介绍，始终是瞿秋白哲学理论活动的中心内容。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观的唯物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介绍宣传，克服前一时期只侧重于唯物史观的偏颇，是瞿秋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发展的重要贡献。不过，应该承认，瞿秋白哲学还有许多不足，从总体来说，除开真理观较为精细外，其余论述就不够准确，不够科学，比如物质观，就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唯物的观念虽然充分显示了，但未能很好的结合辩证的精神。在具体运动上，有时或多或少带有一些机械性。

瞿秋自在哲学上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分析研究了中国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较早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要由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思想。1923年6月12日他就在《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等文中，一再强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指导者的地位”。瞿秋白的理论活动，特别是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探索研究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所取得的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和发展，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瞿秋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介绍以及随之展开的研究、宣传唯物辩证法的高潮，弥补了前一个时期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只侧重于唯物史观的不足，使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有了近乎全面的了解。但是，这一时期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或著作还多为翻译作品，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结合上去全面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依然显得不足。与此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宣传工作还做得不够，对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文人的攻击，马克思主义者也还无暇展开批判。

二、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1923年瞿秋白由苏联回国，重办《新青年》作为共产党的理论季刊。在《新青年之新宣言》一文中，瞿秋白公开宣布《新青年》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具有鲜明确定的阶级性、党性、革命性，同时，又提出“当严格地以科学方法研究一切，自哲学以至于文学，作根本上的考察，综观社会现象之公律而求结论”，即科学性的方法论，他要求以科学革命性的方法论来研究问题、指导实践。在20年代，瞿秋白依据唯物史观评论过科玄论战，在此文中，又提出了自由与必然的哲学问题。也正是瞿秋白，这时候把“辩证唯物论”介绍到中国来。如上节所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首先获得接受、传播和打响的是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论，李大钊、陈独秀以及其他一些人是以这种历史观作为社会观、人生观来身体力行的。“故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亦可方为一种社会观”。但到了瞿秋白，则显然有所不同，他主要是以“互辩律的唯物论”(即辩证唯物论)来作为宇宙观和方法论来解说历史、社会、人生、革命。应该注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宇宙的根本是物质的动，动的根本性质是矛盾，是肯定之否定，是数量质量的互变，社会现象的根本是经济的(生产关系)动——亦即是‘社会的物质’之互变。”⁽⁶¹⁾“宇宙间的一切现象，既然是永久动的，互相联系着的，社会现象亦是如此。所以社会科学中，根本方法是互辩的唯物主义。”⁽⁶²⁾“所谓‘动’就是斗争，就是矛盾”，“所以斗争与矛盾(趋向不同的各种力量互相对抗)——是以规定变动的历程”。⁽⁶³⁾

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主要从日文、英文译著中了解马克思主义不同，瞿秋白主要是从俄文论著中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因此，比起马恩著作来，普列汉诺夫、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更成为其介绍、论证的主要依据。从历史唯物论(唯物史观)到辩证唯物论的重点转移，在一定意义上，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到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的某种变异和发展。即不再是从人类本体的历史进程角度而是从宇宙本体的存在角度来认识，解说，论证自然、社会、历史和万事万物。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变化。尽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已经有大量关于自然界各种辩证现象的描述、解释和论证，但它们多半是为驳斥杜林而表述的观点和作为材料的思考笔记，并不像唯物史观那样，真正自觉构建为系统的理论观点和严整体系。因此，不仅是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而且是对整个存在和意识，即做哲学的唯物论论证，固然是一次极大的扩展，但同时也带来某种外在框架公式的主观主义。这一点到斯大林《联共党史》中的《辩证唯物论》，从自然本体论推导出历史发展论，将马克思主义形式逻辑化、框架化、教义化，便变得极明显了。

这一切都影响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瞿秋白介绍用辩证唯物论来观察事物、研究世界，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的通俗宣传，的确在普及这种新的哲学世界观上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使得年青一代不必再像上代人那样，经由达尔文的进化论而走向唯物史观，而是直接由此而接受，信仰这既普遍适用又非常“科学”的对宇宙、自然、社会各种现象的解释，以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引导人生、参加革命的行动指南，并与其他各派现代哲学唯心论划分界限。这就是瞿秋白不同于李大钊陈独秀的贡献和特色所在。这一特色恰恰与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的哲学思想相吻合。

瞿秋白在文艺方面也提出了“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这显然是受了苏联拉普派的影响，尽管苏联后来清算了拉普派，但在中国并没作这种消除，瞿秋白当年的这一提法对于后来仍保持着重要影响，如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强调世界观指导创作方法，等等。这一点也与毛泽东的思想是相吻合的。

由于紧密地与革命实践同步行进，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主要便成为一种关于革命战略的理论学说，如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和前景，中国各阶级、各政治势力、各种政治主张的分析和各种文化思想的批判等等。

首先，应该指出，在强调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支持彭湃、毛泽东倡导的农民运动，和提出要重视武装斗争、军事力量这三个有关中国革命战略的关键问题上，瞿秋白也是承上启下的，即上承陈独秀、李大钊建党和“到民间去”的思想，下启毛泽东等人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和新主张。

“在党中央的领导中，瞿秋白是彭湃、毛泽东等从事农民运动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他热烈赞扬广东、湖南的农民运动是‘全国农民运动的先锋’……陈独秀、彭述之等都不赞成毛泽东的观点，这篇重要著作(指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党中央机关报《向导》上未能刊登完。瞿秋白则高度称赞毛泽东的意见……立即为之作序……交党中央宣传部主办的长江书局印单行本以便广为流传，指导农民运动的开展。他在序言里说……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他号召‘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上去奋斗”’。⁽⁶⁴⁾

支持农民运动，是与瞿秋白把反封建主义作为中国革命主要任务之一(另一为反帝)有关，这与张国焘等人夸大中国的资本主义力量从而低估反封建任务是不同的。如张国焘所回忆，“他(指瞿)……强调中国是宗法社会，革命的目的是反封建”。因而，瞿秋白由注意武装斗争进而重视武装农民，即把武装革命与民众运动(当时这二者都已存在)结合起来。“瞿秋白认为，既需要‘武装革命’，又需要‘群众运动’，应当把它们结合起来，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在北伐开始以后，瞿秋白愈加重视武装问题。他……强调说明，‘农民自己的武装现在更成紧急的问题了’，农民的问题只有‘实力斗争才能解决’。”⁽⁶⁵⁾

在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瞿秋白指出，新时期的首要任务‘是民众的武装暴动’，‘只有民众的武装暴动’创立真正的民众军队，建立工农贫民兵士代表会议的政府，才能解放工农，才能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⁶⁶⁾

在1927年12月瞿秋白写了《武装暴动问题》一文，指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显然到了工农武装暴动的时期……中国革命在斗争方式与发展形势方面，有极需注意的特点”。这些特点如“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而是“各省农民此起彼落的武装暴动”，从而“将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斗争策略，便是游击战争”，“游击战争必须进于革命地域之建立”和逐步“扩大”。这显然是对1927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武装在农村进行游击战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肯定和总结。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军事斗争战略，是瞿秋白在理论上首先概括出来的。

但是，也如同研究者所指出:“当然，瞿秋白当时还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农村包围城市’这一中国革命的根本道路问题。他实际上仍然没有摆脱城市中心的影响，重复了共产国际所认为的‘城市领导作用的重要性’。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是毛泽东等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步解决的。”

这也正是瞿秋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承上启下的地位所在。

瞿秋白是比较典型的近现代知识分子。他的文化教养、思想情感、观念习惯是中国士大夫传统与西方文化教养的某种混合物，而与毛泽东那种深深植根于中国农村的乡土特色很不一样。他之肯定农村、工农武装、军事斗争、游击割据，是纯理论认识的结论。他在运动和情感上，在任何程度和范围内能成功地实践和领导这种农民武装的军事斗争，便仍是问题。但从理性上认识和肯定这条革命道路，倒正好反映出，只要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机械地搬用十月革命经验或马、列的某几条原理作为依据，便能作出上述符合革命实际的论断和主张。这又无疑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起了作用，不必要抽象玄思，不必要搬用经典，从实际状况中概括出经验论的理性结论，并赋予它以清晰论证的理论形态，便足以指导行动了。瞿秋白在理论上这样做了，毛泽东却首先是在实践中这样做的。